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文龍的生意，明朝默許的“自我毀滅”

天啟六年因“東江移鎮”，大明再起紛爭。總兵官毛文龍先是各種上疏反對，接著又用處死遼東撫署協調官（趙佑）這種危險的方式來表明態度。朝堂內外也就此事，分成涇渭分明的兩派。

支持將東江遷往蓋州的人，主要是覺得雙島遠離后金腹地，牽制作用有限。那么反對移鎮的人又是什么原因呢？至少在薊遼總督閻鳴泰眼里，他們的出發點并不是東江鎮的軍事效用。

天啟三年為解決東江鎮糧餉不足（主要是口糧）的問題，毛文龍和登萊巡撫袁可立共同奏請依萬歷援朝例，允許海貿以補不足。朝廷雖同意但加了兩條限制，每次貿易“米豆”需占八成以上以及外貿對象只能是朝鮮。

但海貿的重利和權力的介入，只會讓口子越撕越大。

臣接邸報，見禮城侯李承祚一疏，謂毛文龍不當移鎮，然此非勛臣意也。近有一種走利如騖之徒，視朝鮮為奇貨，借文龍為赤幟，乘波濤為捷徑，而征貴征賤，虛往虛來，恐文龍一移，則壟斷俱絕，故為文龍游說，而實以營其自便之私。
《明熹宗實錄·卷七十一》

閻鳴泰認為，因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遠離朝廷督管（天啟朝東江鎮未被納入撫署管理），形成了一個以東江為“殼”的走私貿易集團，而且此集團不僅僅是只做些夾私漁利的勾當。他們不僅敢跟后金交易而且毫無禁忌，只要出錢火器火藥這種大殺器也一樣能賣。

然未有用兵之久，靡餉之多，而成功之難如東事者 … 欲殺奴者，惟恐其不滅，以為國害；不欲殺奴者，惟恐其不生，以為己利。自江東路開，真假莫辨，奴酋砲之利，與我共之，而硝黃之需，產自何處，奸細泛海而輸，與奴為市，夫誰知之，又誰禁之者？
《明熹宗實錄·卷七十一》

閻鳴泰雖未明說，但通過奏疏內容以及相關事務所需的權力，不難看出這個集團是毛文龍在前組織實施，皇帝身邊的勛貴和近侍居后給予“支撐”。而天啟對此奏的處理，似乎也在旁證這些。

封疆大吏公開彈劾一個軍鎮，皇帝不僅未要求兵部或都察院調查，甚至沒讓東江辯奏。僅表示這些事確實非法，但“奸人假東鎮為名”而“無從譏察”，最后也只要求“查照舊制，嚴加申飭”。除此之外，東江移鎮也不了了之。

也不是只有閻鳴泰一人提到東江走私之事，一年前離任的“督師輔臣”孫承宗，也處理過類似的事件。“有假文龍之使以請餉者，眾皆惑，公獨覺之，斬以徇。有假濟文龍火藥，闌出與奴者，公俱禁絕之（《督師紀略》）”。

所以是親近皇權之人在搞鬼，還是閻鳴泰在誣蔑，大家就各抒己見吧。崇禎元年，閻鳴泰被扣閹黨帽子而罷職問罪，但相關彈劾不僅更多還開始直指毛文龍。

比如登州巡撫武之望（負責東江糧餉的籌措），劾其“通奴、貪財”等款。山東總兵楊國棟彈劾毛文龍十大罪（袁崇煥斬毛的十二罪來源于此），其中也有“私通粟帛，易敵參貂” ……

崇禎借此再提“移鎮”一事。雖然此時東江鎮已失去位于朝鮮的屯田，但毛文龍仍拒絕移鎮。不過崇禎對毛文龍的態度比他皇兄嚴厲多了，其后下旨東江歸屬登州撫署管轄、登島核兵并裁減糧餉 ……

注：天啟七年“丁卯之役”后，朝鮮雖未與大明斷絕關系，但也不愿再參與遼東事務。此戰后既不允許東江鎮借朝鮮土地囤田，也不允許東江鎮官兵登陸（朝鮮）。

這些都還好，真正讓毛文龍難以接受的是“禁海改道令” – 前往東江的商船（非天津、登州負責的漕糧和加派）需先至覺華島，督師衙門核驗后方可再次出海。其后毛文龍率軍至登州鬧餉，矛盾進一步擴大 ……

那么毛文龍、袁崇煥陸續殞命后，以東江為節點的走私通道是否就被關閉了？

崇禎四年潤十一月，江西道御史劉宗祥以“孔有德叛亂”劾登萊廵撫孫元化四罪。其中第二項為，“不禁硝黃入敵”。一些朋友可能覺得，這是因為叛亂導致山東無力嚴禁海防，那么來看看東江總兵官黃龍的奏報。

登島總兵黃龍疏奏：去年（崇禎四年）四月，巡獲通洋船二只，搜出黃蟒胡絲諸物，訊其來歷，則登州委官王舜臣、李梅所為也。舜臣為撫標中軍王廷臣之兄，李梅則撫標游擊耿仲明之心腹，二犯口供諸貨皆出自廷臣、仲明。臣即收貯以俟審明正法，不虞仲明胞弟都司耿仲裕密受廷臣仲明主使，窺釁而起……
注：此時耿仲明在山東任事，耿仲裕在皮島任職（其后不久耿仲裕被尚可喜俘殺）
《崇禎長篇》

要看明白黃龍的奏疏，得先了解一些前置信息。

袁崇煥下獄后因明廷疏于管理，東江鎮很快就爆發嚴重內亂。先是劉興祚襲殺參將陳繼盛（代管總兵事）奪權，接著沈世魁（毛文龍的老丈人）又伏殺劉興祚。其后朝廷空降黃龍任東江總兵官，但沈世魁各種擠兌黃龍（后兩人將東江半分，沈據皮島、黃占旅順）。

注：在東江鎮內劉興祚代表遼東降人派（夷人派），陳繼盛屬于毛文龍舊屬勢力，沈世魁則領導毛的親屬（含家丁、義子）。

明末時皮島的自然條件、原有生產力水平甚至還不如流放地，這些人到底是想當海外的猴大王，還是看重走私貿易利益？所以王元化是真沒能力去管，還是受困于龐大的利益網絡而裝作不知？

類似的問題也不是僅出現在東江鎮。上行下效，京師門戶宣府玩得更大。

己巳之變后，崇禎又恢復了針對蒙古諸部的撫賞，宣府鎮的馬市也因此重啟。不論這是為了拉攏蒙夷，還是換購軍馬，那肯定跟大明的死敵后金無關吧？但后金不僅可以堂而皇之的參與交易，還能跟宣府鎮約盟。

我軍大市于明張家口。科爾沁國土謝圖額駙部下三人，潛入明邊，取其牛驢。上以兩國既和好貿易，何得違令盜取與國牲畜？令執三人赴明界上，斬其為首者以示明人。為從二人各鞭一百，貫耳。甲午，明宣府巡撫沈某、總兵董某，身任和議，與我國共定盟約 ……
《清太宗實錄·卷十二》

其后宣府巡撫沈棨雖因資敵被處決，但窟窿被堵住沒？實際上后金仍以蒙古部族的名義參與互市，只是朝廷上下默契地裝作不知道罷了。至于原因，既有朝廷面對后金的“鴕鳥”，也有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的阻隔。

因此甩鍋晉商通敵時，是不是該想想最沒地位的商人，為何能視煌煌朝廷和皇帝如無物？所以爛成這樣的明朝，它又為何不該亡？

注：也有觀點認為沈棨的目的類似嘉靖朝的大同總兵仇鸞，想以出讓利益的方式換取后金收兵罷戰（當時后金在追擊林丹汗，并威逼明廷交出逃入明境的察哈爾部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