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戰爭：世界最關鍵技術的爭奪戰》第七部分：技術轉讓

《芯片戰爭：世界最關鍵技術的爭奪戰》是美國經濟史學家克里斯·米勒撰寫、蔡樹軍翻譯的科技類著作。該書以半導體產業全球分工為主線，追溯從冷戰至今的芯片技術發展歷程，闡釋芯片在現代軍事、經濟和地緣政治中的戰略地位。全書涵蓋美國通過技術博弈確立主導地位、臺灣半導體產業崛起、華為5G技術受限等案例，分析全球芯片短缺與供應鏈危機背后的國家競爭。書中提及美國《芯片法案》補貼政策、EUV光刻機研發困境等議題，揭示大國在人工智能與軍事技術領域的核心博弈。

技術轉讓

IBM首席執行官金尼·羅睿蘭（Ginni Rometty）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5年會上對觀眾表示：“如果你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就像中國一樣，你會想要一個IT（信息技術）產業。我認為，一些公司覺得這可能很可怕。不過，我們在IBM……發現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在所有美國科技公司中，沒有一家與美國政府的關系比IBM更密切。近一個世紀以來，IBM為美國最敏感的國家安全應用建立了先進的計算機系統，IBM的員工與五角大樓和美國情報機構的官員有著深厚的個人關系。愛德華·斯諾登在逃往莫斯科之前搜集并泄露了美國外國情報機構的文件，IBM因與美國網絡間諜合作而受到懷疑，這并不令人驚訝。

在斯諾登泄密事件發生后，由于中國公司轉向別處購買服務器和網絡設備，IBM在中國的銷售額下降了20%。IBM首席財務官馬丁·施羅德（Martin Schroeter）告訴投資者：“中國正在經歷一系列非常重要的經濟改革。” 羅睿蘭決定以半導體技術的形式向中國伸出橄欖枝。在2014年之后的幾年里，羅睿蘭對中國進行了一系列訪問，拜會了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國務院副總理馬凱和北京市市長等中國官員。 據路透社（Reuters）報道，IBM告訴媒體，羅睿蘭訪問北京的目的是“強調這家科技巨頭對本地合作、未來合作和信息安全的承諾”。 新華社更是直言不諱地表示：“雙方就加強集成電路、軟件、兩化融合等領域合作交換了意見。”

在推動半導體自給自足的過程中，中國的重點領域是生產服務器芯片。2015年左右的情況與現在非常像，世界數據中心主要依靠使用x86指令集架構的芯片，盡管英偉達的GPU開始贏得市場份額。世界上只有三家公司擁有生產x86芯片所需的知識產權：美國的英特爾和AMD，以及中國臺灣的小公司威盛（Via）。實際上，英特爾主宰了市場。IBM的Power芯片架構曾在企業服務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失敗了。一些研究人員認為，在移動設備中流行的Arm架構，也可能在未來的數據中心中發揮作用，盡管當時基于Arm的芯片幾乎沒有服務器市場份額。 無論架構如何，中國國內幾乎沒有能力生產具有競爭力的數據中心芯片。中國著手獲取這項技術，并希望美國公司向中國的合作伙伴轉讓技術。

主導服務器半導體銷售的英特爾，幾乎沒有動力與中國就數據中心處理器達成協議（盡管在移動芯片和NAND存儲芯片市場上，英特爾分別與中國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達成協議，但英特爾在這些領域的地位較弱）。然而，數據中心市場份額輸給英特爾的美國芯片制造商正在尋找競爭優勢。在IBM，羅睿蘭宣布了一項吸引中國的戰略改變。她宣布，IBM不會試圖向中國客戶銷售芯片和服務器，而是向中國合作伙伴開放芯片技術。她解釋說，這將使它們能夠“創建一個新的、充滿活力的中國企業生態系統，作為本地和國際市場生產國產計算機系統”。 IBM以技術換取市場準入的決定具有商業意義。IBM的技術被認為是二流的，沒有中國的批準，IBM不可能扭轉斯諾登事件后的市場萎縮。與此同時，IBM試圖將全球業務從硬件銷售轉向服務，因此分享芯片設計似乎是合乎邏輯的。

IBM并不是唯一愿意幫助中國公司開發數據中心芯片的公司。大約在同一時間，專門出產智能手機芯片的高通正試圖利用Arm架構打入數據中心芯片業務。與此同時，高通正在與中國監管機構交涉，中國監管機構希望高通削減向得到其智能手機芯片技術授權的中國公司收取的費用——這是高通的主要收入來源。作為高通芯片的最大市場，中國對高通擁有巨大的影響力。 因此，在與中國解決價格糾紛后不久，高通同意與一家名為華信通的中國公司成立一家合資企業，開發服務器芯片。 行業分析人士指出，總部位于貴州的華信通在先進芯片設計方面沒有業績紀錄。

高通與華信通的合資企業并沒有持續多久，于2019年關閉，但其所開發的一些專業技術似乎已經轉移到了其他制造基于Arm的數據中心芯片的中國公司。例如，華信通參與了一個開發節能芯片的聯合體，其中包括另一家中國公司飛騰（Phytium），該公司正在制造基于Arm的芯片。 2019年，至少有一名芯片設計工程師離開華信通，前往飛騰工作。 美國后來發文炒作，飛騰曾幫助中國軍方設計超高音速導彈等先進武器系統。

最具爭議的技術轉讓例子來自英特爾的主要競爭對手AMD。2015年左右，AMD陷入財務困境。由于個人電腦和數據中心市場份額被英特爾奪走，AMD從未到破產邊緣，但也離破產不遠。這家公司正在尋找現金來贏得時間，以便將新產品推向市場。例如，2013年，該公司出售了位于得克薩斯州奧斯汀的公司總部以籌集資金。2016年，該公司以3.71億美元的價格將其在馬來西亞檳城和中國蘇州的半導體組裝、測試和封裝工廠中85%的股份出售給了一家中國公司。AMD描述這些工廠是“世界級”的。

同年（2016年），AMD與一個由中國公司和政府機構組成的財團達成協議，授權為中國市場生產經過改版的x86芯片。 這項交易在業內和華盛頓備受爭議，其過程不需要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的批準。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是美國政府的一個委員會，負責審查外國購買美國資產的情況。AMD將這項交易交給了美國商務部的相關部門，正如一位業內人士所說，他們“對微處理器、半導體或中國一無所知”。 據報道，英特爾向美國政府發出警告，暗示該交易損害了美國的利益，并將威脅英特爾的業務，但美國政府缺乏一種直接的手段來阻止這項交易。因此，該協議最終獲得通過，但在美國國會和五角大樓引發了憤怒。

就在AMD最終敲定協議時，其名為Zen的新處理器架構開始進入市場，扭轉了公司的命運，因此AMD不再需要依賴許可協議中的資金。但是，成立合資企業的協議已經簽署，技術也已經轉讓。《華爾街日報》刊登了多篇報道，稱AMD出售了“皇冠明珠”和“通往王國的鑰匙”。其他行業分析人士表示，這項交易的目的是讓中國公司聲稱它們在中國設計尖端微處理器，而實際上它們只能對AMD的設計做少許改動。 英語媒體將這項交易描述為一項小規模的許可協議，但中國專家告訴媒體，該協議支持中國將“核心技術”國產化的努力，以便“我們不再被牽著鼻子走”。反對該協議的五角大樓官員一致認為，雖然AMD嚴格遵守了法律條文，但他們仍然不相信這樁交易和辯護人所聲稱的那樣沒有大礙。一位五角大樓前官員表示：“我仍然非常懷疑我們是否從AMD那里得到了全部消息。”《華爾街日報》報道稱，該合資企業涉及中國超級計算機公司中科曙光（Sugon），該公司將“為中國的國防和安全做出貢獻”描述為其“基本使命”。 AMD在2017年的新聞稿中將中科曙光描述為“戰略合作伙伴”，這引起了華盛頓的關注。

2021年，美國商務部部長吉娜·雷蒙多（GinaRaimondo）聲稱，很明顯，中科曙光想要幫助中國建造一些世界領先的超級計算機，這些超級計算機通常用于開發“武器”。 據美國知名的中國軍事專家埃爾莎·卡尼亞（Elsa Kania）稱，中科曙光自己也在宣傳其與中國軍方的聯系。 即使在特朗普政府決定將中科曙光列入“黑名單”，切斷其與AMD的關系后，芯片行業分析師安東·希洛夫（Anton Shilov）發現中科曙光電路板上仍然有AMD芯片。AMD告訴記者，AMD沒有提供技術支持，也不確定中科曙光是如何獲得這些芯片的。

中國市場如此誘人，以至一些公司幾乎不可能避免技術轉讓。一些公司甚至被建議轉讓其對整個中國子公司的控制權。2018年，英國芯片架構公司Arm剝離了它的中國分部，將Arm中國51%的股份出售給一些投資者，只保留了其余49%的股份。2016年，Arm被軟銀收購。軟銀是一家日本公司，已向中國科技創業公司投資數十億美元。因此，軟銀的投資成功，依賴于中國有利的監管待遇。軟銀面臨美國監管機構的審查，美國監管機構擔心軟銀在中國的風險敞口使其容易受到壓力。 軟銀在2016年以400億美元收購了Arm，但僅以7.75億美元的價格出售了Arm中國分公司51%的股份。據軟銀稱，該分公司占Arm全球銷售額的五分之一。

Arm剝離中國業務的邏輯是什么？沒有確鑿證據表明，軟銀出售Arm中國分公司與中國政府有關。但是，Arm的高管們在描述邏輯時持開放態度。一位Arm高管告訴《日經亞洲》（Nikkei Asia）：“如果有人在為中國軍方或監控系統構建芯片上的系統，而中國只想在境內擁有這個系統，那么通過這種新的合資企業，這家公司便可以發展這個系統。過去，這是我們做不到的。” 這位高管繼續說道：“中國希望安全可控。”他解釋道：“最終，中國想控制自己的技術……如果中國是基于我們帶來的技術，那么我們可以從中受益。”無論是監管軟銀的日本官員、監管Arm的英國官員，還是對Arm的大部分知識產權擁有管轄權的美國官員，都沒有選擇調查其影響。

芯片公司不能忽視世界上最大的半導體市場。當然，芯片制造商小心翼翼地保護著其關鍵技術。但幾乎每一家芯片公司都有非核心技術，在不領先的子行業，它們很樂意以一定的價格分享這些技術。此外，當失去市場份額或需要融資時，它們不會把重點放在長期的打算上。這為中國提供了強大的杠桿，促使外國芯片公司轉讓技術、開放生產工廠或許可知識產權。對于芯片公司來說，在中國籌集資金通常比在華爾街更容易。

從自身的角度來看，IBM、AMD和Arm在中國達成的交易是由合理的商業邏輯驅動的。總體而言，這些公司可能面臨技術泄漏的風險。美國和英國等國家的芯片架構和設計以及中國臺灣地區的芯片制造廠在中國大陸超級計算機項目的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與十年前相比，盡管中國在某些方面仍然落后于前沿技術，但在設計和生產數據中心所需的芯片方面，中國對境外的依賴程度已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