他圍剿紅軍使大將資歷司令員被3個農民殺害，兒子回老家建紀念館

1968年夏威夷，剛剛在博士論文答辯結束的夏任長收到一封來自湖南桃江的信。信里只有一句話：“父親的故居年久失修，該修一修了。”這位留著啤酒胡的青年盯著那行字，許久沒有說話。誰能想到，寄信的那座小鎮，曾是他父親夏楚中少年放牛、練槍的地方，也見證過一名紅軍高級指揮官的殞落。

把時間往回撥到1935年初秋。湘鄂贛邊界的大幕阜山云霧繚繞，徐彥剛帶著僅剩不到千人的紅16師在山嶺之間跳動。對他而言，這塊峻嶺既是天然屏障，也是隱形枷鎖——敵軍四面鋪開的碉堡越筑越密，補給線被切得七零八落。

南京方面急得直拍桌子，蔣介石嗆聲：“速擒徐彥剛！”各路圍堵番號順勢改掛師長姓氏，“夏師”便是那支旗號最亮的鐵拳。其師長夏楚中，黃埔一期出身，北伐老兵，自認對山地戰了如指掌，誓要在贛北拿下一場“干凈漂亮”的殲滅戰。

8月7日拂曉，夏楚中主力從永修北側穿插，炮彈撕開晨霧，機槍聲像密雨甩在鵝公包的石壁上。徐彥剛的先頭團被壓在半腰林帶。山道狹窄，回旋余地幾乎沒有，戰士們只能用樹根綁炸藥、滾落巨石，硬生生堵住兩個團的沖鋒。晚上九點，傷員已排成兩列。徐彥剛的警衛員回憶過一句短促的對話：

“司令員，再拖就突不出去了。”

“拖一晚，天黑山霧大，能撤一個算一個。”

第二天凌晨，紅軍撕開第一道封鎖，主力向南口突圍。轉折點卻出現在炮火暫歇的半晌。徐彥剛左足中彈，被扶到煙包坳一間茅棚療傷。茅棚主人戴啟陣是理發匠，孤身一人，見傷員年輕，就留下鹽米，貼身照看。可山上的米缸翻空得太快，他只好隔兩日下山采購。

黃家三兄弟聞出不對勁。“師傅一個人能吃這么多？怕不是窩著什么人。”懸賞令早已貼滿縣城墻根：活捉徐彥剛賞銀圓2萬；首級1萬。黃盛茂盯著那枚巨額數字，眼里只有閃爍的白花花銀元。

8月25日夜，云居山霜重露涼。徐彥剛坐在灶前，衛生員整理藥包，警衛員倚門聽風。門板忽地一沉——牛角斧閃出寒光，兩斧落下，28歲的湘鄂贛軍區司令員殞命山棚。警衛員回抽刺刀，仍被亂刀逼退。黃家兄弟裹著血衣，一路抬尸下山，直奔永修縣城“領賞”。

賞金沒有傳言中的一萬大洋，每人只得100塊，被打發回鄉。國民黨報紙卻高調報道“民兵剪除匪首”，連版圖樣都夸張放大。三兄弟自知闖禍，逃往贛南山口。1949年鎮反開始，官方緝拿兇手，黃盛春和黃盛茂已在流亡中死于疫病，只剩黃盛彬伏法。

徐彥剛犧牲不到一年，夏楚中晉升中將，掛帥79軍。抗戰爆發，他又領第98師登滬戰場，吳淞口邊打得血海翻涌。抗戰勝利后，他升任集團軍總司令，卻在解放戰爭連戰連敗，1948年退往香港，1951年移臺，補上一頂“東部防衛司令”的帽子，漸漸淡出政治舞臺。五十多歲時，夫人李建平赴加拿大幫人帶孩子，維持龐大家計。

夏任長在加拿大完成醫學研究，拿到11項國際專利，可父親的履歷始終像暗影一樣跟著。他翻遍臺北舊檔案，挑出那段圍剿日記：8月11日，云居山再陷，匪首去向未明；13日，山民獻首級，斷定為徐匪彥剛。每翻一頁，爭議、血腥與榮耀混雜，他心里說不清是驕傲還是沉重。

1993年冬，他回到桃江武潭鎮大志村。老祠堂已坍半壁，祖墳前蓬蒿齊腰。鄉親看著這位“美國回來的博士”先是不敢說話，后來還是提起了云居山的舊事。“當年紅軍打土豪，我們家也分過田啊。”70多歲的村民提著旱煙，邊說邊嘆。

夏任長掏出一張稿紙，寫下八個字：“保留父輩，也紀念對手。”第二年，一座青磚黑瓦的樓院在稻田里落成，名曰夏楚中將軍紀念館。大門上沒懸戰功表，卻掛著父親的黃埔畢業照。展廳里，除北伐勛章、淞滬戰場照片，還放進了一張云居山地形草圖，旁邊是夏任長手寫的備注：“1935年，戰機與血滴皆落此圖。”

有人問，為何提起那位被殺的紅軍司令？館長——也是夏任長的堂弟——只給出一句玩笑：“歷史這口井，誰砸下一塊石頭都激起圈圈波紋，不提不代表不存在。”

徐彥剛的名字，在湘鄂贛許多烈士陵園里都刻著。云居山腳，一個被稱為“紅軍石”的小方碑旁，溪水潺潺。如今偶有游客詢問“那大將資歷的年輕司令員埋在哪兒？”老向導指著碑旁竹林：“就這片，山風一吹，竹影動得像他的戎裝。”

于是，故事繞了大半個世紀：圍剿者的兒子回鄉，用一座紀念館重修祖屋，也無意間替那段硝煙添了新的注腳。從云居山的硝煙到桃江的稻浪，戰功、悔恨、功過得失，都像館前那座老井的水面，偶爾有風，泛起漣漪，又慢慢歸于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