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內核與創新貢獻

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內核與創新貢獻

經濟發展

內容提要：新結構經濟學不僅是繼結構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后的第三代發展經濟學，更是對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場馬克思主義化的結構革命。新結構經濟學繼承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主張以具有物質第一性、各種經濟社會活動最小組成元素的資本、勞動和土地等要素稟賦及其結構作為觀察社會經濟現象的切入點，這些要素稟賦及其結構在一個經濟體的每一時點給定、隨時間可以發生變化，內生決定了該經濟體在該時點由產業和產業所用技術組成的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生產結構以及可能達到的生產力水平，進而決定了可以降低交易費用，使比較優勢從潛在變成實在、生產力達到其可能性邊界所需的基礎設施結構和上層制度結構。經濟發展的本質在于技術的不斷創新、產業的不斷升級以及新質生產力的不斷涌現。在這一過程中，需要“有效市場”，經由市場競爭形成能夠反映要素稟賦及其結構中各種要素相對稀缺程度的價格體系，引導企業按照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進入的產業和采用的生產技術；同時，也需要“有為政府”，克服各種市場失靈，解決根據比較優勢的變化進行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時先行者產生的外部性問題，以及完善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使比較優勢從潛在變成實在、生產力從邊界之內達到邊界的協調問題。新結構經濟學將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由于具有物質第一性的要素稟賦及其結構差異所導致的內生異質性的生產結構、基礎設施結構和上層制度結構的視角，引入到總結發達國家經驗、并以其各種結構為暗含前提的主流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之中，推動了基于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經驗的經濟發展、轉型和運行理論的結構革命。

關鍵詞：發展經濟學 新結構經濟學 結構變遷 有效市場 有為政府

我想借此機會向各位介紹新結構經濟學。新結構經濟學是作為第三代發展經濟學提出的，它強調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的經濟體系中各種結構有差異性，而且這種差異性是有原因的，也就是內生的。把結構的異質性和內生性引入之后，實際上是對當前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場結構革命，并涉及現代經濟學的各個子領域。

一、為什么提出新結構經濟學

新結構經濟學是作為第三代發展經濟學提出的。首先要回答的問題是：既然主流經濟學界已經有了盛行的發展經濟學，為什么還要提出新結構經濟學？任何理論不管是自然科學的理論或是社會科學的理論，其目的都是在于幫助人們認識世界、解釋觀察到的現象，并根據這種認識來幫助人們做出正確的決策，以更好地改造世界。如果現有的理論不能幫助人們認識世界，或是說在解釋現象時頭頭是道，但根據這個理論來行動時卻不能成功時，就需要對這些理論進行反思，并通過反思提出新的理論。

二、第一代發展經濟學的困境

發展經濟學興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當時，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擺脫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開始由自己國家主導推動工業化和現代化，希望趕上發達國家。為了幫助這些發展中國家，主流經濟學中出現了發展經濟學這一學科。第一代發展經濟學被稱為結構主義。當時，發展中國家的目標是“趕上發達國家”，結構主義認為，要使收入水平跟發達國家一樣高，生產力水平就必須跟發達國家一樣高。發達國家生產力水平高是因為擁有大規模的技術先進、資本密集的現代化產業，發展中國家所擁有的則是生產力水平低的傳統農業、簡單加工業。因此，結構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應該發展和發達國家一樣的現代化、大規模、資本密集的先進制造業。現代化的資本密集制造業需要大規模的投資，投資必須要有資本，資本來自于儲蓄。當時的研究發現發展中國家的家庭一般不愿意儲蓄，賺多少就用多少。從現代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提高利率通常會增加儲蓄意愿，可是在發展中國家，即使提高利率，一般家庭也不儲蓄。結構主義由此認為，這些發展中國家的人民由于傳統文化、生活習慣等結構性障礙導致市場失靈，對利率不起反應。當時宏觀經濟學盛行凱恩斯主義，強調政府的積極作用。受此影響，結構主義主張由政府直接動員資源、配置資源，由國有企業來發展這些現代化的、先進的制造業。在發展中國家沒有政府干預之前，這些現代化的機器設備等工業品大多需要從國外進口，現在要自己投資、生產，所以結構主義的政策主張也被稱為進口替代戰略。這種結構主義的理論對問題的診斷看起來很到位，其開出的藥方也很有說服力。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非社會主義的國家，普遍采用結構主義的政策來推動本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在第一代結構主義的發展經濟學指導下，發展中國家靠政府動員資源的直接投資，普遍會有5年甚至10年的由投資拉動的快速經濟增長，但當這些現代化的制造業建立起來以后，效率都非常低。英文里有一個詞“white elephant”，用來形容這些像白象一樣很大，但是，行動慢、沒有效率的項目。這些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和就業需求不斷增加。但是，經濟發展慢，效率低，就業機會少，失業率高，引發了各種社會、經濟危機。發展中國家發現，在第一代發展經濟學的指導下，不僅沒有趕上發達國家，反而因為各種危機，跟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所以，就認識世界而言，結構主義很有力量；但是從政策實踐的結果看，其跟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因此需要進行反思。

三、第二代發展經濟學與迷失的二十年

中國于1978年開始改革。到了20世紀80年代，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其他發展中國家，都在進行改革。發達國家則在60年代、70年代出現滯漲，盛行的凱恩斯主義無法解釋并解決這個現象，主流學界的反思促使主張市場作用的理性預期學派取代凱恩斯主義成為宏觀經濟學的主流，認為政府的功能應該限制在維護法治、社會穩定、國防安全和提供教育等，不應該干預市場的資源配置。結構主義的政府干預導致的經濟危機為主張由市場配置資源的新自由主義和主張私有產權的新制度經濟學提供了經驗和理論依據。從新自由主義和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來看，為什么發展中國家在政治獨立后的工業化、現代化效率那么低，跟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當時的看法是這些發展中國家在進口替代戰略下，由政府直接動員和配置資源，價格不是由市場決定，資源也不是由市場配置，并依靠有預算軟約束的國有企業來發展現代化產業；發達國家的價格則由市場決定，資源由市場配置，產業由私有企業經營，于是20世紀70年代在發達國家興起的新自由主義以及新制度經濟學成了第二代發展經濟學，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不好是因為政府失靈，政府對市場干預太多，發展中國家經濟想要發展好，就必須建立像發達國家那樣的現代化市場制度，主張推行“市場化、私有化、宏觀穩定化”的“華盛頓共識”，以“休克療法”一次到位建立市場有效運行的基本制度安排。這個理論對發展中國家為什么發展不好的解釋也非常有說服力。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的轉型，基本上是按照第二代發展經濟學的思路推進的，然而，這些理論雖然在解釋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時頭頭是道，但是按照這些理論的建議去轉型的發展中國家，不管是社會主義的蘇聯、東歐，還是拉丁美洲、非洲國家，經濟普遍崩潰，停滯，危機不斷。在新自由主義盛行的20世紀80年代、90年代，這些國家的平均經濟增長速度比在60年代、70年代結構主義盛行時還要慢，危機發生的頻率還要高，有些經濟學家將那20年稱為發展中國家“迷失的20年”。

四、成功經濟體的政策

一般從主流理論來看是錯誤的從二戰以后到現在，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陷入貧困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但是也有少數幾個發展中經濟體在這段時間內經濟發展得非常地快，縮小了跟發達國家的差距，甚至趕上了發達國家。這些經濟體絕大多數在東亞，尤其是“亞洲四小龍”。研究者發現這些成功的東亞經濟體在上世紀60年代、70年代沒有按照當時盛行的結構主義去發展跟發達國家一樣的先進現代化制造業，而是從傳統的、勞動力密集的小規模制造業開始進行工業化。當時的看法認為，發達國家發展的現代化制造業生產力水平那么高，傳統的、落后的、小規模的制造業生產力水平非常低，如果以這種低生產力的產業來推進工業化，怎么能趕上發達國家？因此這被視為一條錯誤的發展路徑。而且結構主義主張進口替代，東亞四小龍推行的則是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從當時主流的理論來看這樣的政策是錯誤的。但是這些經濟體取得了穩定快速的發展，變成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縮小了跟發達國家的差距，甚至趕上發達國家。20世紀80年代，社會主義國家開始轉型時，當時的看法是計劃經濟不如市場經濟，要向市場經濟轉型，應該按照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倡導的“華盛頓共識”，以“休克療法”建立起現代化市場所需要的制度安排。于此同時，中國、越南、柬埔寨，還有在20世紀70年代初就開始轉型的非洲小島國毛里求斯，從政府主導的進口替代戰略轉向市場經濟時沒有采用盛行的“休克療法”，而是推行“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既保留政府的干預，又放開市場的資源配置，采取政府跟市場兩只手都存在的漸進、雙軌的轉型。當時認為，政府主導的計劃經濟不如市場經濟，而政府配置和市場配置并存的“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由于政府的價格低，市場的價格高，會有尋租、腐敗，導致資源的配置比原來還差，這種雙軌經濟會比計劃經濟還要糟糕。但是，40年過去了，在轉型中國家能維持穩定和快速發展的，恰好是那些推行了當時被認為是錯誤的轉型路徑的國家。這些少數成功的發展中經濟體有若干共同的特性。首先，它們都建立了市場經濟體系，比如“亞洲四小龍”，或者像中國從政府主導的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所以如第二代發展經濟學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那樣，市場很重要；其次，這些經濟體還有一個特點，政府的作用都特別大，像第一代發展經濟學結構主義所主張的那樣。這些成功的發展中經濟體既有結構主義的影子，也有新自由主義的影子，但是它們推行的既不是結構主義的政策，也不是新自由主義的政策。理論的作用在于幫助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從認識世界的角度看，那些主流理論都很有說服力，但從改造世界的實踐來看，按照主流理論建議實施的政策大多未能取得成功，而少數成功經濟體所推行的政策，從當時主流的理論來看則是錯誤的。所以，我們需要反思，發展中國家發展和轉型成功的道理到底是什么？這是我進行自主理論創新，開展新結構經濟學研究的原因。

五、回歸亞當·斯密的研究方法

在提出新結構經濟學時，我主張應該回歸亞當·斯密。一般所謂“回歸亞當·斯密”，是回歸到《國富論》里的觀點，比如依靠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配置資源，用分工來提高生產力等等。我則主張回歸到亞當·斯密得到這些觀點的研究方法。亞當·斯密的研究方法體現在《國富論》一書的全稱《國民財富的本質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中。他通過探究17、18世紀英國及歐洲其他快速發展國家財富增長的本質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形成了《國富論》的觀點。作為老師，“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作為學習者在學習、研究上也是如此。實際上，亞當·斯密之后的現代經濟學的發展與理論創新，基本上遵循了亞當·斯密的研究方法，了解新的或未被解釋的現象的本質，探索背后的決定因素，進而提出新的解釋與認識，而非直接套用現有理論，或對現有理論做拓展來解釋現象。我所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同樣是回到對現代經濟增長本質和原因的探索，而不是簡單套用現有的理論或在現有的理論上做延伸。

六、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是結構變遷

發展中國家最重要、最值得關切的問題是如何發展經濟，如何趕上發達國家。在18世紀工業革命之前，全世界基本上均處于農業經濟階段，人類社會總體處于長期的低水平均衡狀態，亦可稱為“馬爾薩斯陷阱”，當時經濟以農業為主，技術創新緩慢，生活水平低，人均預期壽命大約在35歲左右。一旦社會穩定、人口增長加快，有限的土地資源便難以支撐不斷擴張的人口規模，從而引發糧食短缺、饑荒甚至戰爭。饑荒與戰爭使人口減少，人均耕地與人均糧食產量再次增加，從而再次帶來人口增加，經濟增長成果不斷被人口增長所抵消，人類由此陷入“馬爾薩斯陷阱”的循環之中。直到18世紀工業革命以后，從英國開始，西歐國家出現了快速增長。根據經濟史學家的研究，18世紀之前，經濟增長速度平均每年只有0.05%，人均GDP翻一番需要1400年；而在18世紀至19世紀中葉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后，人均GDP的增長從原來0.05%提高到1%，較此前水平提高了近20倍，人均GDP翻一番所需要時間也從原來的1400年縮減到70年。隨著第二次、第三次工業革命，率先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其人均GDP年增長率進一步提升到2%，人均GDP翻一番所需要的時間進一步縮短至35年，這是現代經濟增長。現代經濟增長是工業革命的產物，最早出現在西歐國家，后來拓展至其海外殖民地，世界上其他未能及時融入這一軌道的國家，仍然停留在傳統農業經濟或初級產品的生產結構之中，而率先實現工業化的國家，生產率持續提升、資本不斷積累，所以工業化先行國家與后發國家之間的生產率和收入差距就越來越大，從而出現了持續至今的“大分流”現象。總體來看，從前現代社會的低速增長到現代經濟增長，其分水嶺在于工業革命的發生。工業革命催生了率先實現工業化的先行國家，這些國家通過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相關的基礎設施與制度安排也隨著不斷完善，由此形成現代經濟增長。其本質是結構變遷驅動生產力與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為分析該現象，我以強調物質第一性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基礎，采用新古典經濟學即現代經濟學的方法，研究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及其決定因素，也就是采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沿著亞當·斯密所講的研究現象的本質及其決定因素的思路，考察18世紀以來，經濟快速增長背后的經濟結構發生了怎樣的變遷？其決定因素是什么？影響是什么？

七、新結構經濟學的命名與核心假說

按照現代經濟學的命名方式，運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研究農業的理論稱為農業經濟學，研究金融的理論稱為金融經濟學，由于我是以現代經濟學方法研究結構與結構變遷的決定因素及其影響，由此提出的理論應當命名為結構經濟學。但是，因為第一代發展經濟學是結構主義，為區別于結構主義，故將該理論以“新結構經濟學”命名。前面提到，新制度經濟學現在非常盛行，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就是新制度經濟學家，為什么叫新制度經濟學？事實上，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諾斯，早在20世紀60年代，便開始運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來分析制度及其變遷問題，因此，這本應該稱為“制度經濟學”。然而，美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曾存在一個制度學派，該學派采用的方法與主流新古典經濟學方法存在顯著差異。為區別于制度學派，諾斯等人等人的研究便被稱為“新制度經濟學”。新結構經濟學的“新”和新制度經濟學的“新”上有共同含義，都是為了區別于相同研究對象但使用不同研究方法的理論學說。新結構經濟學主要的理論內涵在于，從要素稟賦及其結構出發解釋一國經濟發展水平及各種結構的內生形成機制和影響。新結構經濟學認為，在任何一個給定時點上，一個經濟體可達到的生產力水平，取決于該時點上由各種產業以及各產業所使用的技術組成的生產結構。生產結構并非外生給定，而是由在每一時點上給定、并隨時間可變的、作為各種社會經濟活動最小組成元素且具有物質第一性的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所內生決定。不同的生產結構對應不同的產業和技術類型與特征，其規模特性、風險特性、市場交易特性等均存在顯著差異，因此，需要與之相適配的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才可以使得生產結構所決定的生產力水平得以充分釋放。即生產結構決定了可能達到的生產力水平，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則通過影響交易費用，決定生產力的潛力能否充分釋放。這就是新結構經濟學基本的核心假說。這一核心假說背后的邏輯根植于對要素稟賦及其結構的認識。任何經濟體在任一時點上，都擁有一定數量的土地、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這些生產要素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們屬于“第一性物質”[2]，是一切社會經濟活動的最小組成元素。無論農業生產、工業制造還是服務業活動，都需要有土地、勞動與資本等要素的投入。一個國家、社會在一個時點上擁有的土地、勞動與資本等要素稟賦，實際上是該經濟體在那個時點可以進行各種活動的總預算。經濟社會的各種活動都需要土地、勞動與資本，因此，其所擁有的土地、勞動與資本決定了生產或社會活動可達到的規模。同時，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其土地、勞動與資本的相對稀缺性存在差異，不同的相對稀缺性決定了要素的相對價格不同。因此，在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由于要素稟賦結構不同，要素的相對價格不一樣，選擇的生產活動（產業）就會不同；即便選擇相同的生產活動，所采用的技術也會不同。相對價格的重要性在于，要素稟賦及其相對稀缺性會通過價格機制影響社會經濟生產活動的類型與資源配置方向。當某一生產活動高度依賴土地而所需要的資本投入較少時，在土地相對充裕、土地價格相對低的國家，土地密集的產品就具有比較優勢。反之，對于資本投入需求較大、土地與勞動力投入需求較少的生產活動，在資本豐富的國家生產成本較低，從而具有比較優勢。因此，要素稟賦及其結構通過決定一國在不同生產活動上的成本，進而決定該國的比較優勢。換言之，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決定了一個國家在哪些產業上具備潛在的比較優勢。之所以稱之為潛在的比較優勢，是因為市場競爭是總成本的競爭，而總成本由要素生產成本和交易費用兩部分決定，其中交易費用又取決于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決定要素生產成本，如果遵循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決定的比較優勢進行生產活動，則該生產活動具備潛在比較優勢；若要將潛在比較優勢變成實在比較優勢，則還必須有適宜的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降低交易成本進而保證總成本最低。適宜的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內生于由特定發展階段的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所決定的生產結構。不同生產結構對應不同的規模、風險與交易特征，因此，需要有與之相適應的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當基礎設施與制度安排與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所決定的生產結構相匹配時，交易成本較低，總成本才會最低，潛在比較優勢才能轉化為實在比較優勢。這正是新結構經濟學的核心邏輯。

八、企業自生能力與發展的最好方式

在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微觀概念，即企業的“自生能力”（viability）。所謂企業自生能力，是指一個正常經營的企業，在開放、自由競爭的市場中，不需要外部的保護補貼就能預期獲得社會上可接受的正常利潤率的能力。一個正常經營的企業如果所在的產業和所用的技術符合所在經濟體的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就可以有最低的生產要素成本，同時如果其所在的經濟體有合適的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其交易成本會最低，從而會有最低的總成本。當一個企業在國內、國際市場上都有最低的總成本，就有競爭力，就能夠在沒有政府保護補貼的情況下，通過正常經營獲得社會上可接受的利潤率，這樣的企業才有“自生能力”。反之，如果一個企業所在的產業及其所用的技術違反由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其生產成本較高，或是在缺乏適宜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的情況下，其交易費用較高。這兩種狀況下的企業在市場競爭當中所獲得的利潤率必然會低于按照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和技術、且具有良好的基礎設施和配套制度的企業。不管這個企業在國內市場還是國際市場，除非有政府或其他機構的保護補貼，否則在競爭的市場中會因為沒有“自生能力”而被淘汰。 “企業自生能力”是新結構經濟學的微觀分析基礎，是新結構經濟學的一個標識性概念。我們研究經濟發展的目的，歸根結底在于推動收入水平的持續提高。根據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收入水平的持續提高依賴于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而生產力水平的持續提升，必須依靠持續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來實現，即通過向資本更為密集、更為深化的生產結構升級，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由于生產結構內生于要素稟賦及其結構，因此，要從生產力水平較低、勞動力與土地密集型的產業，轉向資本與技術更為密集的產業，其前提是具有第一性物質特性的要素稟賦及其結構發生變化。具體而言，這一轉變需要通過持續的資本積累，使經濟體從資本相對短缺轉變為資本相對豐富，換言之，勞動力和土地相對豐富的經濟體，隨著資本的不斷積累，土地和勞動力會逐漸變得相對稀缺。當要素稟賦及其結構發生這樣的變化時，經濟體的潛在比較優勢也隨之發生變化，新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便可能成為更具競爭力的發展方向，從而為生產率水平的提高和收入水平的持續增長創造物質條件。要將潛在的生產力水平釋放出來，必須把潛在比較優勢轉化為實在比較優勢，正如歷史唯物主義的主張，必須根據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所決定的生產結構，不斷完善與之相適配的基礎設施以及制度安排，使生產力充分釋放。由此，經濟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產業結構不斷升級，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進而帶動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根據這一分析可以發現，提高收入水平的根本路徑在于提高生產力水平，而生產力水平的提升，又依賴于要素稟賦及其結構、生產結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的持續優化與完善。從更為根本的意義講，這一切都建立在最為微觀的“第一性物質”的要素稟賦及其結構的不斷積累和變動的基礎上。也就是說，經濟發展必須通過持續的資本積累，使經濟體從資本相對短缺逐漸轉變為資本相對豐富。那么，如何實現資本由相對短缺向相對豐富的轉變？最好的方式就是按照每一時點上的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所決定的潛在比較優勢選擇產業和技術，同時提供合適的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如果能夠遵循這一路徑，經濟就會有競爭力。此時總生產成本最低，企業就能夠在國內、國際市場上獲得更大的份額，從而創造更多的經濟剩余。同時，在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領域進行投資，資本回報率通常最高，儲蓄的意愿也就會最高，資本積累的速度就會最快。當資本積累速度最快以后，要素稟賦及其結構中資本深化的速度、比較優勢變化的速度、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速度、經濟發展的速度就有可能會最快。

九、“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必要性

在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經濟增長需要依靠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以此來不斷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所謂技術創新，是指在下一期生產過程中所使用的技術高于當前水平，而產業升級則是進入到附加值更高的產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路徑上存在顯著差異，發達國家的技術與產業通常處于世界前沿，其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必須依靠自主發明新的技術、開辟新的產業領域。相比之下，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和產業與世界前沿仍存在一定距離，可以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并再創新，將其作為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重要來源。此時，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中具備“后來者優勢”。當發展中國家能夠有效利用后來者優勢，其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成本和風險通常會顯著低于發達國家，從而能夠實現更快的經濟增長速度，逐步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發展差距，最終在一定條件下實現對發達國家的經濟趕超。企業家如何根據上述理論來做進行決策呢？企業家的目標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并不直接關注某一產業或是技術是否符合比較優勢。因此，關鍵問題在于如何使企業家在追求利潤的過程中，自發地按照新結構經濟學所強調的原則，即按照每個時點的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所決定的潛在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和技術。這就需要相應的制度安排來進行引導與保障。這一制度安排的核心是要素相對價格能夠真實、準確地反映該時點上要素的相對稀缺性。也就是說，如果資本相對短缺、勞動力和土地相對豐裕時，資本的價格應該相對較高，而土地跟勞動力的價格應當相對較低；反之，如果資本相對豐富、勞動力和土地相對短缺時，工資水平和土地價格就會相對較高，而資本價格相對較低。那么，如何形成能夠真實反映要素相對稀缺性的價格體系？未來人工智能等技術是否會帶來新的機制，尚未可知。但就目前認識，唯一能夠持續提供這種價格信號的制度安排是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體系。只有依靠市場競爭來決定各種要素的價格，才能使這些價格充分反映一個經濟體要素稟賦的相對稀缺性。當市場機制形成這樣的價格信號時，企業家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過程中，基本上就會按照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與技術。也就是說，在一個資本相對短缺、勞動力相對豐富的國家，有這樣的價格信號，企業家為了實現自身利潤最大化，就會進入到那些多用勞動力、少用資本或多用土地少用資本的產業，也就是勞動密集型或土地密集型產業。當企業進入這些產業以后，企業就會使用需要較多勞動力或土地、較少資本的技術來生產，從而形成以勞動力密集型技術或土地密集型為主的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正是該階段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潛在比較優勢的具體表現。反過來，當資本不斷積累，資本由相對短缺逐漸轉變為相對豐富，而勞動力和土地變得相對稀缺時，要素相對價格也會隨之發生變化：勞動力的工資或地租的水平不斷上漲，而資本的價格不斷下降。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家為實現利潤最大化，就會更多地在現有產業使用資本替代勞動或土地來生產，并逐漸轉向那些更多使用資本、相對節約勞動力或土地的產業，也就是資本密集型產業，從而推動生產結構向資本更加密集的方向發展。總之，只有在一個能夠充分反映要素相對稀缺性的有效市場中，企業家才能依據價格信號做出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與技術選擇，因此，市場是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的必要制度前提之一。政府在這一過程中同樣具有重要作用，因為我們所討論的并不是一個靜態的資源配置問題，而是一個動態的結構變遷過程。隨著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化，生產結構會進行相應的升級，某些在特定階段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可能會逐漸失掉比較優勢，同時，新的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也會不斷涌現。然而，這些產業會不會變成具有實在比較優勢的產業？首先取決于是否有先行的企業家愿意承擔風險，進入到新的、資本更加密集的產業，并采用相應的新的、資本更加密集的技術。新產業、新技術的探索具有不確定性，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如果企業家的嘗試失敗，就必須承擔全部失敗成本，但這一過程同時向市場傳遞了重要信息，即該產業或技術在當前條件下可能并不合適，從而使后來者能夠避免同樣的錯誤，減少試錯成本。相反，如果先行企業家取得成功，就會吸引更多企業進入該產業領域，其利潤會迅速被競爭所稀釋。所以，無論成功或失敗，先行企業家都會為后來者提供有價值的信息，這就是典型的外部性。但在這一過程中，先行者卻往往需要獨自承擔失敗的全部成本，而其一旦成功，其創造的價值往往會被后來者共享，但其自身卻沒有獲得與付出成本對等的收益。在這種情況之下就必須對先行企業家有一定的激勵與補償。先行者創新所帶來的外部性，僅靠市場機制難以有效解決，需要政府通過適當的政策安排加以引導和支持。另外，先行企業家的成功與否，除了取決于先行企業家自身的判斷，還取決于是否有合適的可以降低交易費用的基礎設施與制度安排。而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的完善需要多方協調，其中相當一部分公共品需要政府提供或組織實施，也容易出現不同形式的市場協調失靈。因此，必須發揮有為政府的作用，根據要素稟賦及其結構和比較優勢的變化因勢利導，鼓勵企業家進入新的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并通過基礎設施與制度安排完善，幫助這些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實在比較優勢，使得企業在市場上具有競爭力。這正是新結構經濟學強調“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的重要原因，亦是其能更好地分析與解釋經濟發展內在邏輯的關鍵所在。作為第三代發展經濟學，新結構經濟學為理解發展中國家的結構變遷與發展轉型路徑提供了更具解釋力的分析框架，也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啟示。

十、成功經濟體的特征與新結構經濟學的“處方”

2008年我到世界銀行擔任首席經濟學家時，世界銀行發布了一份關于經濟增長的重要報告。為開展這項研究，世界銀行專門設立了一個“增長委員會”。委員會包括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分別是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與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同時，還包括二十多位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問題十分熟悉并曾經參與或負責所在國家經濟政策制定的官員型經濟學家。增長委員會的研究重點是探究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經濟發展經驗。在全球將近200個發展中經濟體中，委員會發現有13個經濟體表現突出：這些經濟體都取得了持續了25年甚至更長時間年均7%或以上的經濟增長。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自19世紀中葉以來，發達國家人均GDP年均增長率約為2%，加上1%左右的人口增長，發達國家整體經濟增長率約為3%。因此，如果一個發展中經濟體能夠以7%或更高的速度增長，就意味著其增長速度是發達國家的兩倍甚至更高。以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表現為例，其增長速度實際上長期保持在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3倍，如果這樣的增長能夠持續25年或更長時間，就能夠顯著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增長委員會發現，這13個成功的發展中經濟體擁有5個共同的特征：第一，都是開放經濟；第二，宏觀都相對穩定；第三，都有高儲蓄、高投資；第四，都有有效的市場經濟體系，包括本來就是市場經濟或是逐步轉向市場經濟（如中國）；第五，都有積極有為的政府，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發揮了重要的引導與推動作用。增長委員會在2008年正式發布報告以后，在發展中國家引起了廣泛關注與積極反響。許多國家認為，這份報告為理解經濟增長提供了重要的經驗總結，也為發展中國家尋找成功的發展路徑提供了有益啟示。因此，增長委員會主席Michael Spence此后經常受邀到各國演講，并為相關政府提供政策咨詢。但是一些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在與Michael Spence交流時提出一個關鍵問題：根據增長委員會發布的報告，發展中國家該如何制定具體的發展政策？對此，Michael Spence的回答是，報告所總結的這5個特征，只能被視為經濟增長的“ingredients”，也就是發展的“藥材”，而非“處方”。我想大家都知道，只有藥材沒有處方，是無法真正治病的。同樣一種藥材，在某種條件之下是補藥，在另外一種狀況下，或劑量不同的情況下，也可能變成毒藥。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沒有處方，即如果缺乏對這些經驗背后內在機制和適用條件的深入理解，那么這個報告所總結的經驗雖然有啟發意義，但對于發展中國家真正“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幫助仍然非常有限。那么，經濟增長的成功究竟有沒有“處方”？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來看，答案是肯定的。新結構經濟學所開出的處方是按照一個經濟體在每個時點上的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和技術。如果遵照比較優勢來發展，需要兩個必要的制度前提：一是存在有效的市場，能提供反映要素稟賦相對稀缺性的正確價格信號；二是擁有有為的政府，來幫助企業家克服各種市場失靈。這正對應增長委員會所總結的五個共同特征中的第四項和第五項。其他三個特征其實是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的結果。首先，如果一個國家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其產品具有國際競爭力，因此一定會多生產并增加出口；相反，那些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品就減少生產，而更多依賴進口，貿易在經濟中的比重就會高。而如果采取違反比較優勢的發展策略，本該進口的產品自己發展，減少了進口，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得不到資源，發展不起來，減少了出口，貿易在經濟中的比重就會受到抑制。所以，發展好的國家的“開放”是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的結果。其次，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的產業，企業有自生能力，具有較強的市場競爭力，自發性經濟危機發生的概率會相對降低。與此同時，按照比較優勢經濟發展快，財政稅收多，又不用去補貼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政府可用的資源就多，同時出口多，外匯儲備也會多，當外部沖擊出現時，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這樣的政府往往具備更強的逆周期的調控能力，因而宏觀經濟就相對穩定。反之，如果違反比較優勢發展產業，經濟發展慢，財政稅收少，企業缺乏自生能力，靠政府保護補貼來生存，容易有來自內部的危機，同時，出口有限、外匯儲備不足，政府采取逆周期調控的能力和空間有限，宏觀經濟更容易受到沖擊而陷入動蕩。因此，宏觀穩定實際上也是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的結果。第三，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就有競爭力，能夠創造更多的經濟剩余，同時，資本的回報高，就會形成高儲蓄與高投資的增長格局。相反，如果違反比較優勢發展，產業發展創造的經濟剩余十分有限、投資的回報率較低，儲蓄和投資的意愿都會較低，經濟增長的動力也隨之減弱。因此，從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視角，增長委員會所總結的5個特征存在內在的邏輯關系：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是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的制度前提，而開放經濟、宏觀穩定以及高儲蓄高投資則是遵循比較優勢發展所產生的結果。這樣不僅能夠解釋增長委員會所觀察到的特征事實，也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更為清晰的發展“處方”。

十一、對發展失敗與成功經驗的再解釋

第一代發展經濟學結構主義認為，發達國家生產力水平高，是因為有現代化的制造業；如果一個國家主要依靠傳統農業或是簡單加工業，則生產力水平較低。結構主義觀察到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結構差異，并認識到這種結構差異與生產力水平之間存在密切關系。基于此，結構主義對發展中國家的建議是，必須大力發展現代化制造業，以提高生產力水平。然而，僅依靠市場機制難以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發展，因此其進一步強調市場失靈，并主張通過政府干預來推動工業化。從表面看，這一解釋似乎具有較強的說服力。但基于這一理論所提出的政策建議，存在一個誤區，即忽視了生產結構實際上是內生于要素稟賦及其結構的。對于資本相對豐富的發達國家，這些資本密集型的現代工業，符合其比較優勢；而對于資本相對短缺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如果依據同樣的生產結構來選擇產業和技術，就違反自身的比較優勢，導致企業沒有自生能力。結構主義主張發展中國家直接發展與發達國家類似的現代工業結構，卻沒有充分考慮兩者在要素稟賦上的差異。實際上，當時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家庭儲蓄少，企業并不愿意投資于這些高度資本密集型的產業。我認為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這些國家的生產力水平普遍較低，經濟剩余非常有限，產出往往僅能維持基本生活。這種情況之下，即使提高利率，也難以形成足夠的儲蓄，因為人們首先滿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因此，根本上來看，這并不是市場失靈，是在資本短缺的要素稟賦及其結構之下，經濟體本身缺乏大規模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物質基礎。其次，即便在政策推動下勉強進行投資，由于這些產業并不符合該國的比較優勢，其生產成本往往明顯高于發達國家的同類產業，因此不具備市場競爭力，難以在市場上獲利。換言之，一方面企業缺乏投資能力，另一方面也缺乏投資意愿。所以當時出現的“市場失靈”，實際上是由于發展的主導產業違反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造成的結果。但當時的理論框架，未能充分認識生產結構的內生性問題。在此背景下，由進口替代戰略所扶持的產業，其企業并沒有自生能力。既然企業缺乏投資意愿，政府若希望其進入這些產業領域投資，就必須提供各種保護和補貼；而且企業投資之后，其生產成本仍然高于發達國家，政府必須不斷提供保護補貼維持其生存。這些產業當時被稱為“幼稚產業”、“嬰兒產業”，必須長期依賴政府的保護補貼，很難真正成長起來，從而長期停留在“嬰兒狀態”。在這樣的制度安排下，資源配置發生扭曲，依靠保護補貼經營的企業，會不斷向政府尋求更多的保護補貼，并聲稱如果缺乏進一步的保護補貼，這些現代化產業就無法維持。由此產生很多尋租行為，一些企業甚至通過游說或賄賂政府官員來獲取更多政策資源，從而滋生腐敗現象。所以，當時很多發展中國家出現的資源錯配、尋租腐敗現象，實際上是忽視自身物質基礎、試圖通過復制發達國家產業結構實現趕超的發展戰略所造成的結果。那么，少數取得成功的東亞經濟體為什么能夠實現快速發展？關鍵在于，它們在發展初期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這些產業符合當時發展中國家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這些在發達國家則不符合比較優勢，故其生產成本比發達國家低，如果政府能夠充分發揮因勢利導作用，提供合適的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交易費用也會低，企業的總成本就會低，從而具備市場競爭力，產品可以出口到發達國家，占領發達國家一定的市場份額。由于產業符合比較優勢，企業有競爭力，就能夠創造較多的經濟剩余，利潤率相對較高，投資的回報也高，從而實現資本的快速積累。隨著資本的不斷積累、要素稟賦及其結構不斷發生變化，這些經濟體就可以按照要素稟賦及其結構和比較優勢的變化，利用“后來者優勢”，以較低的成本實現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因此其發展的速度也會比發達國家快。這樣差距不斷縮小，最終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正是在這樣的動態結構變遷過程中，一些東亞經濟體最終實現了從發展中經濟體向發達經濟體的跨越，這也是東亞經濟體取得成功的原因。

十二、為何華盛頓共識失敗和漸進雙軌制改革的優勢

進一步地，華盛頓共識為什么在許多轉型與發展中國家未能取得預期效果？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只看到這些轉型中國家政府的干預與扭曲，卻不知道這些干預與扭曲存在的原因。如前所述，在進口替代戰略或重工業趕超的情況下，這些國家所發展的產業往往違反其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企業沒有自生能力，政府所提供的保護補貼以及各種行政干預，實際上是內生的制度安排，其所造成的扭曲亦是內生形成的，目的是維持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生存，并支持那些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得以建立。如果按照華盛頓共識的主張，一次性把市場扭曲全部取消，那么原來在保護和補貼條件下建立起來的資本密集型產業難以繼續存活，大量企業可能破產，從而帶來嚴重的失業問題，對社會穩定造成沖擊。此外，在一些關鍵領域，也很難通過私有化消掉扭曲。比如說電力、電信等基礎產業是每個國家不可或缺的，但這些產業沒有政府保護補貼很難正常運行。再如一些跟國防安全相關的產業，雖然其資本高度密集、違反當時的比較優勢，但如果沒有這些產業，國家安全難以保障。即使進行私有化，政府同樣需要給予保護補貼支持其運轉。而且，私有化以后，企業反而可能利用其所承擔的、國家需要的政策性負擔為理由，向政府尋求更多的保護補貼，從而導致更高的尋租和腐敗。這是很多國家“休克療法”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第二個主要原因在于，華盛頓共識主張政府應當保持有限職能，除了教育、國防、安全、法律、社會秩序外，政府不應該干預任何事情，政府尤其不應該針對特定的產業提供任何支持，即反對產業政策。然而，一旦完全否定產業政策，在經濟結構轉型過程中就會出現一些重要問題。一方面，原有的產業在失去政府保護補貼后，可能迅速衰退甚至消失，即使政府仍然對其中部分環節繼續提供保護補貼，其規模也會明顯縮小。另一方面，新的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如果缺少政府的因勢利導，包括給先行企業家提供激勵、完善適宜的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等，也很難順利發展起來。在此情況下，舊產業萎縮、新產業又難以形成規模，推行“休克療法”的國家就普遍出現了過早的“去工業化”現象，經濟表現自然更差。相比之下，中國采取的漸進式“雙軌制”改革反而取得了更好的效果，其基本思路可以概括為“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一方面，對于原來的資本密集產業，雖然認識到它們違反比較優勢，企業缺乏自生能力，但由于它們對國家安全和經濟運行至關重要，所以必須通過繼續提供保護補貼，維持經濟社會的總體穩定。另一方面，對于新的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改變過去不準進入的政策規定，在改革進程中不僅允許進入，而且通過設立工業園、加工出口區以及經濟特區等方式，在局部范圍內率先改善基礎設施與制度安排，促使符合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迅速轉化為實在的比較優勢產業，從而迅速形成市場競爭力，維持經濟社會的總體穩定的同時，推動經濟快速發展。隨著具備比較優勢產業的快速發展，資本積累迅速提高，要素稟賦及其結構發生資本深化，使得原來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逐漸變為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一旦符合比較優勢，企業具備自生能力，政府就可以逐步減少并最終取消原有的保護補貼。經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了持續40年的快速資本積累，原來違反比較優勢的重工業實際上已經變成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就不再需要繼續提供保護補貼，取消原來的各種政府干預、價格扭曲等，使市場得以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當然，經濟發展是一個結構不斷升級變遷的過程，在新的結構轉型過程中，仍然會有很多新的市場失靈出現，因此，政府需要繼續發揮積極“有為”的作用。綜上所述，這就是為什么漸進雙軌制這一當時被認為最為低效的、甚至比計劃經濟更糟糕的制度安排，在實踐中反而更為有效的原因。

十三、主流經濟學 “暗含結構”的困境

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大多是對發達國家經驗的總結或是為了解決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和運行中所面臨的問題而存在的。這些理論基本上是以發達國家的結構作為給定的暗含結構，這種認識忽視了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在經濟結構上的根本差異。由于新古典經濟學將發達國家的結構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結構，以宏觀經濟學為例，大量理論模型都是所謂的單部門模型（one-sector model），即整個經濟只有一個部門，有時甚至只包含一種生產要素，比如人力資本。在這種只有一個部門、一種生產要素的理論模型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不存在質的差異，最多是數量上的區別。有些理論雖然在形式上引入了結構，比如在國際貿易理論中區分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本密集型產業，但在模型設定中仍然假定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產業擁有相同完全的產業體系，只是資本數量有所不同，從而表現為資本密集型產業多少的問題。然而，從現實情況來看，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不僅僅是產業數量的差別，更重要的是產業結構存在差異，比如許多在發展中國家存在的產業，在發達國家不存在；反之，很多發達國家存在的產業，在發展中國家也不存在。所以現代的主流經濟學以發達國家的結構為暗含結構，這種暗含結構在理論模型中可能是一維的，例如，單部門模型，也可能是二維的，例如同時包含勞動密集型產業與資本密集型產業，但現代的主流經濟學通常假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只是在資源稟賦或規模上存在差異，而忽視了不同發展階段國家在要素稟賦結構與產業結構上的根本差別，使得總結于發達國家經驗的理論運用在發展中國家時不可避免地經常出現“南橘北枳”的問題。辯證唯物主義強調物質第一性，把物質第一性運用在人類歷史發展的研究時，形成了歷史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因此，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中，經濟基礎具有第一性的決定作用。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經濟基礎包括生產力與由生產力決定的生產關系。因此，和生產關系比，生產力具有第一性的作用。然而，生產力是由什么因素所決定的？這一問題基本上沒有被解釋。習近平總書記在闡述新質生產力時指出新質生產力以產業為載體，經濟體的生產力水平實際上取決于其生產結構中的產業和產業所用的技術，如果經濟結構以傳統農業或加工業為主，則生產力水平較低，如果轉向資本密集型技術或先進制造業，生產力水平則會顯著提高。當生產力水平低的時候，勞動者的工資也較低，其生活一般接近基本生存線。在這種情況之下，勞動者有工作才能生存，沒有工作就無法維系生存；而資本家可以靠財富來生活，并不會面臨生存危機。在這種狀況之下，無論是企業主還是地主，任何資本家在與勞動者在談判的時候，均處于有利地位。勞動者一旦失去工作就難以維持生計，所以其議價能力較弱；而資本家可以用財富來生存，因此在工資談判中占據主導地位，勞動者工資會被資本家壓低，所創造的剩余也更容易被占有。隨著經濟的發展，資本不斷積累，生產結構逐漸向資本更加密集的方向演進，工資水平逐漸增高。當工資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勞動者會有儲蓄，有儲蓄以后，勞動者可以在三個月、半年甚至更長時間內暫時沒有工作，也能夠維持基本生活。相反，如果資本家不雇傭勞動進行生產，資本本身便不能實現增值，在此情況下，勞動者與資本家之間的談判地位會逐漸發生變化，勞動者的議價能力相應提高。當工資水平高了以后，勞動者的選擇空間和自由度隨之擴大，在這種狀況之下，資本家攫取剩余勞動的能力會逐漸下降，所以工人的工資、待遇和工作環境也會隨之改善。正如前述所討論的，生產結構決定生產力水平，而生產力水平則進一步決定生產關系。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來看，生產力水平取決于生產結構，生產結構實際上是由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所決定的，所以，在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鏈條中，要素稟賦及其結構具有整個理論體系原點的“第一性物質”屬性。既然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是新結構經濟學理論的核心變量，那么，新結構經濟學為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與現代經濟學的方法結合起來提供了橋梁，為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馬克思主義化提供了可能。

十四、新結構經濟學的“三維”革命

新結構經濟學認為，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的生產結構（包含產業結構和產業所用的技術結構）因為發展水平不同而存在顯著差異。同時，與之相適配的基礎設施結構和制度結構也會有所不同。新結構經濟學試圖突破新古典經濟學把發達國家結構作為暗含結構的局限，將一維理論、二維理論，升級為考慮不同發展程度的經濟體存在內生異質結構的“三維”理論。從這一“三維”理論來看，經濟發展是一個結構轉型的過程：從一個生產力水平低的生產結構及其與之相適應的基礎設施結構和上層制度結構，轉向生產力水平更高的生產結構及其相適應的基礎設施結構和上層制度結構。除了經濟發展所涉及的結構升級，經濟轉型還包括消除結構性扭曲的過程。比如當一個經濟體的資本逐漸豐富時，生產結構應該隨之資本深化，而如果生產結構沒有實現相應的資本深化，那么這種不匹配本身就是一種結構性扭曲。同樣的，如果生產結構已經隨著要素稟賦及其結構變化而實現資本深化，但是基礎設施或制度結構沒有根據新的生產結構需要進行及時的調整與完善，就會出現基礎設施瓶頸（扭曲）以及制度扭曲。這種扭曲的產生，通常是由于不同層次的結構在調整中，所需的決策邏輯與所需克服的市場失靈存在差異，加之結構變化與調整本身存在時間差所帶來的。此外，一些扭曲也可能源于政策上的“好心辦壞事”。比如進口替代戰略，在資本短缺的發展階段，大力發展資本密集型的現代制造業，違反比較優勢，形成產業結構與要素稟賦及其結構之間的扭曲，隨后相適應的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會進一步形成扭曲。將存在多種結構性扭曲的經濟體制，轉變成與要素稟賦及其結構相一致，沒有扭曲或扭曲較少的經濟體制，這一過程被稱為“體制轉型”。新結構經濟學的“轉型”跟當前主流理論的經濟轉型存在的最大區別在于：主流理論的轉型，基本上是以轉型到發達國家的結構為目標，生產結構變成與發達國家相同的生產結構，制度安排也要變成與發達國家同樣的制度模式。而新結構經濟學的轉型則是轉型到與本國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結構，包括生產結構、基礎設施結構、制度結構。進一步來看，由于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的結構存在差異，這種結構差異會造成產業的規模經濟、風險特征、交易特性以及市場失靈的形式存在顯著差異。經濟運行的核心問題，無非是如何實現規模經濟，如何解決市場失靈問題。而規模經濟、風險特征、交易特性以及市場失靈的表現形式都與發展階段密切相關，因此，經濟運行方式也會呈現出相應的結構特性。當然，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在經濟運行上存在一定共性，但由于內生的結構異質性和內生的扭曲的存在，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在經濟運行上仍然會表現出特殊性。例如，前面提到，一個經濟體要持續發展，就必須不斷推動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以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但在不同發展階段，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具體形式是不同的。對發達國家而言，因其產業和技術在世界的前沿，只能通過自主發明的形式進行；但對于發展中國家，除了如當前的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相關產業，中國在內的部分發展中國家已具備與發達國家直接競爭的能力外；在很多產業中，發展中國家仍處于追趕階段，對于這些產業，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方式進行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比自主發明成本更低，風險小也更小。所以，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雖然創新和升級是所有國家經濟運行有中的共同要求，但創新和升級的方法具有明顯的發展階段特殊性。如果一國的產業已處于世界技術前沿，創新和升級往往等同于發明；而如果產業距離世界前沿仍有差距，通過技術引進、消化、吸收來實現創新和升級，往往是最優的方式，這體現了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在經濟運行上存在特殊性。

十五、新結構經濟學視角下的宏觀新見解

在內生結構異質性的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下，現代經濟學的每個子領域都可以形成新的見解。例如，在宏觀經濟學中，無論是貨幣理論、財政理論，還是經濟周期理論，都可以從新的視角進行重新審視。第一，以宏觀經濟學的貨幣理論為例進行說明。在現代經濟學宏觀經濟理論里，貨幣理論首先強調的是“貨幣中性”，按照這一理論，貨幣供給的增加在長期只能帶來通貨膨脹，而不能帶來實際的經濟增長，這構成了現代貨幣經濟學的基礎。但進一步思考，為什么貨幣會是中性的？因為在現代貨幣經濟學理論模型里，基本上不存在結構變遷，在給定的生產結構和生產力水平條件之下進行分析。既然生產力水平是外生給定的，增發貨幣自然無法提高生產力水平，其結果只能體現為價格水平的上升，即一定是通貨膨脹。因此，經濟結構外生給定是貨幣中性理論的根源。相比之下，凱恩斯主義的分析框架仍以外生給定生產結構為前提但稍微復雜一些，凱恩斯主義認為，短期內物價與工資有粘性，因此，貨幣增發可能會通過刺激需求帶來一定的經濟增長；但從長期來看，一旦價格逐漸調整，這種影響就會消失，這就是所謂的“貨幣超級中性”。因此，從長期來看，貨幣仍被認為是中性的，即無法用貨幣政策來影響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然而，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來看，經濟發展本身是一個結構不斷變遷，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依賴于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而這些活動又取決于投資決策以及融資成本，也就是取決于利率水平。如果貨幣政策相對寬松，利率水平比較低，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投資就會增加，生產力水平就會更快地提高，在這種情況下，貨幣就不能被認為是“中性”的。當然，貨幣擴張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仍然取決于其增長速度與生產力提高速度之間的關系：如果貨幣增長的速度與生產力水平提高速度一致，那么增發貨幣會帶來經濟增長，但不會帶來通貨膨脹；而如果貨幣的增發速度超過生產力水平提高的速度，那么仍然會帶來通貨膨脹。然而由于生產力水平提高，通貨膨脹的速度會低于單純由貨幣增發所帶來的通脹速度。改革開放以來，從1978年到2024年，按照M0、M1、M2等不同口徑衡量，中國每年貨幣量增長率均約為15%。然而，根據主流的貨幣理論，比如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一個國家的貨幣增長應保持在3%左右，以避免引發通貨膨脹。中國平均每年15%的貨幣增長率，比主流理論要求的3%高出約12%，但中國通貨膨脹率總體上較為穩定，40多年來平均不到4%。這一現象的原因在于，中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人均經濟增長率接近9%。在經濟增長速度較快、生產力持續提升的情況下，對貨幣的需求也隨之增加，如果沒有與之適應的貨幣發行，就容易出現通貨緊縮，從而推高實際融資成本、造成投資成本太高，抑制增長潛力的充分發揮。因此，如果將推高生產力水平的結構變遷放進分析框架，就能夠更好理解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貨幣政策上的差異，弗里德曼所講的3%的貨幣增長率，如前所述，是由于發達國家的人均GDP增長率為2%，即生產力水平提高2%，加上人口增長，所以形成大約3%的貨幣需求。但對于發展中國家，如果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貨幣增長的速度完全可以高于發達國家，而不會必然導致高通脹。當然，如果貨幣增長優先支持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那么貨幣政策實際上是對創新者的補助，創新者實際上是以更低利息獲得資金。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實際上是通過資源配置和財富再分配效應，對經濟結構升級產生重要影響。第二，再以財政政策為例進行說明。當前財政理論的重要基礎是“李嘉圖等價”。按照“李嘉圖等價”，如果政府通過財政赤字擴大支出，理性的居民會預期未來需要通過增加稅收來償還債務，因此會相應增加儲蓄、減少當前消費，從而抵消政府支出對總需求的刺激作用。因此財政政策無法影響經濟增長，按此邏輯便反對積極的財政政策。但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來看，經濟發展本質上是一個結構持續變遷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基礎設施必須不斷完善，而基礎設施建設往往存在明顯的市場失靈問題，因此必須由政府發揮主要作用。如果政府的財政政策用來支持基礎設施的完善，將來基礎設施完善有利于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經濟增長加速，可用增加的稅收來還債，克服李嘉圖等價。在這種情況下，財政政策不僅能夠影響短期需求，也能夠改變長期增長路徑。此外，在經濟蕭條時期推進基礎設施建設會更加有效。經濟蕭條時期，政府必須采取措施維持經濟社會穩定，按照主流理論，基本上以增加失業救濟或其他社會保障支出為主。但如果在這一時期，政府將財政資源用于建設消除經濟增長瓶頸的基礎設施，那么，一方面，在蕭條時期，基礎設施投資能夠創造就業，減少失業救濟支出；另一方面，建成的基礎設施可以消除增長瓶頸，提高增長速度，政府可以獲得更多的財政收入，用未來增加的財政稅收來償還此時基礎設施投資所形成的政府債務。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債務就不會轉化為居民未來的稅收負擔，“李嘉圖等價”也就不再成立。因此，在經濟蕭條時以積極的財政政策來進行消除增長瓶頸的基礎設施建設實際上是一個“一石雙鳥”的舉措。第三，再以主流宏觀經濟學的真實經濟周期理論（Real Business Cycle）為例進行說明。這一理論認為，發達國家的經濟周期主要來源于技術創新所帶來的沖擊。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屬于內生增長的創新，該技術創新類型具有較高的不確定性，給經濟發展帶來沖擊。也就是說，當新的技術突然出現時，會創造大量新的投資機會，從而帶來經濟擴張；而當這些投資達到飽和以后，投資的機會減少，經濟增長速度就會減緩，于是形成了經濟周期。因此，主流的周期理論主要通過技術創新的外生涌現及其擴散過程，來解釋發達國家的經濟周期。但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隨著要素稟賦結構的積累，一個國家的比較優勢會不斷變化，當新的潛在比較優勢出現時，原來具有比較優勢的一些產業會失去比較優勢，而新的比較優勢會帶來更好的投資機會，面對新的機會，許多企業家往往會同時選擇投資，從而出現投資的“潮涌”。與真實經濟周期理論所強調的外生的、不可預期的沖擊不同，投資的“潮涌”實際上是內生于要素稟賦及其結構的變化，是要素稟賦及其結構變化帶來的周期波動，實際上是可以預期的。我在2007年曾在《經濟研究》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潮涌現象與發展中國家宏觀經濟理論的重新構建》的文章，正是從這一角度對發展中國家的宏觀經濟波動進行了分析和解釋。第四，在發達國家主流宏觀理論中，還經常討論所謂的“流動性陷阱”。根據這一理論，在經濟蕭條的時期，即使中央銀行大量增加貨幣供給、實施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也不會對投資活動有促進效果，出現“流動性陷阱”的現象。近年來，一些發達經濟體確實出現了類似情形：貨幣超級寬松但是投資并沒有增加，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在發達國家的產業通常在世界最前沿，經濟蕭條、需求減少時，產能過剩，由于發達國家只能依靠發明創新，不確定性高、時間周期長，因此新的產業涌現數量較少的同時速度較慢。這種狀況之下，現有產業的產能過剩，即使貨幣寬松、利率很低，企業也缺乏投資的動力，因此容易出現“流動性陷阱”。然而，對于發展中國家，即使有些產業出現產能過剩，仍可以通過產業升級進入到新的產業，同時，產業內部亦有很多技術升級的空間。在這種狀況之下，只要貨幣政策能夠降低融資成本，就會刺激企業進行技術改造、產業升級，從而帶動投資增長，就不容易出現“流動性陷阱”。所以，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經濟結構的差異性，促使其宏觀運行機制及相應的宏觀政策效果呈現出與發達國家不同的差異性與特殊性。

十六、新結構經濟學視角下的金融、人力資本與預算軟約束

再比如在金融經濟學領域。當前主流金融學課程所學習的內容，基本上集中在如何發展現代金融體系，例如大型商業銀行、股票市場、風險投資以及公司債券市場等。然而，這種現代金融體系很大程度上是以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為背景形成的，其產業與技術在世界最前沿，具有資本密集度高、風險大、投資規模大的特點，因此需要依賴股票市場、風險資本以及大型銀行等金融機構來提供資金支持。從本質上，金融應該服務實體經濟。就中國而言，當然也有跟發達國家一樣的先進制造業，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機遇下，也有一些具有比較優勢的新興產業，在這些領域，風險投資、股票市場以及大型銀行等確實是合適的融資渠道。但與此同時，在中國經濟中占主體地位的仍然是大量傳統的產業和中小規模企業。按照通常所說的“五六七八九”（民營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其中絕大多數企業集中在農業、傳統制造業以及中小規模服務業等領域。依靠現代的大型銀行、股票市場、風險資本或公司債券，難以給這些經濟主體提供合適的金融服務。對于這類傳統產業，由于其產業與技術成熟度較高、規模較小，地方性金融機構為其提供金融支持更合適，比如區域性銀行或中小銀行。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來看，一個經濟體的金融結構應該與其生產結構的特性相適應。在資產定價方面，新結構經濟學同樣提供了新的理解。一項金融投資如果發生在符合所在經濟體比較優勢的產業，其風險通常較低、回報相對較高，其資產價格也應相對較高；反之，如果一項投資違背比較優勢，則往往回報較低、風險較高，其資產價格也應相對較低。另外，即使都屬于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不同類型的產業，其資產定價也可能存在差異。例如，對于符合比較優勢的新興型產業，有很大的市場擴展空間，資產定價較高；對于逐漸失掉比較優勢的轉進型的產業，面臨即將逐步退出的趨勢，即使當前還符合比較優勢，其資產定價會相對較低。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特斯拉與傳統汽車制造商之間的估值差異。當前，特斯拉總市值約為1萬多億美元，而傳統燃油車制造商包括通用、福特、克萊斯勒三家公司市值的總和約為1500億美元，不到特斯拉市值的七分之一。其背后原因在于，傳統燃油汽車被視為面臨轉型甚至退出的產業，而電動汽車被視為具有巨大增長潛力的新興產業。所以資產定價不僅取決于當前的盈利狀況，也與所在產業的發展階段以及增長空間等特性有關。這是新結構經濟學在資產定價問題上提出的新看法。人力資本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人力資本也必須與經濟體的生產結構相適應。隨著經濟發展和資本密集度的不斷提高，經濟活動對人力資本的需求程度也相應提高。人力資本的作用是處理不確定性、克服風險，并在新技術不斷出現時具備較強的學習能力。原來傳統產業的技術變化較為緩慢，經驗具有較高價值，所以才會有“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的說法。然而，在新興產業和現代制造業中，技術變遷和產業升級速度非常快，必須有相適應的人力資本以適應快速變化的技術環境。但是，人力資本也并非越高越好。如果經濟體沒有相適應的產業，在人力資本提升方面進行大量投資以后，高人力資本的人才在國內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機會，一部分人就可能會選擇到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發展，造成所謂的人才外流或“腦力外流”，絕大部分則可能留在國內，缺乏合適的工作機會而不能獲得和教育投資相適應的回報。近年來，發展中國家強調人力資本，教育投資增加很多，但是由于普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缺乏新的產業涌現，具有高學歷的人才很難在國內找到合適的工作，從而造成很多社會的摩擦，所以教育投資必須與生產結構的變化必須相適應。另外，教育投資有一個特性，一般來講，在年輕階段學習的成本較低，而且完成教育以后可以在更長的時間內發揮作用。所以，在一個快速發展的國家，教育應該先行，這樣既能夠減少教育投資的成本，也能夠增加教育投資的回報。此外，我們經常討論的“劉易斯拐點”和“人口紅利”問題，也可以從結構變遷的視角得到新的理解。傳統的發展經濟學，通常是基于兩部門模型來解釋人口紅利：當一國從農業轉移到制造業，在轉移過程中，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高于農業部門，勞動力轉移能夠持續提高整體生產率，所以帶來經濟增長的紅利。在現實討論中，我們經常認為，當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完畢時，中國的人口紅利也隨之消失，但這個看法并不完全準確。因為在制造業內部也存在“產業階梯”，既有勞動密集型，生產率較低的產業，也有資本密集度更高、生產率更高的產業。只要資本持續深化，勞動力仍然可以從回報率較低的制造業轉移到回報率更高的制造業部門，產生“人口紅利”。因此，當把結構變遷的視角引進“人口紅利”等問題以后，就會產生很多跟主流理論不同但更符合現實的認識。再比如，在轉型經濟研究中經常討論的“預算軟約束”問題。“預算軟約束”的概念由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提出，他認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存在預算軟約束，原因在于企業屬于國家所有，企業與政府的關系就像“父子”，當企業發生虧損，政府不得不補貼，企業缺乏硬的預算約束，從而形成了“預算軟約束”。按照這一邏輯，科爾奈認為解決預算軟約束問題的方式就是私有化。然而，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對于很多社會主義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而言，企業之所以存在預算軟約束問題，一個主要原因在于這些企業所在的行業是政府優先發展的產業，但這些產業在當時違反該國的比較優勢，因此，企業承擔了“政策性負擔”，缺乏自生能力，所以政府必須給予補貼以維持其運轉。對預算軟約束成因的看法不同，對應國有企業改革的思路和方式也就不同。如果認為預算軟約束是由產權造成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私有化，所以很多受新自由主義和新制度經濟學思潮影響的國家，改革的方案都強調通過私有化解決問題。但如前所述，這些轉型產業屬于國家需要而發展的資本密集型產業，不符合比較優勢，具有政策性負擔，私有化以后，政府仍然需要繼續提供保護補貼才能維持其運營，尋租腐敗會更嚴重，預算軟約束會更加厲害，效率下降程度會更大。從新結構經濟學視角來看，解決預算軟約束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單純改變所有制形式，而在于消除企業所承擔的政策性負擔。最好的方式是使得產業發展符合比較優勢，在公平競爭的環境中使企業具備“自生能力”，消除政府必須給予補貼的政策性負擔。當然，有些產業因為關系到國家安全、國計民生，或是未來發展需要，具有戰略性意義，仍然需要承擔一定的“政策性負擔”。在這種情況下，由國有企業來承擔相關任務實際上是減少尋租和補貼的一個次優的安排，但是政府必須在提供補貼的同時加強監管。這也是為什么在相關領域，反腐敗和監管必須長期堅持的重要原因。

十七、新結構經濟學視角下的開放戰略、資本流動與資源詛咒經濟開放究竟是好還是不好？

20世紀80年代的“華盛頓共識”強調經濟開放，然而，在實踐中，經濟開放后許多國家經濟出現崩潰和過早“去工業化”，因此，很多人開始反對經濟開放。實際上，經濟開放本身并非簡單的“好”或“壞”，關鍵在于開放方式是否與國家的發展階段與轉型方式相適應。一般而言，只有符合一國比較優勢的產業，才能在開放自由的競爭環境中生存和發展，而不需要依賴保護或補貼。在許多轉型經濟體，一些產業是在過去進口替代戰略下建立起來的，這些產業一般具有較高的資本密集度，在當時的發展階段不符合該國的比較優勢，但卻承擔著維護國防安全、提供大量就業或是保障經濟運行的功能。此時，如果突然取消保護補貼，這些產業就會迅速衰退甚至消失，出現過早的去工業化，對經濟社會發展造成嚴重沖擊。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采取的漸進式“雙軌制”的轉型更加合理，在維持穩定的同時，促使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能夠快速發展，推動工業化深化，不會出現過早的“去工業化”。還有國際資本流動與資本賬戶開放的問題。歷史上，每個國家對資本賬戶都是進行管制的，然而，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許多國家開始推行金融自由化，結果是很多發展中國家不斷出現金融危機。20世紀80年代、90年代發生金融危機的頻率，明顯高于資本管制相對嚴格的20世紀60年代、70年代。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當時推行金融自由化，沒有區分實體資本還是金融資產。外國直接投資進入到實體行業可以為發展中國家增加稀缺資本的同時，帶來新技術、管理經驗以及進入國際市場的機會，因此具有積極作用。但是，金融資產的資本賬戶開放則需要更加審慎，這類資本一般不會進入到實體經濟，一般具有投機性質，容易“大進大出”。當一個國家的貨幣不是國際上的硬通貨時，過早的開放資本賬戶，允許金融資產的自由流入流出，國際資本的大進大出會對發展中國家金融體系和宏觀經濟穩定造成嚴重沖擊。所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倡導的政策發生了變化，強調發展中國家應該進行資本賬戶管理，而非完全放任資本自由流動。再來看“盧卡斯謎題”，該問題由經濟學家盧卡斯最早提出。發展中國家資本相對短缺，發達國家資本相對豐富，按照傳統的經濟學理論，資本應該由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以獲取更高的回報。然而，實際上卻出現了相反的情形：絕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資本流向了發達國家，這一現象被稱為“盧卡斯謎題”。從新結構經濟學視角度來看，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在于，很多發展中國家發展早期采用進口替代戰略，違反比較優勢發展資本高度密集的重工業產業，政府的諸多干預造成經濟體存在大量扭曲、資本投資回報低。在這種狀況下，自然難以吸引外國資本進入。而且國內一些財富是尋租、腐敗而來，在國內缺乏安全感，資本持有者更傾向于將資金轉向國外。相反，如果一個經濟體能夠按照自身比較優勢推動經濟發展，投資回報會明顯提高，就會吸引資本流入，比如亞洲四小龍和改革開放之后的中國。因此，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是流進還是流出，同樣是取決于其發展模式是否符合比較優勢。以上討論主要集中于制造業發展，但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農業與礦產資源型產業同樣具有重要意義。由于發展中國家絕大多數勞動力仍然集中在農業部門，農業發展不僅有助于消除貧困，還可以創造積累，為工業化提供資本且為工業產品提供市場。發展農業同樣需要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以及產業多樣化，其所遵循的基本邏輯與制造業是一樣的。另外，對于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或地區，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實現有效的發展？自然資源豐富本身是一種比較優勢，但在發展過程中，很多資源豐富的國家出現了所謂的“資源詛咒”。其原因在于，自然資源通常蘊藏于地下，開發需要獲得政府許可。在獲取政府許可的過程中，很容易出現賄賂審批官員以低價取得資源開發權的情況，從而滋生腐敗。這種腐敗會導致財富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從而擴大貧富差距，絕大多數民眾無法從資源開發中獲得收益，產生很多社會矛盾，導致“資源的詛咒”。但是如果能對資源進行良好的管理，使資源的收益能夠進入到國家的財政，用進入國家財政的資源收益，來支持非自然資源產業的發展，就會改變這種局面。一般而言，在低收入階段，自然資源稟賦是一種比較優勢，同時大量廉價勞動力也是一種比較優勢，如果政府能夠利用資源收益，解決基礎設施、教育等問題，為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發展提供必要的軟硬基礎設施，，資源就會轉化成有利于發展的條件。所以，資源是“詛咒”還是有利于發展的“祝福”，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資源的管理是否合理，二是發展的思路是否合理。比如，美國本身也是一個資源豐富的國家，但其資源的收益更多地被用來支持非資源產業的發展，所以整體上資源對其經濟發展是促進作用。

十八、結語

總的來講，新結構經濟學是作為第三代發展經濟學而被提出來的，其核心貢獻與創新點在于把不同發展程度國家具有物質第一性的要素稟賦及其結構作為認識世界的切入點，進而將一個經濟體系中各種結構的異質性和內生性引進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從這一意義上來講，它不僅是對發展經濟學理論的拓展，更是一場現代經濟學的“結構革命”，實現了現代經濟學的馬克思主義化，為現代經濟學的各個子領域都提供了新的分析視角。這里所討論的內容，主要集中在宏觀經濟層面，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以及金融政策。但實際上，任何一個現代經濟學的領域，由于其理論目前都是總結于發達國家的經驗，以發達國家的結構為暗含結構，而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內生有不同的結構，因此每個子領域都可以實現“結構革命”。新結構經濟學作為總結于中國經驗的自主知識理論創新，能夠促使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實現知成一體。

【 林毅夫：長安街讀書會成員、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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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鄧啟東；初審：邱詩懿、 許雪靖 ；復審：李雨凡、程子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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