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毛主席到頤和園專門拜訪丁玲，丁玲：我懷念延安那段時光

你敢信嗎，1951年夏天，頤和園東宮門突然停了一輛吉普，出來散步的游客根本沒反應過來，慢悠悠往樂壽堂走的中年人，就是剛建國不久的毛主席。這次他沒帶大隊人馬，就跟隨行秘書說，我來見個老朋友。沒一會兒，丁玲就從小院里急匆匆迎出來了。

兩個人剛寒暄幾句，思緒一下就飄回15年前的延河邊。1936年秋天，丁玲頂著南京的通緝令，千辛萬苦跑到保安，第一次在窯洞里見到毛主席。那天晚上油燈昏黃，毛主席翻著舊刊《北斗》，一口湘音說丁玲寫的《不是情書》很有勁，一下子就卸掉了丁玲心里的緊張。

保安的歡迎會上，丁玲把自己在獄中三年的經歷一股腦說出來。毛主席聽完直接說，先養好身體，前線正缺你這樣的筆桿子。轉頭就給楊尚昆發電報，把丁玲送到了紅軍前線。

丁玲跟著大部隊在山城堡陣地行軍，就著戰火寫下官兵們的疲憊和血性。在黃土坡的宿營地，她一邊幫衛生員包扎傷口，一邊寫下《南下軍中之一頁日記》。這些文字后來收錄進《丁玲文集》，現在還是研究抗戰時期民眾心態的重要材料。

1936年年底，聶榮臻給丁玲送來一封加急電報，電報里是毛主席專門寫給她的詞《臨江仙·給丁玲同志》。那句“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一下子把當時窯洞里的笑聲，永遠定格在了歷史里。毛主席對文藝工作者的鼓勵，從來都是短短幾句，卻一下子說到人心里去。

抗戰全面開打之后，丁玲帶著西北戰地服務團東渡黃河，她一個人身兼團長、編劇、演員三個活兒。白天趕路，晚上就搭臺排練，晉西高原的露天場，老鄉們坐在土坡上聽相聲，小孩圍著破舞臺學唱歌。有人算過，短短一年時間，服務團演了六百多場，影響力從忻口一直鋪到太行山深處。

延安整風的時候，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引發了不小爭論。毛主席約丁玲一起在鳳凰山腳下散步，語氣平和跟她說，批評可以有鋒芒，但最終要落到解決問題上。這番話被丁玲寫進了自己的工作筆記，后來也成了她思考性別議題的起點。

1944年的一個冬夜，毛主席洗完澡披著棉袍，一口氣讀完丁玲寫的《田保霖》。他特意把丁玲和歐陽山叫到屋里談，說自己開合作社會議要發言，你們這稿子給我點亮了一盞燈。當時在場的張聞天，把這句話整整記了一頁會議記錄。

抗戰勝利后開始籌建新中國，1948年夏天，丁玲做完土改工作，把《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初稿交給胡喬木。胡喬木看完跟毛主席說，骨架不錯，細節還得打磨打磨。毛主席想了想說，她要是去當幾年縣委書記，筆桿子能多三分泥土氣，這話后來在文藝圈傳得挺廣。

1951年，《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拿了斯大林文藝獎金二等獎，外交部安排丁玲去莫斯科領獎，丁玲直接婉拒了，說自己忙著籌備作協年會走不開。毛主席知道后也沒勉強，反倒抽了空自己跑了一趟頤和園。那天傍晚湖面飄著小波紋，倆人坐在石階上，聊創作也聊身體。

丁玲跟毛主席說，還是延安的日子過得痛快，寫完稿子往窯洞門口一坐，星星都好像伸手就能摘到。毛主席笑著點頭，說北京星星少事兒多，還是要寫，多寫點好東西。這段對話后來被丁玲記在筆記本的邊頁上，旁邊就寫了四個字，懷念延安。

后來這些年丁玲經歷了不少波折，創作一度停下來，直到晚年才重新回到文壇。在大部分官方檔案里，1951年頤和園這一次聊天，是兩人最后一次無拘無束的長談。時間停在1951年，但倆人精神上的聯結從來沒斷過。

丁玲八十歲重讀舊作，還說毛主席是禮賢下士不擺架子，和她年輕時候的看法一模一樣。現在研究歷史的學者都覺得，毛主席和丁玲這幾十年的交往，不只是領導和作家的往來。更能看出來，我們黨在戰爭和建設時期，對文藝到底該起什么作用，認知是一步步變化的。

翻檢當年的資料能發現，那時候的文學從來不是飄在天上的，一直和革命實踐緊緊綁在一起。保安窯洞里的一首詞，太行山口的一場夜戲，頤和園的半日閑談，不同的場景，都講明白同一個道理。烽火歲月里的文字，從來沒離開過槍炮，也從來沒離開過腳下的土地。

參考資料：人民日報 毛主席與丁玲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