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租要上漲了，我沒有權利說不嗎？

去年 6 月，單讀與藍書屋基金會聯(lián)合發(fā)起，支持入選的一位創(chuàng)作者在柏林駐地一個月，期待 ta 能通過對歐洲的觀察、體驗，提出 ta 在今天對“開放社會”的理解和闡釋，并探尋以這樣的理念組織起來的社群或具體實踐，也希望 ta 的寫作能為今天普遍迷茫、憤怒、恐懼的社會氛圍帶來一點新的可能性。

經(jīng)單讀編輯部評議，獲得了在柏林駐地創(chuàng)作的支持。去年 10 月，她前往柏林，以“占屋運動”為切口，開啟了對柏林的探索。駐地結束后，她完成了今天分享的這篇文章：《“奪回我們的城市”——在今天的柏林尋找占屋》。

占屋是一群人趁主人不在，闖入家里，然后把好好的房子搞得亂七八糟嗎？如果只刷獵奇的短視頻，占屋可能會留給你這樣的印象。“但真實的占屋不是這樣的。”徐魯青與占屋的親歷者相遇，和他們走在今天的柏林街頭，也走回歷史的浪潮中。

她將一路聽來的故事，搜集到的資料，落成自己的文字。占屋的面貌逐漸具體、清晰起來：他們秉持的理念是什么？他們做過哪些社會實踐？他們?nèi)绾闻c政府、資本交手？占屋后來為什么停了下來？在新自由主義的監(jiān)管下，今天還有哪些事可以做？

徐魯青對柏林占屋運動的探究，始終帶著一個中國青年的視角。她帶著自己在上海租房的切身之感與柏林展開對話，有時“這和我有什么關系”的疏離感倏爾而至，而在歷史中見到與中國相似的情境時，她又會興致勃勃地追問下去。

文章標題“奪回我們的城市”取自柏林的一個藝術小組。站在全球房價高漲的時期回看占屋，只能遺憾承認它的不可復制，但那些觀念、人際網(wǎng)絡、另類空間的可能性，堅韌地留了下來，徐魯青將“奪回城市”的可能性也留給了我們。

“奪回我們的城市”

——在今天的柏林尋找占屋

撰文：徐魯青 編輯：何珊珊

關于占屋，我有很多美好想象。我身邊的朋友們也是，我們打工、租房，討厭當公務員，但上過的每一個班，社保都只繳最低檔。我們每個月要拿出一半的工資，打到房東的賬上。

我們早就想占屋了。

2023 年，我住了一年的出租屋到期，被房東扣了兩千多押金，最后一點信念，最后一根稻草。我想離開上海，去一個能住得更舒服的地方，至少舒服一點。

我決定先不租房，靠人情先在這座城市里漂幾個月。一些網(wǎng)友愿意給我住處，他們有的多出了一間空房，有的偶爾要出差，我可以幫忙照顧貓。那時正是年末，天空和街道都灰撲撲的。我每天都穿同一件黃毛衣，提著箱子，從一個房間流竄到另一個房間。

在找房的帖子里，我寫下為什么不想再繼續(xù)租房：“在交易和雇傭關系以外，我想要更多其他的關系構成我的生活，關于人和人之間互惠與關懷的關系。”

但兩個月后，我只想要穩(wěn)定的水電。一把鑰匙，穩(wěn)穩(wěn)插入一把鎖，擰一下，就能打開我的私人空間，沒有人會奪走它，沒有人要我等待廚房和廁所，給貓鏟屎，從一個家搬到另一個家。它似乎只能靠交易關系實現(xiàn)，我重新下載了貝殼。互惠、關懷，我連合租都不愿意了，我只看一室戶。

和 Uwe 聊起這個故事的時候，他笑得很大聲。我們喝了太多啤酒，坐在一家叫 Syndikat 的酒吧里。

Syndikat 是一個柏林的街區(qū)酒吧，它存在了三十五年，而 Uwe，在這附近住了十五年，認識老板、員工、大多數(shù)酒客。我們進來，大胡子老板碰了一杯。

Uwe 在柏林的東邊出生長大，是東德人的小孩，這對 1990 年出生的他來說，既沒什么意義，又有很大意義。他告訴我，柏林墻垮掉后，父母都失業(yè)了，他們住的房子很快被重新處置。東德的產(chǎn)權不屬于個人，一些西德人馬上用非常便宜的價格，買下了他們居住多年的房子。

“所以你看，所謂‘產(chǎn)權’到底算什么？”他兩手一攤。

Uwe 在柏林做了十多年的住房運動。最初，他只是一個住在普通公寓里的普通租客。有一天房東突然宣布要翻修樓道，裝修后房租會上漲兩倍，他如果付不起，就必須搬走。這不合理，為什么定價權都在房東？他開始逐戶敲門，組織整棟樓的鄰居一起談判，最后他們爭取到了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結果，從那以后，他沒有停下來。

Uwe 向我解釋了他現(xiàn)在在租戶聯(lián)盟的工作，他拿工會打比方。

“如果一棟樓的水管壞了，房東不愿意修，或者要租客自己掏錢修，一個人去理論是沒有用的，但如果七八成的住戶一起告訴房東，你必須修，否則我們就集體減租，事情就不一樣了。”

柏林現(xiàn)在的大型租戶聯(lián)盟，最大的有十五萬名租客，Uwe 工作的這家排第二，擁有三萬租客。他們每周接待不同的來訪者，剛落腳的移民家庭、討價還價失敗的租客，還有被迫關門的小店。

Syndikat 在德語里有聯(lián)合體的意思。它和租戶聯(lián)盟離得不遠，有時晚上想喝一杯，走進 Syndikat，會發(fā)現(xiàn)白天在租戶聯(lián)盟碰到的那個人，就坐在鄰桌。

1985 年，Syndikat 剛開張的地方，只是柏林的邊緣地帶，一片廉價、混亂的街區(qū)。80 年代，從酒吧門口往外望，往右看是工廠區(qū)，往左是土耳其面包店，街角的電車站堆著啤酒瓶。附近沒有精致咖啡館，Syndikat 的啤酒只要兩馬克。

四十年后，誰也沒想到柏林房價會漲得那么快，一度成為全球漲幅最大的城市之一，Syndikat 也慢慢變成房地產(chǎn)商的目標。2018 年，一紙租賃終止通知送到酒吧。房東告知，整棟樓已賣給英國的威廉·皮爾斯集團（William Pears Group），一個在歐洲擁有上萬處房產(chǎn)的大型房地產(chǎn)集團。Syndikat 要關門了。

Uwe 在這里喝了十多年酒。晚上坐在吧臺，總是會遇到來喝一杯的鄰居，附近的政治活動小傳單，從一只手遞到另一只手，最后都堆在 Syndikat 的木質(zhì)吧臺。

收到租賃終止告知后，Syndikat 拒絕搬走，街區(qū)居民們也開始組織抗議。大家覺得，跨國集團通過空殼公司收購整棟樓，既沒有正當?shù)尿屩鹄碛桑财茐牧税亓值纳鐓^(qū)穩(wěn)定性。他們在窗戶上掛起了條幅：“Syndikat Bleibt”（辛迪加留下）。抗議持續(xù)了近兩年。

2020 年的清晨，Syndikat 還是關門了。運營者沉默了一段時間，直到三年后才在附近開出新址。我和 Uwe 喝酒的這家，正是重新開的新酒吧，抬頭，還能看到酒吧的墻上貼著驅逐時的抗議照片。

曾經(jīng)的 Sydikat。（拍攝者：Joe Mabel，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01

起初我以為，占屋是持續(xù)不斷發(fā)生的，街上的涂鴉一層蓋上一層，政治標語一張蓋上一張。房子也是，白人嬉皮士們晃到空置屋子里，就這么住下來，唱歌、跳舞。幾個月后房東打開門，大驚失色。抖音里很多這樣的視頻。

但真實的占屋根本不是這樣，人們不會去占據(jù)有明確產(chǎn)權人的房子，那在法律上很麻煩，更不要說還有人住在里面。被占領的房子往往長期空置，幾年，幾十年，沒有人知道它們到底屬于誰，與之同時發(fā)生的，是越來越多人找不到能住的地方。

有一天，我去一個地圖繪制工作坊，卷發(fā)小哥給我們展示了一張歐洲移民圖，上面畫了許多箭頭，從非洲、中東四面八方指向歐洲，整塊大陸就像磁鐵的中心。

“這幅地圖有什么問題？” 卷發(fā)小哥問我們。

“首先，箭頭是棕色的，不是藍色或者白色。這好像在暗示皮膚。”左邊戴鼻釘?shù)呐⒄f。

“這些箭頭都是從歐洲以外指向歐洲，好像只有外來者在流動。但實際上歐洲內(nèi)部的流動更頻繁，為什么他們不算移民？”旁邊的男孩接著說，大家點點頭。

還有人指出圖中的移民數(shù)量條形圖使用了紅色填充，“一種讓人焦慮的顏色”。

“是的。”卷發(fā)小哥點頭，“地圖從來不是客觀的，它隱藏了不愿明說的東西，也標記它希望強調(diào)的東西。制作一張地圖，就是在制造一種敘述。”

不久后，我找到了 Berlin Besetzt，一份讓我更加理解占屋歷史的地圖。它標注了自 1970 年以來，柏林所有被占領過的空間：住宅、公園、臨時搭建的帳篷。Besetzt，在德語里，意思就是“占領”。

打開他們的網(wǎng)站，是一張柏林鳥瞰圖。灰線是街道和水域，紅色線條勾勒柏林墻的位置，圈住了半個城市。直到現(xiàn)在，站在這堵消失的墻朝東西望，仍然能看到景觀上的不一樣。西邊點綴著小洋房，粉撲撲的干凈墻面，金頭發(fā)老人住在里面，陽臺上探出幾支紅薔薇。再看向東邊，灰水泥單位樓成排站立，街道筆直，盡頭的電子塔閃爍舊光。

記住這堵墻，它對柏林的占屋歷史很重要。

地圖上，占領事件以不同顏色標記。80 年代是紅色，90 年代是橙色，灰色意味著“已被清理”。在密集分布的小房子圖標中，灰色最多，其次是紅色，而在 2010 年之后，圖標幾乎消失了。

Berlin Besetzt 的網(wǎng)站頁面，紅色線條為柏林墻。

如果給柏林的占屋史做一個比喻，從 1970 年到現(xiàn)在，它就像兩股間隔十年的大海浪，密集，劇烈，迅速涌現(xiàn)，又迅速被清除。它們分別出現(xiàn)在受反文化運動影響的 80 年代初，和柏林墻倒塌后，產(chǎn)權概念突然失效的 90 年代初。每場浪退之后，都會留下一些新的法律條文，還有下一輪進場的房地產(chǎn)公司。

80 年代，是柏林占屋運動的第一次大浪潮，它更深層的動力來自 1968 一代的政治遺產(chǎn)，這是一條從學運延伸出來的地下水脈，流入柏林左翼場景，在城市改造與住房短缺的壓力中冒頭。朋克、自治與酷兒社群、生態(tài)運動、反核運動在幾年里相互疊加。很長一段時間里，占屋幾乎是柏林政治繞不開的主題。高峰期曾有多達約 5000 人住在占屋里，聲援示威的人數(shù)常在兩萬人左右，但運動也持續(xù)遭遇清場和血腥沖突。1981 年，在反對驅離的示威沖突中，18 歲的 Klaus-Jürgen Rattay 被公交車碾壓身亡，這起死亡也成為西柏林占屋年代最刺痛的注腳之一，更反過來影響了參議院內(nèi)部對“強硬清場”路線的調(diào)整。

我住在柏林西南角的 Charlottenburg，一個中產(chǎn)老人的街區(qū)，附近密集分布高級診所、設計店和狗。Berlin Besetzt 在 80 年代的注釋里如此評論，“甚至連 Charlottenburg，在 80 年代初也曾出現(xiàn)過占屋”。當時全城有 165 棟房子被占，其中 Charlottenburg 出現(xiàn)了 12 棟，占屋運動廣泛地滲進整座城市的肌理里。

第二波占屋浪潮則在 90 年代初出現(xiàn)，與 1990 年的柏林墻倒塌同步到來，隨著東德國家機器崩塌，產(chǎn)權失去效力，制度性的真空出現(xiàn)了。在東柏林，人們在許多空屋直接住下，廢棄的國營工廠和單位宿舍，這是占用大量空置房屋的窗口期。直到 1990 年 7 月 24 日，市政府發(fā)布命令，宣布此后不再允許任何新的占領，到此為止，東柏林已有 130 棟房屋被占，其中約 100 處后來獲得合法化。如今排長隊的柏林俱樂部 Berghain，它的前身 Ostgut 就曾占用了一處舊鐵路維修/倉儲建筑群，Ostgut 于 2003 年因城市開發(fā)計劃關閉，隨后才在一座廢棄電廠里轉生為 Berghain。

Berlin Besetzt 的注釋這樣總結：

從 1970 年到 2015 年，我們共記錄了柏林 641 起房屋、房車社區(qū)，以及公共空間的占領事件，其中約 200 起最終實現(xiàn)合法化。更多的是消失、清理與拆除。

90 年代中期之后，前柏林內(nèi)政參議員 Sch?hnbohm 推動了一波更大的驅離，占屋很少再發(fā)生，即便發(fā)生，通常也會在所謂 “24 小時政策”“柏林線”（Berliner Linie）下被迅速清場。也就是說，一旦發(fā)現(xiàn)有新占領，警方要在 24 小時內(nèi)完成清場。

大浪在此之后退去，占屋在柏林基本只剩下零星的水花。

在 Berlin Besetzt 的網(wǎng)站右下角，有一個郵箱，沒有名字，也沒有落款。我?guī)缀鯖]抱希望，寫了封郵件發(fā)過去。我想知道，制作這張地圖的人是誰？Ta 在地圖里隱去了什么？又在強調(diào)什么？

幾天后，手機上彈出一個通知：“Hey。”

對方說，明天，下午，我們可以在 Kreuzberg 車站旁見一面。署名，Berlin Besetzt。

02

“Berlin Besetzt”比我到得更早，我們約見面的 Kreuzberg，也是網(wǎng)頁上提到的 80 年代西柏林占屋集中地區(qū)，在車站，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遠遠地朝我揮手。

Kreuzberg 街頭，這里一半的樓都和占屋歷史有關。（作者拍攝，如無特別注明，圖片均由作者拍攝）

Tony，他和我握手。

灰外套和雙肩包，很普通的穿著，他看起來像搭地鐵來上班的，和占屋沒什么關系。

Tony 在柏林長大。幾十年里，他主要干的事是涂鴉。他活躍在 Reclaim Your City（奪回你的城市）藝術小組，這個小組為占屋空間創(chuàng)作了很多集體壁畫。他和朋友們在城市里游蕩，橋洞、屋頂、隧道口，有時他們會攔下一輛正在行駛的動車，沖上鐵軌，涂滿整個車窗。

與此同時，他另外的朋友則在占屋房里忙著別的事。他們對 Reclaim Your City 說，讓我們墻上有點東西，Tony 和朋友們就拎著噴頭去畫畫，他們從一個屋子畫到另一個屋子，有時候在夜里，有時候在白天。

城市的殘酷之處，常常表現(xiàn)在金錢與身份決定了誰可以留下，誰必須搬走。在上海，星巴克們搬到了我住的街道，房租很快就漲起來，我的工資不夠，就需要打包行李，搬去沒有星巴克的地方。

但在租金上漲之前，有一個更早發(fā)生、更不被察覺的過程，一些無法進入資本審美的東西，會在現(xiàn)實里率先被輕視。比如漂亮咖啡館會被看到，安徽小炒店更難被看到。占屋和涂鴉是相似的行為，涂鴉是一種視線意義上的占領。

做 Berlin Besetzt 的時候，Tony 在一家電子樂俱樂部工作，疫情說來就來，俱樂部很快就不能正常營業(yè)。后來，政府給這些地方發(fā)了一筆補貼，Tony 于是可以不用去上班，領上一份穩(wěn)定工資。因為去過很多占屋房畫涂鴉，他和朋友們發(fā)現(xiàn)從來沒有檔案在系統(tǒng)記錄這些房子，于是想到可以做一張地圖，把曾經(jīng)柏林被占領過的空間全標記出來。不用上班，待在家里沒什么事，他慢慢開始找資料。三年時間里，他們一起把 Berlin Besetzt 搭了出來。

我們見面的 Kruzberg，如今是柏林的中心地帶，但在 80 年代，這里一度是空房與廢墟，也是柏林占屋最集中的片區(qū)。那時候，柏林墻還豎立在此，街道緊貼著這面墻延展，許多房子都建在墻的陰影之下，甚至前窗是西邊，后窗就是封起來的東邊。邊緣的地理位置，造成任何政策都在此處難以落地，租金低廉，監(jiān)管與執(zhí)法也更加不穩(wěn)定。

占屋潮正是在此時出現(xiàn)的，70 年代末，西柏林在這一帶推動了 “都市更新”（Stadterneuerung），政府想把 19 世紀遺留下來的老舊 Mietskaserne（出租兵營式公寓，典型的密集租賃住房）成片納入拆除與重建計劃，并用更現(xiàn)代的住宅取而代之。規(guī)劃一旦啟動，原有住戶往往先被遷出，但隨后因為財政、審產(chǎn)權等問題，推土機并沒有按時到來，改造的時間表也一拖再拖，成排的老房子在幾年的時間里空置、漏水、斷電，慢慢變成一大批政策性廢墟。

最早的占屋，很多時候都是實用與政治交織在一起的決定。房子空了那么久，人們就搬進去，他們帶著工具修理水管、補屋頂、貼防寒膠條，把原本無人維護的空間重新收拾成能住人的屋子。漸漸地，樓上開始掛出橫幅，房間里出現(xiàn)了晚餐會、集體會議，對住房政策的直接對抗?jié)u漸在街區(qū)變多。警方記錄顯示，當時整個西柏林約有 165 處被占房屋，其中 86 處集中在 Kreuzberg，柏林墻蒼穹下。

Frank Jackson，當時就住在 Kreuzberg 一處占屋樓里，在一篇報道里 [1]，1981 年的他回憶：“至少在過去五年里，占屋一直在發(fā)生。真正的轉折出現(xiàn)在 1979 年：Kruzberg 東部那些最破敗、清拆最激烈的地帶開始成為風暴眼。房子一棟接一棟被占領。1980 年圣誕節(jié)前夕，警方清場了幾處據(jù)點，占屋者隨之而來的反抗，被后來的人統(tǒng)一說成是‘暴力’。”

Oranienstra?e 198 與居住其中的占屋者。該樓于 1980 年 10 月 10 日被占據(jù)，1983 年 6 月 18 日遭清場。（圖片來源：Umbruch Bildarchiv）

“很多人長期住在擁擠破敗、條件糟糕的房子里。我們當時統(tǒng)計出，城里大約有一萬套空置公寓。我們試圖通過法律手段對參議院施壓，要求把這些房子租出去。一開始我們得到很多口頭上的讓步，還以為已經(jīng)爭取到了什么，但最終并沒有任何真正的進展。” Frank 當時正在一家租房聯(lián)盟工作（Uwe 的老同行），他告訴記者，一邊是大量空間空置，一邊是大量人無家可歸，資源沒有短缺，只是制度性地抽離使用，占屋者開始反對其中的默許邏輯。

Tony 帶著我從 Kreuzberg 車站出發(fā)，順著主街 Oranienstra?e 往前走。街道兩側是成排的老樓，灰黃色的外墻上斑駁著多年的涂鴉。有一棟樓的陽臺上，兩個人靠著欄桿抽煙，看見我們，抬手打了個招呼。Tony 也揮了揮，那是他朋友。

“這棟樓也是 80 年代被占下來的，現(xiàn)在已經(jīng)合法化了，到現(xiàn)在幾十年，他們一直住在里面。”

Tony 指了指我們走路的整條主街，也是如今的“柏林亞文化”最熱打卡地，酒吧、古著店、livehouse。“這條街上，百分之五十的樓和占屋歷史有關。”

后來的學者，把 80 年代的這波占屋稱為“修繕式占屋”（Instandbesetzung），占屋者公開宣稱自己占領的目的，是把破舊的老房子從拆除中救回來，親手修到可以繼續(xù)住人為止，這并非傳統(tǒng)想象里的，只是為了短期棲身，然后把一棟中產(chǎn)階級好房子破壞得亂七八糟。“修繕式占屋”往往發(fā)生在即將拆遷或大規(guī)模改造的街區(qū)，居民遷走了，房屋卻因為規(guī)劃遲遲無法動工，于是在原地空置多年，有時為了防止房屋再次被使用，甚至會出現(xiàn)故意破壞建筑結構的行為，為了保證它只能是即將拆除的廢墟。

修繕式占屋就是在這種灰色地帶里出現(xiàn)的反向工程，占屋者搬進去，開始維修水管、屋頂，恢復供電與供暖，清理垃圾，把房子重新變成居所。而修繕本身也是一種證據(jù)：我們是對這棟房子有持續(xù)、具體投入的人，我們是在把城市的存量住房重新修理成可用狀態(tài)，不是你們口中破壞房子的短暫闖入者。這種做法讓爭論很容易從“非法侵入”轉向討論“誰在浪費住房”。在柏林，占屋墻上常能看到一句口號：“寧可修繕式占屋，也不要把房子占著不修直到壞掉”（Lieber instandbesetzen als kaputtbesitzen）。

80 年代柏林占屋場景也包括街頭對峙與死亡。1981 年 9 月 22 日，柏林當局出動約 2000 名警力清場 8 處被占房屋；就在內(nèi)政參議員在剛被清空的 Bülowstra?e 89 舉行記者會時，18 歲的示威者 Klaus-Jürgen Rattay 在警方驅趕中被一輛 BVG 公交車撞倒并拖行致死。當晚隨即爆發(fā)了悼念游行和激烈沖突。今天，在他死亡的路口仍立有紀念牌。（圖片來源：Umbruch Bildarchiv）

03

做 Berlin Besetzt 的時候，獨立檔案館幫了 Tony 很大的忙，灰色、邊緣的小東西，沒有進入國家檔案系統(tǒng)，卻在獨立檔案館們更容易被找到。海報、傳單和貼在電箱上的貼紙，作為歷史的邊角料，組成了另一種敘述。

許多獨立檔案館都與占屋歷史緊密相連，它們在占屋社群發(fā)源，也常常生存在占屋空間里。Tony 帶我去了做地圖時經(jīng)常找資料的檔案館 Plakatearchiv，就建在一棟占屋樓里。這棟樓叫 Bethanien 舊醫(yī)院，是一棟典型的 19 世紀中葉慈善醫(yī)院建筑，走廊像修道院一樣往兩側深深延展，也是西柏林占屋史的重要地點。

Bethanien 舊醫(yī)院，位于 Kreuzberg。它既是 19 世紀留下來的醫(yī)院建筑群，也是柏林占屋史的重要地點。

Plakatearchiv 一開始成立，只是源于占屋房里幾個朋友的習慣，他們?nèi)ズ芏嘟诸^活動，自己印刷也收集一些傳單海報，做完就丟掉太可惜了，于是有人開始按年份和議題把它們收起來。材料越積越多，檔案館也在不同空間之間輾轉，直到 2006 年，他們搬進了 Bethanien 南翼，才第一次有了相對穩(wěn)定的空間。

在 Plakatearchiv 網(wǎng)站上，簡介里這樣寫：“這是一個靠自籌、捐贈和志愿勞動維持的‘活的檔案館’。館藏聚焦社會與政治運動相關印刷品，同時還有一個規(guī)模很大的海報收藏（‘幾千張’！），且持續(xù)增長。”檔案館把材料出借給外部，讓它們繼續(xù)產(chǎn)生知識，他們也提到了 Berlin Besetzt 正是這類延伸——“一張互動地圖加數(shù)字檔案，試圖把柏林歷次占屋/占地的地點與故事整理出來，讓人看到城市空間并非自然生成，而是一次次爭奪的結果。”

Bethanien 側門。除了 Plakatearchiv，這里也是 New Yorck 的入口——一個由占屋斗爭延續(xù)出來的重要獨立政治空間，長期容納柏林左翼、反種族主義和女性主義團體在此組織開會與活動。

“城市空間并非自然生成，而是一次次爭奪的結果”，檔案室所在的 Bethanien 就是一個例子。作為柏林最早的占屋空間之一，1970 年，Bethanien 醫(yī)院停止了作為醫(yī)院運作，所屬的教會把這處巨大院落以 1050 萬德國馬克賣給柏林市，但接下來圍繞是否拆除、如何再開發(fā)，以及最終用途歸誰決定的爭議一直懸而未決。拆除與新建方案曾被提出，又在抗議與文保壓力下反復搖擺，院落因此長期空置，它就像 Kruzberg 其他的成排廢墟一樣一直空置著。

一年之后，懸置被一次動員行動打斷。1971 年 12 月 8 日，幾百名年輕人在柏林工業(yè)大學參加了一場活動，一方面紀念左翼活動者 Georg von Rauch 的死亡，另一方面討論 Bethanien 這處自 1970 年停用后一直空置的院落是否能被接管成一個“自由共和國”式的空間。討論后，人群順勢涌向了 Bethanien，他們把床墊和樂器都搬了進去，一夜之間，它被占領了，他們掛出“BESETZT”的橫幅，給它取名“Georg-von-Rauch-Haus”，即“Georg von Rauch 之家”。

隨后幾年，當?shù)氐哪贻p人和藝術家陸續(xù)開始占用 Bethanien 其他空置的附屬樓。每占下一間房，相當于向政府又施加了一層壓力，更難再用“這里無人使用”來合理化拆除，相反，這里正在被我們使用，正在卷入我們的社區(qū)生活。

1973 年，Bethanien 主樓最終被重新命名為“文化與社會中心”。如今醫(yī)院的老病房低價租給獨立組織們，走廊依舊深長，墻上貼滿了活動海報。

Bethanien 只是與“爭奪”相關的一個例子。沿著這條線往外看，柏林擁有許多自治酒吧、書店、小劇場，它們像菌落一樣散布在整個城市，很多都與占屋史有關。在某個歷史節(jié)點上，人們從產(chǎn)權懸置里奪回了這些空間，一批不必按商業(yè)租金自證值得的空間。

Georg-von-Rauch-Haus 的住客們，1971 年 12 月被占據(jù)后，這里成為一處自我管理的居住集體。它以柏林城市游擊隊成員 Georg von Rauch 命名，后來長期被視為無家可歸青年的聯(lián)絡點，至今仍自我定位為一個面向弱勢年輕人的自助項目。（圖片來源：Umbruch Bildarchiv）

我和 Tony 走到一個十字路口，車流在腳邊散開又匯攏。

“看到樓上的字了嗎？”Tony 抬手指向街對面。一棟五層樓的立面顯出了褪色的黃，樓底層掛著幾塊手繪招牌。順著他的指尖望去，頂樓的墻面上印著幾行舊字：“Luisenstadt, 1986.”。

1986 年，“Luisenstadt”成立了。也是在 80 年代后期，政府開啟了占屋運動清場，占屋者被告知必須離開，但他們已經(jīng)在這些廢棄房子里生活多年，修理好了它們的屋頂、墻面、樓梯間。他們向政府提出了另一個想法，自籌資金，以“長期使用權”（Erbbaurecht）的形式，從政府手中接管這些原本年久失修的樓房。法律上，房屋歸合作社集體所有，不得流入市場。每位成員都擁有不動產(chǎn)權，但無法賣出。

這是一個拒絕市場邏輯的住房模式，更通俗一點講，一種永久會員制公共住房。Luisenstadt 合作社就這樣誕生，出資加入的人，能夠獲得一套公寓的永久使用權，支付穩(wěn)定可控的租金，擁有無限期的居住安全，但沒有轉賣的可能。沒有人真正“擁有”它，但要不要修廚房、刷油漆、換新水管，由住戶共同決定。

占屋者后來能采取這一策略，主要靠的是兩件事，資產(chǎn)結構和組織形態(tài)。

在不少案例里，這些年久失修的樓房掌握在城市的資產(chǎn)盤里，它們并非私人房東所有，而政府既想結束占屋糾紛，也需要有人承接維護責任。Luisenstadt 所利用的 Erbbaurecht，常被譯成“長期使用權”，意思是：土地（往往連同建筑的最終歸屬）仍在公共方手里，但公共方把一棟樓的長期使用與改造權租給某個主體，期限動輒幾十年，甚至接近一個世紀。使用方每年支付地租（Erbbauzins），能在合同期內(nèi)像“業(yè)主”一樣去運營；與此同時，公共方也能把用途和轉讓限制寫進合同，比如“保持社會租金”“不做投機轉賣”，這些都是有違約后果的條款。

另一方面，Luisenstadt 之所以更容易在德國落地，也因為合作社長期以來在制度上就是一個可操作的主體。eG（合作社）是一種成熟的法人形式，能開賬戶，貸款，并持有資產(chǎn)，也擁有穩(wěn)定的內(nèi)部治理規(guī)則。德國的公共住房與城市更新體系長期習慣與這類集體主體打交道。

街角黃色的樓由 Luisenstadt eG 管理，80 年代的一部分房子后來通過合作社形式被保留下來，成為柏林去商品化住房實踐的一種延續(xù)。

2022 年，Luisenstadt 繼續(xù)接手了 Kreuzberg 的一棟舊樓，15 個住宅單元、4 個商業(yè)單元。出售的前提是“保持社會租金”，也就是交易后繼續(xù)維持住戶可負擔的租金水平，保護現(xiàn)有租約，避免賣房變成漲租起點。為此，賣方接受了明顯低于市場價的成交方式。合作社買下后再把房子鎖進非投機結構，使其難以轉賣套利，租金也不再按市場上浮。

從市場手中拿回空間，再封鎖它的商品屬性，這是他們一貫的策略。合作社住房或許是一種去商品化的自由，生活不被市場左右，不必靠投機才能維系一個穩(wěn)定生活。

如今， Luisenstadt 在柏林一共管理著 21 棟房屋，住戶超過 400 人，房子的一層通常是酒吧、書店，或者非盈利的小空間，合作社有自己的篩選標準，要求的租金大幅低于市場價格。小店維持著人流和文化網(wǎng)絡，上層則是普通居住單元。

“如果所有空間都按商業(yè)租金收錢，那你每做一場演出，就得先計算票房，但要是有很多空間可以不按市場租金定價，情況就不一樣了，它能讓沒有錢、沒有資本的人，也有空間堅持自己的想法。”Tony 覺得，Luisenstadt 改變了這一帶。因為它掌握了分配權，合作社能決定底層商鋪交給怎樣的經(jīng)營者，這看起來只是選租戶，但它實際決定的是讓什么樣的生活繼續(xù)在這里發(fā)生。直到現(xiàn)在，即使 Kreuzberg 是柏林熱門旅游區(qū)，但許多房子和商鋪都以長期非營利的方式維持著。

“公共不等于政府所有。政府也曾經(jīng)賣房，驅逐窮人，和開發(fā)商合作，因此公共性不能被簡單地交托給國家，需要通過民間不斷定義。”Tony 說。

Luisenstadt 在 Kruezberg 所管理的街區(qū)的一層鋪面，既有政治海報店，也有像 Piko 這樣的鎖匠與配鑰匙店。

Schokofabrik，也位于 Kreuzberg。1981 年 5 月，一群來自自主女性運動的女性占據(jù)了這座原巧克力工廠舊址，并將其設想為一個女性街區(qū)中心。此后，這里從占屋延續(xù)為長期存在的女性主義基礎設施，至今仍容納咨詢、活動、體育、工坊和兒童項目。

Schokofabrik 內(nèi)部的的歷史說明牌：從 1888 年的巧克力工廠，到 1981 年被女性與女同性戀者占據(jù)并改造為女性中心，再到 2000 年代由女性合作社購下房屋。

04

我和 Tony 一起逛的 Kreuzberg，是 80 年代占屋浪潮最踴躍的地帶，而到了 90 年代的第二波大浪潮，他發(fā)現(xiàn)很難找到相關資料。檔案館里的報紙傳單，一下就變少了。 “80 年代的材料還算完整，90 年代基本是空白的，那個時期的占屋發(fā)生在東德，柏林墻倒塌的那個瞬間，是一件更自發(fā)、更偶然的事情。”

實際上，柏林墻倒塌后，許多西柏林原本就有占屋經(jīng)驗的人也向東移動，但長期以來，第二波東德的占屋浪潮和第一波西柏林的占屋，是被割裂講述的，Tony 做完地圖才第一次直觀地看到兩場運動在空間里的交匯。

不久后，我就遇到了 Rainer，他經(jīng)歷的正是 90 年代，和東德有關的占屋。

來德國之前，朋友打電話要我盡量早一些到，最好趕在國慶之前。“今年的國慶會很熱鬧。”她在電話里說。今年（2025）是德國統(tǒng)一三十五周年，“街上一定會有很多人的”。

街上的確有很多人，在勃蘭登堡門附近的廣場，白人老人們成群結隊，舉著歐盟的小旗幟，臉上貼十二顆星紀念貼紙，擺出拍照的造型。我是在那個國慶遇見 Rainer 的，他的藝術工作室離廣場不遠，米特區(qū) Linienstra?e 144 號，走下幾級石階，推開一扇沉重的黑鐵門，是一間狹長的地下室。這里原本是一座東德的熔爐鑄造廠，那天，他對外開放了參觀。

“國慶”這個詞并不是德文直譯，更準確一點，應該叫做“統(tǒng)一日”。在德國，對國的定義就足夠吵上好幾天，比如 Rainer 就曾經(jīng)是一個東德人，可以說在 1965 年，他出生的是另一個國家，在那個政權里度過了漫長的童年和青春期。三歲，他的父親因為散發(fā)非法政治傳單被逮捕，出獄不久后就自殺了。Rainer 做出一個用槍崩頭的動作。

Rainer 父親當時發(fā)的傳單，意思是：柏林人，別忘了這堵墻。因此，請要求這座城市重新歸于一體。不要支持任何維系這種不公的事物。大多數(shù)人已經(jīng)厭倦了他們的謊言。對邊防士兵來說也是一樣：殺人就是殺人。

十五歲，Rainer 開始在工廠打工，下班之后他不愛和同事喝酒，總是自己在家畫一些畫。沒多久，他被選進了藝術學校，那是 80 年代后期的東德，壓抑和混亂并存，整個國家是一臺即將崩潰的巨型機器，史塔西雖多，但并非無孔不入，而且大多數(shù)都沒有真正在工作。

Rainer 喜歡混跡在東德藝術小團體里，他們會偷偷鉆進東德各地的空房間。在東德，房子由政府分配，公務員們看報喝茶，沒人真的檢查每間房到底在干什么。整個國家四散著空置房，像星星一樣閃閃放光。誰都不知道鑰匙是怎么來的，只是從一個嬉皮士遞到另一個嬉皮士的手里。“占屋”這個墻對面的詞，在東邊沒有人聽說過，大多數(shù)人只是叫它Schwarzwohnen（“黑住”），偷偷住下，在空置的小公寓，辦小型展覽、派對、讀詩會。

Rainer 在東德時期和朋友們的藝術實踐記錄：1982 年，他們在柏林環(huán)城高速附近的廢輪胎堆中進行了一次帶有行為藝術性質(zhì)的“攝影行動”。

Schwarzwohnen 在東德并不罕見，甚至牽涉到成千上萬人，因為行政體系里監(jiān)管的人手不足，流程遲鈍，很多事情只要沒鬧大，就可以暫時不處理，于是整個國家散落著大量黑住房間。

80 年代的最后幾年，東德的年輕人們就這樣生活著，沒人想過墻真的會消失，直到那一天真的到來了，幾天時間里，西邊的年輕人涌入東柏林，他們帶來了更成熟的占屋經(jīng)驗，這讓另一種更公開、更帶對抗性的占領出現(xiàn)了。但對 Rainer 來說，這兩種占屋經(jīng)驗之間并不那么割裂。

在他的工作室，我們一起參觀了他對東德的回憶——在國家突然消失的手足無措里，他和朋友們提著袋子到停擺的東德老工廠撿到的金屬垃圾。他們管這些叫做“碎片”，“是增長驅動的社會，面對崩潰時產(chǎn)生的碎片”。

他突然停下來，拉住我，指向柜子里的一塊鐵制說明。上面印著簡體中文：

直流工業(yè)電機車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一架來自中國的機器。三十五年前，它和其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鋼鐵一起轟隆隆在工廠運轉著。

Rainer 指給我看的來自中國的鐵制機器說明牌。

臨走前，他遞給我一支細圓珠筆，我在紙上寫下郵箱。Luqing，大多數(shù)德國人念不準這個名字。“Luqing。”他又念了一遍。我們擁抱，再見，東德小屋。

回去后在郵件里，我告訴 Rainer，他工作室里那些社會主義破洞爛鐵，也是我從小家里堆滿的東西，在湖南縣城，六十平米公家宿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是和我們同一陣營的好兄弟，也是一個聽上去那么遙遠的地方。他的“黑住”時期，和我外婆的青年時代在時間上交錯重疊，只是在湖南，沒人知道占屋是什么。我還想知道他的青春期是什么樣的，他有過單位嗎？他是怎么占屋的？

過了幾天，我收到了他的回信：

親愛的 luqing：

非常感謝你來我的地下空間。這次參觀非常有趣。我在想，也許我可以用德語寫一些內(nèi)容，再讓 KI（一個人工智能）來幫忙翻譯，這樣可能進展會更快。

你問我當年的占屋故事，需要說明的是，我的視角是一名來自前東德社會主義親歷者的視角。在上世紀 90 年代的許多占屋場景里，東、西德人的實踐交織在一起。與此相對的是，在國家敘述中，至今仍是西德的立場在主導話語。

關于我們當時是如何占屋的，我可以簡單回答。

A：柏林墻倒塌的時候，那棟房子正在計劃翻修，但工程中斷了，整棟樓幾乎是空的，只有一間老舊的畫框作坊還在使用。我們最先在里面辦了一間“場景畫廊”和一個小酒吧，并且居然順利運作了一段時間。

這一切之所以在當時可能，是因為正好處在一個特殊的歷史空檔期，東德的法律已經(jīng)不再真正生效，而西德的法律又尚未完全接管。對我們東德年輕人來說，90 年代初是一個“盛大的派對時代”。

柏林墻倒塌后，我們組建了一個東西德藝術家團隊。后來我們找到了房子最早的房主，幫助她重新取得在社會主義時期失去的產(chǎn)權，再以我們能夠承擔的、相對合理的價格，從她手里買下了這棟樓。

當時的柏林在動蕩里，市政府組織過一系列“支持和平住房項目”的計劃。這些計劃其實是從 80 年代的西柏林占屋運動中發(fā)展出來的。

（而在柏林墻倒塌之前的東德，事情又有些不同。更常見的是人們對單個公寓的占用，并非像我們這種整棟房子。有段時間，我自己在德累斯頓、萊比錫和柏林各自都有一套我和朋友們占用的公寓。）

后來，我們通過大量親手勞動，終于把這棟房子擴建并修繕完成。如今房子已經(jīng)真正屬于我們，貸款也全部還清了。如果沒有當年的那場占屋，像我們這種尚未站穩(wěn)腳跟的藝術家，根本沒法在今天租金奇高的米特區(qū)繼續(xù)生活。但這是一個少見的積極例子，大多數(shù)占屋最終都以被驅逐告終。

B：從更大的歷史視角來看，獨立空間的前景目前相當黯淡，因為這座城市正越來越多地被單純的逐利邏輯所支配。

到了 2025 年，許多曾經(jīng)被占領的房子，已經(jīng)從當年的非法占屋轉變成了合法形式。不過，資本主義的產(chǎn)權控制體系，使得如今的選擇空間，遠比過去東德“疏于管理的社會主義”要少得多……

附注：我只能希望人工智能翻譯得夠好。今天我寫到這里，接下來幾天我會繼續(xù)回信。

祝好！

他在德累斯頓、萊比錫和柏林各自都有一套被占用的公寓！讀完信我只記得這件事了。我回了郵件，Rainer，你說的“資本主義的產(chǎn)權控制體系更加嚴密”是什么意思？

不久后，我們在他郵件里提到的、年輕時占下的屋前見上了面。它坐落在如今柏林最中心的地帶，路的盡頭是柏林塔，太陽快下山時，道路會閃爍明亮的反光。再往西邊走幾分鐘，就是柏林墻公園，周末有大型跳蚤市場（另一個“柏林亞文化”旅游打卡點）。很難想象這里成排都是空置樓的樣子。

我走近那棟樓，Rainer 穿著花襯衫，朝我遠遠揮手。

這是兩棟五層高的老樓，中間圍出一個安靜后院。每一層至今還住著當年藝術小組的成員，以及他們后來組建的家庭。側樓一層被改成陶藝工作室和小型畫廊，對外開放，靠街的一間店面，以很低的價格租給了一家小書店。我們路過時，陶藝工作室的女主人正在拉坯，她是這個社群的老成員之一，看到我們抬頭笑了笑。

Rainer 和朋友們一起住的社區(qū)后院。

Rainer 和朋友們用低于市場的便宜價格把一樓鋪面租給了一家書店。

他們在二十多歲的時候得到了這幾棟樓，住了進來，90 年代是漫長的、閃光的十年派對。到了新自由主義加速的 2000 年，以及“資本滲入每一處縫隙的 21 世紀 10 年代”，這里變成了房價最高的地方，年輕藝術家們都老了，他們拖家?guī)Э诙甲≡诶锩妗?/p>

“你們當年多少錢買下它的？”我問。

都記不起來了。那時候用的還是馬克，馬克和現(xiàn)在的歐元又該怎么換算？但總的來說，那不是一筆大錢。

Rainer 帶我去了他的家，在頂樓，一間結構復雜、窗戶很多的舊房，非常大，除了住，也能當他和伴侶的工作室。這棟東德建筑已經(jīng)很老了，聲控的黃燈泡，咳嗽一下，就散開漂浮的灰塵。

回來后，我給他寫了一封回信：

親愛的 Rainer：

謝謝你今天帶我參觀你的家。

你寫到 90 年代初柏林墻倒塌后的占屋經(jīng)歷，我能理解那時候政權混亂，處于短暫的歷史真空期，人們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我比較意外的是，你說你在德累斯頓、萊比錫和柏林各自都有一套占用的公寓。那是更早的東德時期，為什么在治理如此嚴密的社會，占屋仍然有可能？你是怎么占領它們的？

祝好！

Luqing

05

一個人很難在柏林賺到錢，免費的東西太多了。街邊欄桿時不時會掛著幾件衣服，是附近的人不穿了，晾出來給路人順手帶走。一些大紙箱偶爾出現(xiàn)在路邊，里面堆著不用的舊書、唱片，馬克筆用德語寫著：“免費取需”。

往城市的東邊走，能找到更多免費晚餐，人們叫其“Küfa”，Küche für alle，“人人廚房”。很多占屋樓里都能吃到 Küfa，總是素咖喱，熱氣騰騰，煮上一大鍋，淋在米飯上。大鍋旁放著舊錢盒，自由捐贈，食物就這樣一天天流轉下去。我經(jīng)常從西邊的住處，搭地鐵到東邊，去不同占屋房排隊吃 Küfa。

走在柏林街頭，街邊欄桿時不時會掛著幾件隨機流轉的衣服。

在 Rigaer 94，我吃到了最好吃的 Küfa ，番茄、紅豆和茄子，煮成稠稠的醬汁，還配上炸過的糯米球。旁邊的老女人和我并排坐，吃了一半，突然對我說幾句德語，我搖搖頭，她指指我的藍頭發(fā)，“I like your hair”。

她是這里的住戶，這里，是柏林唯一沒被合法化的占屋房。

在 Tony 畫下的地圖上，柏林歷史上的六百多處占屋，大多數(shù)被清除，剩下的一部分，在另一種更溫和，也更漫長的方式里被處理——Rainer 信中提到的“和平住房項目”，和政府或房東簽約，占屋變成低價租賃的社會住房項目，走向合法化。這些房子還保留著占屋留下的自治條約，以及墻上的涂鴉，但在法律意義上，它們已經(jīng)回到系統(tǒng)之內(nèi)。

這是柏林處理占屋的經(jīng)典方法，政客與住客，互相妥協(xié)一點點。對占屋者來說，有合同意味著不用再隨時面對警察清場，還可以用低價把空間租下來，繼續(xù)自己“別的生活方式”（alternative life）。但另一方面，也有房子始終拒絕合法化，這被稱作“不談判的房子”（Nicht-Verhandlerh?user）。

Rigaer 94 由于產(chǎn)權混亂，還有住客的堅持，一直是一棟“不談判的房子”。

這棟樓是 90 年代第二波占屋浪潮留下的，如果把柏林想成一張靶紙，Rigaer Stra?e 在靶心偏東的位置，它所在的街區(qū)在東德城市結構里是很典型的工人普通住宅區(qū)，很多房子年久失修，也沒有足夠的預算翻新，一直空置著。柏林墻倒塌后，僅 1990 年，東柏林就有約 130 棟房屋被占，Rigaer 大街是最顯眼的那一片。

Rigaer Stra?e 94，1990 年前后東柏林占屋潮中留下來的自組織住宅項目之一，也長期被視為柏林自治左翼與反士紳化運動最鮮明的象征之一。

很容易把 94 號樓和周圍建筑區(qū)分開來。涂鴉，從屋角蔓延到屋頂。走到門口，大門旁排著十二個門鈴，像十二塊黑巧克力，只有一個鍵是能按的。

新來的人，我，站在 Rigaer 94 門口很快會感到不安，滿墻涂鴉看著我，這里歡迎一個陌生人嗎？我看起來居心叵測嗎？還好我是個戴著眼鏡的亞裔，可是我是個戴著眼鏡的亞裔。我去了四次，沒有一次看到過別的亞裔。

很快有人開了門，她什么也沒盤問，微笑帶我走過長長的走道，就這樣進來了？前樓是普通的出租房，后樓和側翼是占屋的核心，樓里除了住的地方，還有一部分是地下室廚房。每周的 Küfa、全樓會議和派對都在這里。空氣里混著啤酒和煮菜的味道。

一周兩次 Küfa，住戶輪流做飯。廚師們搖搖鈴鐺，不到一會兒，住客們就端著盤子陸續(xù)走了進來。放眼望去，來吃 Küfa 的人大多數(shù)互相認識，朋友帶朋友。地下室廚房空間不大，墻上貼著抗議傳單。幾乎每個 Küfa 都有主題，比如“為 Bleiberecht（居留權斗爭）籌款”的 Küfa，吃完飯之后總是會有人繼續(xù)組織討論會。

Rigaer 94 里的宣傳單，來自雅典占屋社區(qū) Prosfygika 的募款與分享活動，不同國家的占屋網(wǎng)絡之間常常保持著聯(lián)系。

有人在這里住了十幾年，大多數(shù)人是三四年。最近幾年，頻繁的警察上門讓人們越來越疲憊。大概兩個月前的一個清晨，兩百個警察進來搜查證件，為了推進房東的驅逐訴訟，法院要求弄清楚到底誰住在這棟樓里。

整座城市一直在收緊。2016 年，五百名警察包圍了 Rigaer 94；到 2020 年，這里的地下酒吧被迫關閉。住在前樓的一位租戶 Maria 在《每日鏡報》的采訪里說，她每天穿著職業(yè)套裝出門，沿著貼滿海報的樓梯往下走，跨過警方設下的封鎖線去上班，有一次，警察用工具鋸開大門時，她正坐在廚房里吃飯。

Rigaer 94 的門口像一塊持續(xù)被改寫的公告板。 左側窗上寫著“找 Akelarre 請按 Kadderschmiede 的門鈴”，上方貼有 “Feminist Popular Education AKELARRE” 的告示；右側則密密麻麻疊著各類政治貼紙和海報，包括 “FEED THE PIGEONS”“FREE PALESTINE”“ANTIFA SOLIDARITY – FREE THEM ALL”，以及支持性工作者權利的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在 Rigaer 94 被圍堵的時候，更多房子走向的是另一條路徑。簽合同，進入 Rainer 信中提到的“和平住房項目”。

這套占屋合法化機制，大致在 90 年代初逐步定型。它最早借鑒的是西柏林 80 年代的經(jīng)驗，那一波占屋來勢洶洶，警方與占屋者在街頭正面對峙，沖突不斷升級。后來，政府決定把處理方式轉向妥協(xié)，久而久之，這些被合法化的占屋房被統(tǒng)稱為 Hausprojekte（自管房）。

兩德統(tǒng)一之后，這套機制幾乎是整套搬進了東柏林。墻倒之后的幾個月里，占屋在東邊集中爆發(fā)，隨后市政府在 1990 年 7 月 24 日之后明確表示“不再容忍新的占領”。Mainzer Stra?e 在 1990 年 11 月的清場，常常被視為占屋浪潮的轉折點，當時警方出動了三千多人，對峙持續(xù)多日，最終有 417 人被捕，在那之后，市政當局也更傾向于把剩余的占屋導向談判與合法化，而不是無限期地打街壘戰(zhàn)。

我的好朋友 K，就住在這套歷史延伸下來的自管房里。

K 去年搬到了柏林讀博士，我去找她那天，冬令時剛剛開始，下午四點過后，天就黑了下來。我們裹緊圍巾往她的房間走，風沿著街道灌進我們的身體。

這座自管房也在 Rigaer 94 附近，1990 年前后，作為東柏林占屋最密集的地區(qū)之一，這一帶有一百多棟樓被陸續(xù)占下，K 住的這棟樓就是其中之一。一棟六層建筑，1990 年被占，不久后合法化，一直沿用至今。

在 K 所住的自管房客廳，也貼著其他占屋房的運動海報。Liebig 34，是柏林最有標志性的占屋之一：它位于腓特烈斯海因（Friedrichshain），1990 年前后在柏林墻倒塌后的空置房浪潮中形成，后來發(fā)展成一個無順性別男性參與的無政府、酷兒、女性主義自組織住宅項目，也長期被視為反對驅逐、反對地產(chǎn)投機和城市紳士化的象征。2020 年 10 月，這座存在了約三十年的房子被警方清空。

當然，同樣是合法化，走到今天已經(jīng)高度分化，有的變成合作社，住戶成員鎖定使用權，房屋不再具備市場意義上的升值通道，也有相當一部分——比如 K 這棟——仍然是私人產(chǎn)權，靠長期租約把租金維持在低于市場價的位置。它們看起來像普通住宅樓，但在生活方式上仍保持某種自治的結構。

每個搬來柏林的人都會經(jīng)歷地獄式找房階段，K 在半年里搬了四五次家，直到她在一個另類租房平臺看到這棟房子在招人。之所以用“招人”，是因為在柏林租房就像找工作一樣難，租客要提交申請，層層面試，最后拿到租房 offer，才能住進一間可以長租的房子。她提交了申請，經(jīng)歷兩輪面試后，最終被選中。

房子一共六層，上樓梯，大門上貼滿了標語貼紙，但走道看起來比 Rigaer 94 要干凈得多。她說房東不讓他們隨便涂鴉。房東是早年的占屋一代，在這條街上還有幾套房子，現(xiàn)在都租出去了。

“他就是個生意人。” Sofia 說。

Sofia 是 K 的室友。我們坐在餐桌邊聊天時，她從房間里出來做飯。這棟樓在三樓和五樓有一個大廚房，是住客們常常碰面的地方。晚飯前，總有人在灶臺邊做飯碰上，簡單說幾句話，又各自回房。

K 從袋子里拿出土豆、花菜和胡蘿卜，開始煮咖喱。房子里各自買菜，最后做著做著，總會混在一起。每個人很多時候會多做一點，放在公共的鍋里，后來的人想吃可以隨便盛。

但她告訴我，現(xiàn)在樓上樓下之間，幾乎沒有什么真正的往來。

樓里的一些活動通常會設“正常價”（normal price）和“團結價”（soli price）兩檔，愿意的人可以選擇多付一點，額外的部分會用于支持左翼行動。有的移民覺得不合理，自己的生活已經(jīng)很拮據(jù)，或者說，本身就是需要被支持的對象，為什么還要和德國本地人交一樣的錢？

“分歧也是一點點積累起來的。樓里每兩周會開一次會，參會的人當場討論、投票，沒有到場的人也可以事后在群里表達意見。但大家沒有建立起一套清晰的決策機制，比如什么事可以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什么事必須經(jīng)過所有人同意。”

屋子里住著一個房客，是最早期的成員，他擁有一個很大的房間，住了快二十年。二十年，他或許早就厭倦了社區(qū)生活，厭倦了和其他人協(xié)商、討論一切。他基本不參與房子里的事情，也不愛和人打招呼，有時候他來開會，但明顯興趣很低。

我們泡了不知道是誰的薄荷茶，窗外完全黑了下來。

在自管房的公共廚房，我們用其他住戶留下的蔬菜做了一頓晚餐。大家會把快吃不完的菜發(fā)到群里，做飯的人就盡量全部用掉，避免浪費。

“我爸是做基層工作的。” K 告訴我。她爸在縣里什么都干過，知道怎么開會，怎么吵架，怎么撕破臉之后和人繼續(xù)好商好量，她后來給他爸打電話，問屋子的人吵架怎么辦，

“我跟他說，我們開會是自愿參加的，時間定好，來的人就投票，不來的人也算進去。我爸說這不對。”

電話里，他爸教她該怎么開會：“你們要規(guī)定多少人到場，投票才有效。其他人就必須接受。就算你不來，也是你自己選擇不來的。”

要先確立規(guī)則，再討論別的。她問了一圈其他自管房，發(fā)現(xiàn)大多數(shù)也沒有清楚的規(guī)則。“沒有哪個屋子是不吵架的。”

大多數(shù)沖突都和政治有關，更深的一層是，“大家不知道自己的優(yōu)先級是什么，也不清楚這個屋子到底是干什么的”，K 說。Sofia 做好了飯，端來盤子和我們一起聊天。她住的時間比 K 久，面試的時候，她沒有明確告訴 K 這棟房子是什么樣的，想要一起做什么，房子很早就失去了一致目標。但他們希望來的那個人政治立場是盡量包容的。“你看我們門口的貼紙，”她說，“貼什么政治標語都有，你就知道我們是什么樣的房子。”

許多貼紙從語言上，仍然繼承著過去年代的政治詞匯，比如“反資本主義”“自治””“合作社”。但自管房生存方式已經(jīng)進入制度內(nèi)部。

“現(xiàn)在有些人，一個月賺三千歐，也住在這種房子里。”Sofia 說，“他們還會跟別人炫耀，覺得這樣很酷。但自管房明明是社會性住房，是給更需要的人住的。”Sofia 覺得很多新住進來的人，首先是被柏林艱難的租房市場逼來的。首先這里是一個能住的地方，其次才是政治空間。

最近因為巴以沖突，這棟樓一度分成了兩派。甚至有人提出請調(diào)解員，兩天收費兩千歐。在柏林的占屋樓里，巴以問題是最容易引爆爭吵的話題之一，德國的歷史讓問題變得更加敏感。

“我跟幾個人說，從我們現(xiàn)在的狀況出發(fā)，其實不太適合站隊。”K 說。

“什么叫不站隊？”

“就像你跟你爸媽討論政治立場的時候，你們意見也不一樣。這個房子本質(zhì)上不是政治組織，但怎么組織自己的生活本身就是政治的，比如怎么分配廚房時間，開會時怎么發(fā)言，要不要請翻譯，這些事本身就是政治。”

茶涼了，K 總結，最重要的是要辦個 party。

“你不能一天到晚開會。”她前晚剛去了另一棟自管房的派對，她對 Sofia 說，我們平時沒有自然的接觸，只靠討論和投票總是會冷站，你是反德左翼 [2]，我支持巴勒斯坦，根本說不到一起去。但如果每周都有 Party，大家能坐在一起喝點酒，事情就會變得容易起來。

06

流竄在不同的占屋房和 Küfa 桌，漸漸地，我開始認識更多的人，比如 Alak，在 Rigar 94 吃飯時，她坐在我的對面，先用德語和我搭話，我搖了搖頭。這個女孩畫著好看的白色眼線，看起來比其他人好相處。Alak 告訴我，她來自德國南部小鎮(zhèn)，大學時搬來了柏林，她此前一直在一輛房車里生活。他們一大群人，開著好幾輛房車，停在城市不同的空地上。后來她又去住過別的自治房，但和那里的政治立場合不來，沒多久就搬走了。

所謂 “政見不合”，在柏林年輕人里，一般指的都是巴以問題，Alak 受不了“那些反德左翼”，說到這里，蹲在一旁聽的 Tom 也做出了一個嘔吐的動作。在“反德左翼”大樓里住了幾個月后，Alak 就搬到了這里。

那天 Küfa 后，有一個關于墨西哥薩帕塔原住民社區(qū)的分享會，分享的人去了恰帕斯山地，告訴我們在這里，薩帕塔人建立了自己的自治村莊，一個在現(xiàn)實中已經(jīng)運作了三十年的去國家樣本。地下室清出來一塊不太規(guī)則的空地，三四十個人圍著坐，兩個女孩輪流讀著她們在薩帕塔寫下的日記。“comrade”，她們互相這樣稱呼彼此，同志，Alak 在我旁邊淚眼盈盈，德國男孩女孩們沉默著。我心情復雜，環(huán)顧整個房間，心想這里沒人比我更懂這個詞。

往來在占屋房，聽人吵巴以問題，聽人互稱“同志”，我慢慢開始感到虛無，這一切和我有什么關系？不久后，我收到了 Rainer 對于我之前問題的回信，他告訴了我一些更感興趣的事，比如當時，他是怎么在東德體制里自由活動的：

在許多與冷戰(zhàn)有關的敘述中，東柏林常被描繪為一片沉寂、灰色的空間。但它遠比想象中更活躍。東德曾有大量的黑住戶。1979 年在腓特烈斯海恩（Friedrichshain）的一次清查中發(fā)現(xiàn) 534 套被非法占用的空置住房，而 1987 年普倫茨勞貝格（Prenzlauer Berg）的住房部門登記了 1270 套租賃關系不清的住房。歷史學者后來形容，這是一種“謹慎的占屋者，與克制的官僚之間的默契”。

黑住戶的大背景是，東德長期存在住房短缺，要是想通過官方分配獲得一間住房，通常要先在住房辦公室登記排隊，有時候要等上十年。不少人索性繞過制度，直接搬入這些無人管理的空置房。街道干部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他們知道自己沒有資源維修這些老房子，也不能給所有申請者分配新房。有時候，干部們象征性開出罰單，五十馬克，一百馬克，然后補簽一份租約。

W?rther Stra?e 37，1985 年。像這樣的舊樓修繕項目，是東德晚期住房危機中的另一條線索，在更多未被正式修復的老房子里，黑住戶以私下占住和自行修繕的方式進入住房體系的灰色地帶。（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親愛的 Luqing，Rainer 向我寫道：

或許可以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在柏林墻倒塌之前，在那個自稱“無產(chǎn)階級社會主義民主專政”的體制中，80 年代的東德，仍然能出現(xiàn)一些自由的小空間？

原因很簡單，很多公寓破舊不堪，長期缺乏投資，而投資意味著控制，當國家的投資力不足，控制力也就隨之減弱。行政系統(tǒng)難以應對一切，因為政治控制本身就已消耗大量精力。

從 80 年代末到共產(chǎn)主義崩潰的那段時間，是一個小空間時代，半合法的畫廊、被默許的占屋，還有被默默容忍的地下活動。沒有人真的敢走上街頭，畢竟那仍然是社會主義，沒有人富有，但也不存在如今真正意義上的貧窮與無家可歸。

我現(xiàn)在正在鄉(xiāng)下工作，沒有網(wǎng)絡，直到周一才會上線。

致以最好的祝愿，

Rainer

在這種“因為政治控制本身就已消耗大量精力”、巨大機器即將崩潰的灰色狀態(tài)里，地下文化在東德蓬勃發(fā)生著。什未林，一個劇團搬入了原本要拆除的樓房，在廢棄客廳里演出；耶拿，黑住的房子發(fā)展成了文化反對派的聚集地；萊比錫，“憤怒的沖動”樂隊偷偷占據(jù)空置公寓，在里面排練，后來那里成了東德朋克聚會的據(jù)點，直到 1982 年被迫撤離。

特別是 1986 年以后，在一些大城市，尤其是萊比錫和柏林，冒出了越來越多的黑咖啡館、酒吧、非官方畫廊。據(jù)統(tǒng)計，當時東德約有四十多個私人展覽空間，其中許多設在黑住戶的地方。

我回復 Rainer：

我最近想到了你曾經(jīng)告訴我的，“東德從上世紀 80 年代到共產(chǎn)主義崩潰，是一個擁有許多小空間的時代”。即便是最僵硬的系統(tǒng)，也總會有裂縫，它和我現(xiàn)在面對的處境很接近——治理看起來很集中，但仍然有許多小小的自主空間在出現(xiàn)。

這個月在柏林，我經(jīng)常想到這種對照。我和占屋的年輕人聊天，提到中國也有自組織空間，很多人并不覺得我們在做的事足夠嚴肅，他們更感興趣的是正面沖突，他們會問如果這樣的空間被關掉，我們會組織起來做點什么嗎，但我們不會這樣做。

這個月，我看到了很多占屋的例子，但我發(fā)現(xiàn)歐洲對于替代性生活（alternative life）的爭奪，和中國環(huán)境里出現(xiàn)的爭奪，其實很難直接比較。

你回憶里的東德黑住時代，是我更想理解的事情，那些存在于高壓系統(tǒng)裂縫里的小空間，我想聽聽你的看法，為什么在看起來不夠自由的社會環(huán)境里，這些空間仍然可能出現(xiàn)，甚至你認為相比于現(xiàn)在，東德有過更多可能的空間？（如果這不是一種懷舊情緒的話。）

東柏林，1982—1984 年，室內(nèi)聚會場景。它未必能被明確指認為黑住房間，但與 80 年代東德非法居住空間的文化功能高度貼近，許多黑住的房間，也會成為創(chuàng)作者聚會、朗讀和派對發(fā)生的地方。（圖片來源：Barbara Metselaar Berthold，Parties in East Berlin, 1982–84 系列，轉引自 WePresent）

07

每當我對德國人說，我過來一個月，來寫這里的“占屋運動”，他們都會愣一下，問我，“現(xiàn)在還有占屋嗎？”

沒有。我搖頭。柏林現(xiàn)在已經(jīng)沒有占屋了。

占屋可以發(fā)生，是因為房子真實地空著。八九十年代的柏林遍布空置房屋，是一張能被書寫的白紙，但對 90 年代末的一代來說，白紙上已經(jīng)填滿了網(wǎng)格。

還記得在租戶聯(lián)盟工作的 Uwe 嗎，時不時，我會和他在 Sydikat 見面喝一杯。

“你怎么理解占屋？”我一直想問 Uwe 這個問題。他很少向我提起占屋，即便他的工作和占屋一樣，都屬于廣義的住房運動。Uwe 告訴我，距離上次他去 Rigaer 94 吃 Küfa，已經(jīng)是很多年前了。

“占屋是一種‘直接行動’。如果你要一個住的地方，這里又有很多空房，那就直接住進去。空置的房子，能有人去住是好事。”

東柏林真空的那些年，“直接行動”像呼吸一樣自然。邏輯很樸素，申請和審批只是國家機器的虛張聲勢，需求與空間之間沒什么不可逾越的東西。

但 Uwe 覺得單靠占屋，永遠解決不了柏林更大的住房問題。因為就算把所有空屋都住滿，仍然會有成千上萬人沒有房子。

空房消失的速度比運動本身還要快。90 年代初，統(tǒng)一后的柏林背負著巨額債務，政府需要盡快變現(xiàn)資產(chǎn)來填補赤字，原本屬于市政的社會住房被成批出售。光是在 90 年代末到 21 世紀初，就有二十多萬套公共住房被推向市場，住房也相應變?yōu)榱嘶饒蟊砝锏臄?shù)字。

最關鍵的一筆交易發(fā)生在 2004 年。柏林市政府一次性將 6.5 萬套市屬住房整體打包，賣給由高盛與博龍牽頭的投資者財團，理由是債務與財政困境，成交價大約 20 億歐元，這也是柏林租賃住房金融化的重要節(jié)點之一。原本帶有公共屬性的存量住房，被交給了金融資本的收益邏輯來管理，房屋隨后幾經(jīng)并購，最終集中到了今天柏林人最熟悉的兩個名字手里，Deutsche Wohnen 和 Vonovia。

“這兩家公司，控制了全城將近四分之一的住房。”Uwe 對我說，35 萬套。

研究者 Manuel B. Aalbers 與 Andrej Holm 在 2008 年梳理柏林住房私有化時指出：自 1990 年以來，柏林約有 20 萬套公共住房被私有化，其中相當大一部分發(fā)生在統(tǒng)一后的數(shù)年內(nèi)。

這是一種新自由主義機制，Syndikat 的木桌前，Uwe 向我說起了這個概念。“二戰(zhàn)”之后，德國曾經(jīng)有過更強的社會民主住房安排，公共住房、長期補貼與租賃監(jiān)管更明顯地存在著。但在柏林，這套體系在 90 年代被迅速改寫，財政壓力與市場更有效率的想象疊加在一起，大量公共住房被賣向房產(chǎn)商。

那時候，新自由主義的浪潮席卷了世界，柏林也不例外。英美主導的市場化改革在 80—90 年代成為一種國際趨勢，私有化、放松監(jiān)管、讓資本更自由地流動，擴展為一種市場優(yōu)先的治理方式。

與此同時，帶有社會住房性質(zhì)的住房存量還在因為補貼到期而持續(xù)減少（2022 年就減少了 23,266 套）。公共承諾退場，市場定價也加速擴張，住得起的空間于是加速收縮。

“水、電都走過同樣的路。” Uwe 說。水務在 1999 年部分私有化，后來柏林在 2012 年開始逐步回購并重新實現(xiàn)公有控制，電網(wǎng)也在拉扯多年后于 2021 年回到柏林州政府名下。但住房至今仍主要在私人資產(chǎn)結構里運轉。“我們現(xiàn)在希望做的，是讓住房重新變成公共的。”Uwe 說。

2021 年 9 月，柏林市民以 56.4% 的支持率，通過了“征用擁有 3000 套以上住房的大型房企”的公投。這是德國戰(zhàn)后第一次，通過全民投票表達出如此大規(guī)模的反住房金融化訴求。

這場公投的海報上，寫下的口號是“住房不是商品”（Wohnraum ist keine Ware），這句話最早出現(xiàn)在 80 年代 Kreuzberg 的占屋墻面上。從“修繕式占屋”到現(xiàn)在，它成了一條跨越年代的暗線，把早年的占屋運動、今天的租戶運動、公共化項目串聯(lián)在一起。

一張柏林住房運動的活動傳單。上面寫著“Mietenpolitischer Ratschlag”，意思是“住房政策討論會”或“租房政治協(xié)商會”；時間是 2025 年 11 月 2 日 13 點，地點在 Dragonerareal。斜著印的 “Mietenwahnsinn” 直譯是“租金瘋狂”，也是柏林住房抗爭中很常見的口號。

這張時間線梳理了 2011 年至 2022 年間柏林住房運動的重要節(jié)點：從公投、示威、占屋清退，到租金上限政策與“大房東社會化”討論，住房問題如何一步步從街頭沖突進入制度議程。

資產(chǎn)化不只意味著房租上漲，也改變了與住房有關的語言，它們開始更多與估值、回報相關。Uwe 說：“我們越來越多的時間和注意力被吸進市場波動的軌道里。”為了負擔租金，人們要改變工作節(jié)奏，為了通勤不得不搬家，遠離曾經(jīng)的朋友。居住成為被持續(xù)評估、不斷調(diào)整的風險管理行為。

“所以說，占屋對柏林來說非常重要，它們改變了城市的氣質(zhì)。但它們大多數(shù)是脫離日常生活運轉的，我會說，他們是一群很酷的年輕人，但它終究只是‘熱鍋上的一滴水’。”

Uwe 抬起手，比了一個動作。那是一句德語老諺語。一滴水，濺在燒得滾燙的鐵鍋上，激起一聲清脆的滋響，但幾秒鐘后就蒸發(fā)了，鐵鍋沒有任何變化。

那天逛完 Kreuzberg，Tony 和我在一家咖啡館坐下。他用手指在桌面上畫了一個圈：圈里是柏林，圈外是柏林以外的德國。

“柏林在之前就是一座孤島。‘二戰(zhàn)’之后，整座城市被墻圈住，像一塊被遺落的飛地。因為特殊的政治安排，當時西德普遍要服兵役，西柏林卻是例外，于是所有討厭軍隊的人都往柏林跑。當時的物價非常便宜，任何人都能找到一個落腳的地方。”

我在柏林見到的所有人，都會和我抱怨這十年里，物價漲得飛快。

現(xiàn)在的年輕人很難再闖入一棟建筑，街上不再有空屋，于是他們開始創(chuàng)造像 Luisenstadt 合作社、Uwe 的租戶聯(lián)盟、Berlin Besetzt 等其他的爭奪方式。

“對我來說，它們都是同一場斗爭。” Tony 說，在一個被資本高度組織的城市里，任何不完全按市場邏輯運行的空間，都是一種抵抗，只是人們在用不同的方法，拿回通往城市的權利。

Tony 帶來的 BITTE LEBN。這本由 Reclaim Your City 藝術小組編寫的書，試圖從行動者內(nèi)部梳理 2003—2021 年柏林的亞文化與“城市權利”運動，許多墻面、屋頂、街頭行動和消失中的開放空間，都被收進了這本檔案里。

Kreuzberg 的 Kottbusser Tor 車站前，Kotti & Co 搭起的 Gecekondu 抗議小屋。2012 年，社會住宅住戶在這里持續(xù)集結，反對租金上漲和搬遷壓力，它后來也成為柏林住房運動里最著名的街頭據(jù)點之一。

過了幾天，我收到了 Rainer 的回信，他試圖回答我的問題：

我認為每個系統(tǒng)都會有壓制性的規(guī)則，關鍵在于它們服務于什么目的。當一個大系統(tǒng)開始管得太多，過度規(guī)訓就會變成一種自我循環(huán)——規(guī)訓本身不再是手段，反而成了維持權力的目的。

權力運轉得太過用力，會讓國家組織和它的機構變得笨重、遲緩，難以靈活運作（當然，管得太少也同樣有害）。這有點像自身免疫疾病：本來用來保護整體的機制，一旦過度，就會反過來傷害整體。

而在所有逐漸變得僵硬的結構之間，總會不斷出現(xiàn)更小、更靈活的空間——自由的空間。總有一天，這些空間會匯流起來，被錯誤攔住、被堤壩蓄起來的水，會形成新的自由力量，而沒有出口的堤壩和圍墻，終究會被沖破。

東德當年，就是如此。

1990 年后，堤壩崩潰了，但水并沒有一直泛濫。很快，那些曾被默許的灰色地帶開始被逐一清點，新一輪更精密的測量開始，這也就是 Rainer 在信里寫的，“資本主義的產(chǎn)權控制體系，比當年甚至更加嚴密”。

而他們那一代人，橫跨在兩個制度之間，一邊是正在解體的鐵幕世界，另一邊是正在成型、還未收緊的資本市場。系統(tǒng)尚未定型的短暫窗口，是可能性最大的時刻，空房、不知所措的警察、懸置的權屬，他告訴我，現(xiàn)在的柏林年輕人，再也無法看到那樣的縫隙。

最后一次打開 Rainer 的工作室網(wǎng)站，我看到他下個月又要做一次工作室導覽。日期是 11 月 9 日，也是柏林墻倒塌的那一天。頁面最末，他留下一句像注腳一樣的英文：

Never before have so many new walls been built, as since the fall of the Wall.

或許墻并沒有真正消失，只是變化了形狀，成為算法、報表、金融機構的利率曲線。它不再被看見，于是我們該怎樣談推倒？

注釋

[1] “Interview with a Squatter—Frank Jackson”, libcom.org, April 6, 2021,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Bar Fax, August 1981, https://libcom.org/article/interview-squatter-frank-jackson?utm_source=chatgpt.com.

[2] Antideutsche 是德國特有派別，他們的一般邏輯是，德國有反猶歷史原罪，所以必須無條件支持以色列。這一派別在 1990 年后在柏林左翼圈中崛起。

關于藍書屋

藍書屋是德意志聯(lián)邦共和國民法下?lián)碛蟹ㄈ速Y格的公益基金會，成立于 2022 年，旨在支持研究者、記錄者與創(chuàng)作者，促進跨文化、跨地域、跨代際的交流與合作。

關于單讀

單讀是單向空間旗下集出版、聲音、影像、活動等全媒體原創(chuàng)內(nèi)容為一體的文化品牌。堅持全球化視野，挖掘新一代創(chuàng)作者和思想者，發(fā)表小說、詩歌、劇本、非虛構和社科作品；推崇沉靜、深入的閱讀，尊重清醒、獨特、富有活力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