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敖德薩逃到墨爾本郊區，母親卻哭了：鄰居在哪，大海又在哪

當我的家人在1988年從蘇聯時期的敖德薩來到墨爾本時，我們落腳在唐卡斯特。這個富裕的郊區遍布起伏的死胡同，與我們剛剛逃離的貧困和壓抑形成鮮明對比。

父母在博士山職業技術學院報名學英語，我和哥哥則進入當地小學讀書。在那里，我們不必再高聲背誦關于“偉大領袖”的教條。商店里食物充足，也不用排隊購買。

可即便如此，懷著第三個孩子、已接近臨產的母親，望著那條寬闊而寂靜的街道，還是哭了出來。她問父親：“我們的鄰居在哪里？大海又在哪里？”

我們很快意識到，必須往南搬，靠近我們的俄羅斯猶太社群。于是，我們一步步向這片核心地帶靠近，先到格倫亨特利，再到卡內基，最后來到考菲爾德。而這片核心中的核心，當然就是巴拉克拉瓦。

在這里，母親可以買到俄式餃子和凝乳軟奶酪；在這里，她向雜貨店老板要一種特定的鹽漬鯡魚時，對方會立刻明白她說的是什么。她坐在這里的咖啡館里，感受這里的人群與氣息：從圣基爾達一路游蕩而來的藝術家和音樂人、賣水果的意大利商販、在猶太經學院和潔食面包房之間匆匆穿行的極端正統派猶太男孩、朝著阿爾瑪公園快步走去的遛狗人。

當然，還有大海。從巴拉克拉瓦路的高處，我們能看見那條閃閃發亮的海岸線。每次看到這景象，都像回到家一樣。和這片街區的許多人一樣，我們屬于港口。我們熟悉的不只是海水咸澀的氣味和海鷗貪婪的鳴叫。遷徙塑造了我們對自己的理解：貨物與貨輪、行李箱與水手、街頭藝人、投機謀生者、逃離者。像我們這樣構成墨爾本“南方猶太小鎮”主體的移民，懂得來來往往所蘊含的那種活力。

1857年，巴拉克拉瓦以克里米亞戰爭中的一場戰役命名。附近的塞瓦斯托波爾街和敖德薩街，也都源于這段歷史。考慮到這一帶居民的構成，這種巧合頗耐人尋味。

這些名字，對我們斯拉夫人來說如此熟悉，仿佛直接從伊薩克·巴別爾的小說中走出來。是不是正因為它們，我們才會被這座海邊的“猶太小鎮”吸引而來？

對有些人來說，“猶太小鎮”這個詞帶有貶義，意味著封閉、狹隘。但我在巴拉克拉瓦的體驗從來不是這樣。

我喜歡這里如馬賽克般分布的猶太會堂；有的宏偉莊嚴，有的小得甚至設在私人住宅里。我也喜歡每逢重大猶太節日前夕，日落時空氣中那種隱隱作響的期待感：人們匆忙去買最后一束花、最后一支蠟燭，或最后一份圣餅。

但我最珍視的，是這一切與更廣闊街區之間的交融——從霍瑟姆街到查珀爾街，從里彭利到真正意義上的圣基爾達，彼此連成一個整體。

巴拉克拉瓦約有5300名居民。最近一次人口普查顯示，這里的人口祖源多達58種。圣基爾達圖書館還會用阿姆哈拉語、印地語、俄語和西班牙語舉辦兒童故事活動。

那家店雖然裝修利落現代，菜單卻滿是俄羅斯式的懷舊氣息：熱氣騰騰的羅宋湯與波蘭餃子并列擺放。如今，那處舊址已是頗具標志性的“二八零墻”咖啡館；而在更早以前，那里還是一家潔食肉鋪。它的門面如今成了本地街頭藝術不斷變化的畫布。

在巴拉克拉瓦，同一條街上，你既可以學《托拉》，也可以學瑜伽。上次我留意時，全長只有200米的威廉街上，竟然開著6家健身中心。

你可以去“本地酒館”玩變裝賓果，也可以站在韋斯特伯里街上，透過一扇敞開的窗戶，聽見一個孩子跟著她那位出生于莫斯科的老師學鋼琴。我當過那個學琴的孩子，也當過那個站在街上傾聽的人。

當然，巴拉克拉瓦并不是烏托邦。這里有不少居民無家可歸，或長期處于困頓之中。街頭暴力并不罕見，毒品問題帶來的粗暴現實也時常顯現。

最近，對許多猶太居民來說，“家”的含義又因反猶暴力的上升而變得復雜起來。但在這些困境之外，還有無數人安靜地并肩生活：一起等電車、提著雜貨回家、借書、照看孩子、捐贈衣物。卡萊爾海鮮店由一位希臘移民于1922年創立，是墨爾本歷史最悠久的炸魚薯條店；納爾遜街幼兒園也已經存在了110年。

這些并不只是有趣的地方掌故，它們是延續性的象征，是一顆巨大而跳動的心臟外在可見的紋理。它不是烏托邦，卻讓人看見共處如何成為可能。

不，巴拉克拉瓦不是烏托邦。但在大多數時候，它確實是一堂關于共處的課。在今天這個世界上，這或許是人與人之間最珍貴的東西：繼續相信彼此的善意，并尊重彼此最基本的需求。

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時，菲利普港灣上空正綻放著2006年新年的煙火。那時，我住在桑德靈厄姆鐵路線旁的林蔭大道上，那條高架鐵路從威廉街游樂場上方穿過。

那個孩子在橙林公園學會了走路；他們吃下的第一口“真正的食物”，是半夜從格利克面包店安息日后出爐食品里拿到的一小塊百吉餅。我熬過新生兒帶來的失眠，靠的是卡萊爾街“咖啡公司”的咖啡豆；自1969年以來，那家店的烘焙香氣一直彌漫著整條街區。

但巴拉克拉瓦給予人的禮物，并不止于這些人們熟悉的郊區生活標記。真正的禮物是安靜的，也往往看不見：它們是一個村莊、一個“猶太小鎮”、一處游樂場、一座繁忙港口及其所有來者之間，彼此默認并共同維系的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