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時候預示了三大偉人此后的角色定位？

毛主席、周恩來和朱德是近代中國的三大偉人，他們真正第一次產生交集和激烈的碰撞，其實是在處理“朱毛之爭”這件事情時，這件事情最后在周恩來的處理下，得到圓滿解決，這件事情的處理，實際上也預示了三大偉人此后的角色定位。

朱毛會師（油畫）

1929年1月，毛主席和朱德一起率領紅四軍主力下井岡山，出擊贛南時，紅四軍處境極為艱難，屢屢遭遇挫折。由此，引起紅四軍內部一些愈演愈烈的分歧與爭論。

很多人對于井岡山時期以及出擊贛南后的一些做法和政策產生了質疑與各種議論，這種質疑與議論甚至也發生在紅四軍的高級領導干部中，而且這種質疑與議論一直沒有得到較好的解決。

質疑與議論的焦點集中在紅軍中黨的領導、民主集中制、軍事和政治的關系、紅軍和根據地建設等問題。盡管戰事頻繁，但這些質疑與爭議一直沒能得到妥善的解決，且愈演愈烈。

到1929年4月，這些質疑與爭議逐步擴散到了紅四軍基層。5月初，中央軍事部把從蘇聯回來的劉安恭等人派到紅四軍工作。劉安恭的到來，像一個火星，迅速引燃了紅四軍的這種質疑與爭議。

劉安恭在這件事情中起到了極其不好的催化作用，他散布說，紅四軍領導人中，朱德是擁護中央派，毛主席是反對中央派。這種言論因為他的特殊地位，而起到了人為制造朱毛對立的壞作用。

這時，又因為軍委該不該設立的問題，加劇了相關矛盾。紅四軍出擊贛南途中，戰事頻繁、軍情緊急，有前委又有軍委，顯得疊床架屋，因而一度暫停了軍委，權力高度集中于前委。

5月間，紅四軍開辟的贛南閩西根據地日漸擴大，軍隊和地方工作量大增，前委決定成立臨時軍委，由劉安恭擔任臨時軍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但這么一來，反而引發新的嚴重問題。

劉安恭對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并不了解，就強行套用蘇聯紅軍的一些做法，甚至自作主張地在軍委會議上作出決定：前委只討論具體行動問題，不要干預其他事情。

劉安恭這個決定限制了前委的領導權，導致前委無法開展工作，明顯是非常錯誤的，引起很多人不滿，這件事又加劇了對井岡山時期就暴露出來的關于紅軍建設的問題的質疑與議論。

6月8日，在白砂召開的前委前委擴大會議上，通過了撤銷臨時軍委的決定，劉安恭兼任的政治部主任也改由陳毅接任，這導致劉安恭的極度不滿。軍委要不要設立的爭論，持續發酵。

支持設立軍委的人認為，既然叫紅四軍，就要有軍委（紅四軍黨部）。反對者則認為，設立軍委完全就是不從實際出發的形式主義，紅四軍由前委領導即可，這樣反而能夠集中而敏捷。

支持設立軍委的人，指責過去 前委 權力太集中，管得太多；還指責前委領導人（其實就是指毛主席）有家長制作風。反對設立軍委的人認為，設立軍委是分權主義，反對軍委與前委分權。

表面看，大家爭論的是要不要設立軍委的問題。實際上，這個問題背后對更深層問題的爭論是：關于黨和軍隊關系問題的爭論，也就是質疑毛主席“三灣改編”時提出的“黨指揮槍”的主張。

紅四軍大部分脫胎于舊式軍隊，是從失敗之中走出來的，把很多舊軍隊的舊思想、舊制度和舊習慣都帶到隊伍里來。他們對黨對軍隊的領導是從內心排斥的，習慣于舊軍隊的領導方式。

他們對毛主席主張的“黨指揮槍”不贊成，有懷疑，認為黨管得太寬，黨代表權力太大，提出，黨不應該管理一切，應該要對黨的權力范圍進行限制，黨只能指導軍隊，不能領導軍隊。

陳毅

軍隊里存在相當多的這種主張的人，他們嚴重影響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權的建立。這種主張其實反映了紅四軍內部單純軍事觀點、流寇思想、極端民主化和軍閥主義等非無產階級思想的泛濫。

這些問題到了紅四軍最高層的朱德和毛主席之間，他們對某些問題的看法也不一致，也存在爭議。期間在一些大小會議上展開的黨內辯論時，朱德和毛主席也曾做過具體答辯。

這時，作為第一縱隊司令員的林biao，在這場爭論中起到了惡意的挑撥作用。他在白砂會議前曾致信毛主席，含沙射影攻擊朱德，說朱德領袖欲望高漲，虛榮心極端發展，破壞黨的團結一致。

就在平時，林biao也多次散布對朱德的流言蜚語，指責朱德與士兵關系親密是拉攏下層。和劉安恭起到的壞作用一樣，林biao的舉動，也無疑加劇了紅四軍內部的意見分歧。

6月22日，紅四軍前委召開紅四軍七大，七大形成的決議案批評了朱德和毛主席，也對劉安恭和林biao都作了批評。七大上，毛主席落選前委書記，前往閩西指導工作，陳毅當選為新的前委書記。

遺憾的是，七大并沒能解決這些內部爭論。更嚴重的后果是，七大后，毛主席離開紅四軍，使得紅四軍在接下來的行動中，接連遭受損失。這又證明，紅四軍的健康發展離不開毛主席。

紅四軍開辟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震動了國民黨當局，國民黨當局立即調集贛粵閩三省軍隊——贛軍金漢鼎師、粵軍蔣光鼐師和閩軍張貞師對閩西蘇區和紅四軍實行“會剿”。

蔣介石任命金漢鼎為“會剿”總指揮，兵力共14團2萬余人，其中以贛軍為主力，閩粵兩軍負責堵截。離開毛主席的紅四軍前委決定將全軍分為4個縱隊，分赴閩西各縣，深入發動群眾對付敵人。

金漢鼎的贛軍4個團占領長汀，閩軍7個團企圖攻占龍巖，粵軍3個團以永定和上杭為攻擊目標。朱德、陳毅趕到上杭蛟洋和毛主席等一起舉行前委會，商討應敵之策。

根據商討，前委決定前三個縱隊集中到上杭白砂，向閩中出擊；第4縱隊留在閩西堅持斗爭。會后，陳毅奉命趕赴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工作，前委書記由朱德代理。

朱德率領紅四軍轉戰的時候，閩中、閩西的形勢對紅軍越來越不利，尤其是正處盛夏，部隊中病員劇增。這時，閩西特委來信，要求紅四軍回閩西，到漳平一帶工作。

朱德隨即率部在漳平一帶活動了28天，殲敵2個團，繳獲大批槍支彈藥。到9月，擊垮閩軍張貞部，贛粵兩軍也無心戀戰，都撤回本省，紅四軍打破了國民黨當局對閩西的第一次“會剿”。

9月下旬，朱德率軍打下上杭，在上杭召開紅四軍黨的八大，企圖解決七大上沒有解決的那些爭論問題。但八大很失敗，開了三天，被極端民主化思潮左右，七嘴八舌爭論之后，毫無結果。

到這時，大家才猛然意識到，紅四軍離開了毛主席，導致全軍失掉了領導的中心。于是，大家聯名致信毛主席，要求他回來主持前委工作，朱德也表示歡迎毛主席回前委工作。

這時，廣東政治局勢劇變，張發奎響應汪精衛發起的反蔣活動，企圖配合廣西俞作柏進攻廣東。中共中央鑒于此，致信紅四軍，要求紅四軍利用兩廣軍閥混戰時機，南下發動群眾，擴大蘇區。

周恩來

同時，福建省委致信紅四軍，提出要紅四軍開往廣東東江，幫助東江廣大群眾的斗爭。朱德本來對進軍廣東是非常慎重的，并曾復信東江特委，指出不要輕易攻打城市，而應以游擊戰爭為主。

收到福建省委來信后，朱德覺得紅四軍力量不足，但還是遵照執行了。從10月15日開始，紅四軍前三個縱隊分別向閩粵邊境出擊，第4縱隊留在閩西堅持游擊戰爭。

但國民黨在廣東的軍事力量，明顯比閩西和贛南要強大得多。紅四軍第2縱隊進攻大埔的虎市就遭遇挫折，司令員劉安恭及重要領導二三人、士兵二十余人犧牲，傷數十人。

這時，去上海匯報工作的陳毅回到紅四軍前委機關，帶來了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寫成的“九月來信”。周恩來在指示中對紅四軍七大和前委擴大會議處置“朱毛之爭”的缺點，提出了4點批評意見。

一是放任內部斗爭、關起門來鬧糾紛；二是客觀上助長了極端民主化的發展；三是削弱了前委的權力；四是對“朱毛之爭”處置不當，反而導致糾紛加劇。

周恩來在指示中明確提出，朱德和毛主席都應留在前委工作，毛主席仍然擔任前委書記，并必須要使紅四軍全體同志都了解并接受。不久，前委才得知兩廣戰爭結束，粵軍可以騰出手來了。

粵軍正在向東江地區調兵，紅四軍鑒于形勢日趨嚴重，只好回師閩西。但這次冒進東江、攻打梅縣，給紅四軍造成重大損失。戰斗減員加上逃走的俘虜兵，紅四軍兵力減少近1000人。

這是紅四軍自1928年“八月失敗”后，遭受的第二次重大損失。這次損失第一個原因是接受了福建省委的主觀主義瞎指揮，第二個原因是孤軍深入，缺少群眾的支持和配合，才導致失敗。

11月初，紅四軍撤出東江地區，從尋烏回師閩西。18日，在上杭官莊召開前委會議，陳毅在會上傳達了中央的“九月來信”和周恩來的口頭指示，朱德表示堅決擁護中央指示。

23日，紅四軍再次攻占長汀后，前委致信毛主席，告知中央“九月來信”和周恩來的口頭指示，請他回前委主持工作。28日，毛主席寫信報告中央，表示自己已經回前委工作。

毛主席一到，就主持召開前委擴大會議，決定進行紅軍的整頓和訓練計劃，并決定召開紅四軍九大。為開好九大，毛主席、朱德和陳毅都立即開展調查研究工作，這就是紅四軍的“新泉整訓”。

在一切準備工作就緒之后，12月28日，紅四軍黨的九大在古田召開，會議最后一致通過了《決議案》，在這一決議案精神指導下，紅四軍很快消除了意見分歧、統一了全軍思想。

從紅四軍“朱毛之爭”的整個過程來看，毛主席、周恩來和朱德三位偉人的杰出表現，其實就已經預示了他們此后的角色定位：毛主席統領全局，周恩來負責協調組織，朱德負責主抓軍事。

周恩來對“朱毛之爭”的正確處置，非常英明地驗證了毛主席的正確和偉大，紅四軍在離開他之后遭遇的一系列挫折和失敗，也從反面證明了，指引方向，只能依靠毛主席。

周恩來在處理“朱毛之爭”的過程中表現出來的遠見卓識，也證明了他最擅長處理復雜矛盾，最擅長黨內的組織協調。而朱德，則一如既往地在軍事上顯示了卓越的領導才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