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視域下，南北“宋韻”之異同

近年來文化界流行“唐風宋韻”這樣一個詞匯。以“風”“韻”比喻文藝風格古已有之，此處“唐風”“宋韻”分別指代唐宋兩代文化與文藝特色，固極為恰當。唐代文化以“風”名之，固然有上接《詩經》“國風”傳統之意，更給人以雄渾豪放之感，用來比喻盛唐自然沒有問題。但如代指整個唐代其實也有些勉為其難。就“宋韻”而言，較之“唐風”之稱似更有婉約之姿，如果代指整個宋代也是有所不當，因北宋文化較之南宋似乎更近于“唐風”。如以宋詞之豪放和婉約區分，大致而言則北宋更近于豪放而南宋更多婉約。而在南宋文學中，最能體現其婉約風格者則為帝都臨安（今杭州）之文學，尤其是詞作。

如果從中華民族審美理念發展視角看，“宋韻”的出現標志著中華民族在審美方面上升到了一個更高層次，是一個民族在審美意趣上走向成熟的標志，不僅體現為藝術審美，也有生活審美。美的“生活”不僅在“別處”，不僅在藝術之中而且就在此處、就在當下，就在普通民眾日常生活之中，尤其以兩宋都市生活最為突出。所以“宋韻”一詞所概括的審美風格和情趣，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統一，是藝術和生活的統一，也是“雅”和“俗”的統一。在這個意義上，一味強調“宋韻”中高雅精致的一面，忽略其生動鮮活富有生活意趣的一面，尤其是在指代兩宋之市民文化和通俗文藝時顯然不夠全面。例如“兩宋”時期的都市文化、通俗文學如話本小說、戲劇等，它們顯然也屬于“宋韻”的有機構成部分。

既然“宋韻”是一個概括“兩宋”文化特征的術語，那么在具體論述北宋時代之“宋韻”和南宋時代之“宋韻”時，既要注意到它們的共同點或一脈相承之處——如都具有鮮明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情感色彩以及都帶有鮮明的市民文化特色等，更要注意其不同點及各自與時代和地域文化的關系。導致“兩宋”時期“宋韻”文化差異的原因除卻政治經濟因素影響外，所在地域文化差異恐怕也是重要因素，劉師培曾在《南北文學不同論》中對此有所論述：“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間，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民生其間，多尚虛無。民尚實際，故所著之文不外記事析理二端；民尚虛無，故所作之文或為言志抒情之體。”梁啟超則從人文地理角度論述：“氣候山川之特征，影響于住民之性質，性質累代之蓄積發揮，衍為遺傳。此特征又影響于對外交通及其他一切物質上生活，物質上生活，還直接間接影響于習慣及思想。故同在一國同在一時而文化之度相去懸絕，或其度不甚相遠，其質及其類不相蒙，則環境之分限使然也。”僅就南宋臨安時期的“宋韻”藝術而言，較之北宋時期最明顯的差異恐怕就是在審美情趣上更追求精致、細膩和含蓄、內斂，在藝術創作格局、構思方面則有意無意忽略整體而重視局部、重視細節，繪畫上馬遠被稱為“馬一角”即為明證——馬遠與范寬的區別不在于繪畫技藝方面而是在畫的布局和整體格局、在氣勢上已經略遜一籌。而最能體現南宋文化之“宋韻”風格者當屬南宋時臨安的文學尤其是詞作。原因無他，即在于文學中的婉約一派至南宋在審美風格上更追求精致典雅，更具陰柔意味，甚至走向消極、頹廢，從周邦彥到姜夔，再到吳文英和“永嘉四靈”，他們的詞作越來越精致也越來越消極柔弱的演變軌跡十分清晰。對此就連同時代人也看得十分清楚：“紹興渡江之初，亦自有人才，那時士人所做文字極粗，更無委屈柔弱之態，所以亦養得氣宇。只看如今，秤斤注兩，作兩句破頭，是多少衰氣！”朱熹雖為理學大師，對彼時文藝風氣倒有此精到判斷，說明南宋文藝之柔弱萎靡程度，早已不能僅用“婉約”代指。

對于這時期杭州詞人的創作，《浙江省文學志》有這樣的評價：“兩宋間浙江詞人輩出，蔚成大觀。張先、周邦彥、朱淑真、陸游、陳亮、吳文英、周密等均為大家。李清照、姜夔客居金華、湖州、杭州等地，對浙江的詞創作有所影響。”南宋時期愛國主義詩人陸游本為浙江紹興人，后又有任職嚴州知府的經歷，自然對臨安和西湖極為熟悉，創作不少這方面題材的作品，他那首《臨安春雨初霽》中的“小樓一夜聽風雨，深巷明朝賣杏花”對臨安城內春天春風春雨春花的描寫，其意象之選擇和境界之優美都極為巧妙，已成經典名句。另一位豪放派代表性人物辛棄疾對杭州文學的影響主要體現為他在杭州任職期間的有關詞作，《念奴嬌·西湖和人韻》《青玉案·元夕》和《好事近·西湖》等皆為描寫西湖的佳作。其中《青玉案·元夕》一首中的“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為經典名句，不少讀者卻不清楚此詞是詩人在杭州時所作。至于李清照，據考證她現存詞中至少有兩首表現西湖的詩詞，即《怨王孫·春暮》和《永遇樂》，后者是李清照詞中的名篇，其中的“落日融金，暮云合璧，人在何處。染柳煙濃，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為傳世名句，把個人命運與家國之恨通過淡淡的抒情語言寫出，體現出鮮明的婉約風格，卻有讀者可能不知道這是在寫杭州西湖。

前一段讀到一本《宋詞帶你游杭州》（閆趙玉著，杭州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當時一看這書名就覺得很有創意，打開一看，扉頁的兩句“在宋詞里游杭州，在杭城中品宋韻”讓我知道此即該書點睛之筆。作者聰明而巧妙地從宋詞中選取那些寫杭州、繪西湖或者和南宋臨安都市生活有關的作品，再一一嫁接到西湖周邊的相關景點，讓讀者在閱讀中想象西湖之美和臨安都城之皇家氣象，讓游客在游覽中重溫宋詞那精致婉約之美，從而使這一跨越時空的審美體驗，藉對宋詞的詮釋和對西湖美景的觀賞得以實現。如果說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如果說詮釋“唐風宋韻”，這不就是很好的一種方式？

在為數眾多的宋詞中，哪一首在吟誦臨安時最有代表性，以致可以用它作為開篇？不出我所料，該書所選第一首就是柳永的《望海潮·錢塘自古繁華》。這可能不是柳永最好的一首詞，卻是柳永寫臨安最好最有名的一首。柳永是北宋乃至整個宋代婉約詞的主要代表人物，當時教坊樂工每得新腔，一定要請柳永填詞。其詞作流傳極廣，以致當時有“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之說，而坊間歌伎若是能得柳永贈詞，必會身價倍增。據說因為該詞把臨安寫得太好，以至于引起金主完顏亮的艷羨，他聽到此詞后，對“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西湖景色垂涎三尺，竟然因此下定南下攻宋的決心。柳永是北宋時人，彼時臨安尚不是都城，且此詞雖系婉約風格，但其中如“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等句卻是豪氣十足，一點也不“婉約”，因為它描繪的是錢塘大潮。其實這種婉約中有豪放、豪放中有婉約之作，不僅柳永、李清照（如“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有，豪放派代表蘇軾、辛棄疾更有。《宋詞帶你游杭州》中所引蘇軾那首寫臨安的《清平調引》三首即是，如其一：“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游女長歌緩緩歸。”此作所寫是一個極其美麗的故事：五代時期吳越國開國君主錢镠本是杭州臨安人，他與王妃莊穆夫人吳氏感情很深。王妃每年春天必歸故鄉臨安，錢镠縱然十分想念，卻也憐惜王妃思鄉之情，便派人送信過去，信上只有短短一行字：“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啊，此時臨安陌上繁花似錦，你可以慢慢歸來，好好感受故鄉的春色吧。誰能想到，錢镠這位率眾射潮的英雄竟有如此柔情，用如此優美的語言表達如此細膩的情感。

不過在我看來，真正把婉約風格寫到極致，把臨安之“風韻”、西湖之風姿綽約寫到近于頂峰者，還是周邦彥、姜夔、吳文英等人，特別是那位可以和李清照相提并論的杭州才女——朱淑真。朱淑真生活在南宋時期，故居在今杭州保康巷。她出身仕宦之家，工書善畫，很有才華，卻遇人不淑，嫁了個游手好閑之徒。婚姻不幸的朱淑真，只得將哀怨全部寫進詩詞，終生郁郁寡歡，竟至抑郁而終。縱觀朱淑真的詞作，明顯受到李清照影響但不乏自己的特色，她擅于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獨特情感表達方式，對日常事務給予溫婉細膩的呈現，并在這一過程中展示出淡雅純凈的審美情趣。人們大都熟悉秦觀的《鵲橋仙·七夕》，其實朱淑真也有一首——

巧云妝晚，西風罷暑，小雨翻空月墜。牽牛織女幾經秋，尚多少、離腸恨淚。

微涼入袂，幽歡生座，天上人間滿意。何如暮暮與朝朝，更改卻、年年歲歲。

朱淑真紅顏薄命且不必論，周邦彥、姜夔和吳文英等人最終在婉約之路上走偏，以致走向萎靡消極頹廢，一方面說明詞一味追求婉約柔美肯定是沒有生命力的，另一方面也與南宋整個社會風氣和南宋統治者的軟弱無能有關。從文化史角度看，當與臨安所在之江南文化和“兩浙”文化特征有關。如果說北宋首都所在地汴京屬于中原文化圈、歸于內陸文化的話，臨安則顯然屬于這一文化圈邊緣并有自己的地域文化系統即江南文化，這一地域文化的整體特點就是“水”文化——是主情、尚文的文化。相對于內陸文化，江南因地理相對偏遠，受儒家影響要比中原小一些，在文化個性上更為自由、活躍，此外佛教、道教在此傳播也更為廣泛。自魏晉南北朝以來伴隨著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上至君主大臣、下至一般士人，都較多沉溺于山水而又感懷故國，其審美趣味自然多偏于惆悵多情的“淺吟低唱”，而南方特有的氣候和秀麗風光又強化了這一點。就南宋臨安時期的“宋韻”而言，較之北宋時期顯然更多融合了江南文化的特色，某種程度上對傳統文化中“雅”文化的承繼也更加突出。同時，由于市民階層的產生和都市經濟的發展，其更多受到通俗文化和通俗文學的影響，在追求雅韻、精致美學趣味的同時也兼顧了雅俗共賞，這在南宋臨安的話本小說中可以找到例證。但整體而言，這種通俗性文藝并未占據南宋文化的支配地位，而是讓最能代表“宋韻”中雅致、婉約一面的宋詞成為文學殿堂的明珠。在工藝美術界，則是宋瓷成為“宋韻”的另一個最佳詮釋。南宋臨安時期的宋詞和宋瓷，因此成為中國傳統文化在審美趣味方面的高峰，同時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傳統美學。

歷史充滿了吊詭，一個在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一直較為羸弱直至走向滅亡的宋朝，反而是在文學藝術、文化和學術領域達到頂峰。如果說中華民族是一個對“美”有特殊感認知和感受力的民族，則正是在宋代，中華民族第一次在審美觀的建構和審美趣味的成熟方面上升到了嶄新的高度——“韻”這一概念的被廣泛運用就是一個標志。此外，中華民族對藝術及日常生活審美趣味的建構與提高，也在“兩宋”到達巔峰并形成一種新的雅俗共賞的生活方式。今天，我們弘揚“宋韻”文化，當然不能僅僅緬懷那一個逝去的時代及其美麗卻哀婉的社會風貌，不能只是限于對“宋韻”的精致高雅給予贊美，而是必須從中尋找“宋韻”之所以為“有宋”之“韻”的根本所在，并把其中那些過于陰柔、消極的成分剔除，吸收那些健康仍有生命力的成分并發揚光大——任重而道遠。

◎本文原載于《中華讀書報》（作者：乙庵），文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