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信中揭真相，喬冠華轉到了中央，主席稱很好

有些時候，說真話比打勝仗更需要勇氣，尤其是在人人都不敢開口的年代，尤其是面對被稱為“歐洲社會主義明燈”的兄弟國家。1969年，就有這么一位將軍出身的大使，頂著巨大壓力，把援外背后的真相捅到了中央，最后還得到了毛主席的親口稱贊。

耿飚不是一般人，他13歲就到水口山鉛鋅礦當童工，1928年參加了平江起義，跟著紅軍從井岡山一路走到陜北，長征路上擔任紅一軍團第二師四團團長，強渡大渡河、攻占臘子口，這些硬仗都有他的身影。抗日戰爭時期，他在晉察冀軍區當參謀長，解放戰爭時期，他是第十九兵團副司令員兼參謀長，跟著部隊解放了太原、蘭州，還參加了抗美援朝。1950年，他轉行搞外交，先后擔任駐瑞典、丹麥、芬蘭、巴基斯坦、緬甸等國大使，是新中國第一批將軍大使。

1969年5月，剛開完“九大”，耿飚被派往阿爾巴尼亞出任大使。臨行前，毛主席親自叮囑他，阿爾巴尼亞是“歐洲的社會主義明燈”，我們要加強和發展中阿友好關系。這話分量很重，當時國內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幾乎是有求必應。從1954年開始，中國在自己經濟還很困難的情況下，節衣縮食給阿爾巴尼亞提供援助，前前后后折合人民幣將近90億元，而阿爾巴尼亞總人口才200萬，平均每人能分到4000多元，要知道當時中國農民干一天活才掙8分錢，工人一個月工資也就幾十塊錢。

耿飚到了阿爾巴尼亞，沒先忙著搞外交禮儀，而是帶著翻譯和工作人員去各地調研。這一看，他心里堵得慌。中國援建的化肥廠，年產量20萬噸，平均一公頃地能分到400公斤化肥，遠遠超過中國國內的使用標準，可這些化肥就隨意堆在露天，任憑日曬雨淋，揮發氧化。中國援助的拖拉機，阿方司機不愛護，經常開到沒油了才想起加油，零件壞了也不及時修，壞一臺就扔一臺，再向中國要新的。中國幫著建的紡織廠，阿方沒有足夠的棉花原料，機器就一直閑置在那里，銹跡斑斑。更讓他難受的是，阿方對中國援助的態度，覺得理所當然，霍查甚至說，我們向你們要求幫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幫助一樣，你們有的，我們也要有。

耿飚晚上睡不著覺，翻來覆去想這些事。當時國內極“左”思潮泛濫，誰要是敢說“歐洲社會主義明燈”的“壞話”，很可能被打成反革命。他身邊的工作人員也勸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別給自己惹麻煩。可耿飚是軍人出身，眼里容不得沙子，他覺得自己是中國的大使，就得對國家負責，對人民負責。經過幾天幾夜的思想斗爭，他拿起筆，給外交部主管歐洲事務的副部長喬冠華寫了一封長信。

信里，耿飚詳細描述了自己看到的情況，說中國對阿援助主客觀不一致，主觀愿望是好的，想幫助阿爾巴尼亞發展經濟，但客觀效果并不好，不但沒讓他們的經濟發展起來，反而助長了他們的驕傲、懶惰和依賴思想。他明確提出，建議國內對援阿的規模、內容和方法，都必須重新考慮，通盤修改。這封信字字句句都在踩紅線，喬冠華看了之后，既贊賞耿飚的勇氣，又覺得這事棘手，只能先把信轉報給周總理。

周總理看到信后，非常重視，馬上向毛主席做了報告。毛主席仔細看完信，放下手中的筆，說了一句讓所有人都沒想到的話：“耿飚敢說真話，反映真實情況，是個好大使。”有了主席的這句話，江青等人沒敢找耿飚的麻煩。后來耿飚回國，李先念見到他，第一句話就是：“耿飚，你膽子真不小，敢說阿爾巴尼亞的‘壞話’，你是第一個提出這種意見的人！我對這件事也有意見，但一直沒有說話的機會。”

耿飚的諫言沒有立刻改變援阿政策，但為后來的調整埋下了伏筆。1978年7月，鄧小平拍板，三個字：斷、撤、停。斷援助，撤專家，停項目。中國派駐阿爾巴尼亞的近6000名專家打包回國，所有在建項目全部叫停，二十四年的輸血式援助就此結束。

有人說，耿飚當年太冒險，萬一毛主席不認可，他的政治生命可能就完了。也有人說，耿飚做得對，作為大使，就該如實反映情況，不能為了所謂的“友誼”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其實，耿飚當時沒想那么多，他只是覺得，中國人民的血汗錢不能白白浪費，援助應該幫到真正需要的地方，而不是養出一個只知道伸手的“兄弟”。

直到今天，對外援助依然是個復雜的話題。到底該怎么援助？援助到什么程度？如何確保援助物資不被浪費？這些問題，耿飚在1969年就已經給出了他的答案。而他那種敢于說真話、敢于堅持原則的精神，在任何時代，都值得我們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