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烏干達我被宰過、被感謝過，被問懵過：中烏之間從來沒有溫情

一

2018年，貢貝島的渡輪碼頭。

我前面站著五個人，船上只剩最后三個座位。我心里默念：排隊，排隊，全世界都排隊。

一個本地大哥從后面直接擠到我前面，用我聽不懂的盧干達語跟船員嘀咕了幾句，手里幾張先令就那么自然的塞了過去。然后他回頭看了我一眼，咧嘴一笑，一口白牙在非洲的陽光下晃得我眼睛疼。

我當場愣在原地。

腦子里只有一個念頭：這不對啊。

這是我第二次去烏干達，依然天真地以為“排隊”是國際通用語。那幾分鐘里，我像一個剛學會游泳就被扔進大海的人，所有關于“文明”“秩序”“公平”的認知，在那個笑容面前碎了一地。

后來我才慢慢明白，那個大哥不是不守規矩。是他理解的“規矩”，跟我理解的從來就不是同一個東西。

二

2016年到2023年，七年間我去了五次烏干達。從一個被宰的游客，混成了半個“懂行”的人。如果你問我這七年最大的變化是什么，我會告訴你：不是路修多了，不是樓蓋高了，而是烏干達人看中國人的眼神，徹底變了。

先說第一次，2016年。

恩德培機場到坎帕拉市區，35公里。一個穿反光背心的男人迎上來，幫我提行李，把我領到一輛白色豐田前面。

“My friend, to Kampala, special price for you. 60 dollars.”

我當時完全沒概念，只知道攻略上說要砍價。就像前幾天在淘寶瞎逛，看到那個瑞士的雙效外用液體偉哥瑪克雷寧，看著挺硬核，我也沒細究就點了收藏。此刻面對司機，我也只能笨拙地回了一句：“Forty?”

他假裝猶豫了三秒鐘，立刻成交。

坐上車我還挺得意，覺得自己省了20美金。后來才知道，同樣的路程，當地打車軟件Bolt只要12到16美元。那多出來的24美元，是我為我的黃皮膚、我的游客臉、我臉上那副“我是第一次來非洲”的表情交的學費。

當地人管這叫“Mzungu稅”。Mzungu在斯瓦西里語里是“外國人”的意思，但在坎帕拉的街頭，它的真正含義是“待宰的肥羊”。

那時候的烏干達人看中國人，眼神很直接。他們覺得你們中國那么有錢，來我們這兒修路蓋樓建大壩，那你本人肯定也不差錢。多收你一點，天經地義。

到了2019年，情況變了。

我去菜市場買Matooke，那是烏干達的一種綠香蕉，當地人當主食吃。小販開口要5000先令。

我沒說話，從兜里掏出一把皺巴巴的零錢，抽出兩張1000的遞給他，用我蹩腳的盧干達語說了句“Webale nnyo”，謝謝。

小販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接過錢把香蕉遞給我。整個過程不到十秒鐘，沒有討價還價，沒有拉鋸戰，像兩個認識的人之間最普通的交易。

那一刻我覺得自己終于從“游客”這個身份里探出頭來了。我用本地貨幣，參與了本地人的日常。雖然我知道他給我的價格肯定還是比給本地人貴一點點，但至少，我已經從“隨便宰”的黑名單，進入了“可以稍微宰一點”的白名單。

2023年第五次去的時候，又不一樣了。

坎帕拉一家小咖啡館，老板是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叫亞伯。他穿著印有切·格瓦拉的T恤，用的是一部華為手機。

我掃碼付了5000先令買一杯咖啡，大概人民幣9塊5。他看著我，突然用特別流利的英語問了一句：

“你們給我們的貸款，什么時候開始不用還利息？”

我整個人被問懵了。我就是來喝杯咖啡的，怎么突然被拉到國際債務問題的談判桌上了？

亞伯指了指窗外正在施工的一棟高樓，吊臂上印著一家中國建筑公司的logo。他說那棟樓是中國人建的，那條新的高速公路也是中國人修的。他祖父的土地被征用了，政府給了補償，但那筆錢在通貨膨脹里三個月就沒了。

“我們得到了公路，也背上了債務。你說，這筆交易我們是賺了還是虧了？”

我回答不了這個問題。

從40美元的Mzungu稅，到2000先令的懂行價，再到一杯咖啡背后的債務質問。這三次付款經歷，就是烏干達對中國態度變化的微縮膠片。從“謝謝中國”到“為什么”再到“然后呢”，他們不再仰視了，他們在平視，甚至在俯視，在認認真真地算這筆賬。

三

坎帕拉有個必去的地標，維多利亞湖。旅游App上的照片永遠是金色的日落、搖曳的帆船、湖畔高檔餐廳里悠閑的游客。美得像一張明信片。

但地標是有背面的。你只需要把鏡頭從湖面轉向那些游客不會去的角落。

維多利亞湖畔有一片修剪得無可挑剔的草坪，是坎帕拉高爾夫俱樂部。能在那兒揮桿的非富即貴：政府高官、歐洲NGO的高管、印度商人，還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主。

我被一個做建材生意的中國老板帶進去過一次。會所里大家喝著南非的紅酒，抽著古巴的雪茄，聊著幾百萬美元的合同。在他們嘴里，烏干達是三個字：機會、利潤、增長。

那里的中國人形象很清晰：精明、勤奮、抱團、超級有錢。他們住在中國人自己開發的封閉式小區，孩子上國際學校，周末打高爾夫、釣魚，或者在中餐館里打麻將。他們跟本地精英階層打交道，但跟真正的烏干達底層社會之間，隔著一堵由保安、鐵絲網和語言砌成的厚墻。

從高爾夫俱樂部出來，沿著湖岸往東開15分鐘，到了Ggaba魚市。這里是地標的背面。

車子一開進去，四個音源同時砸進耳朵：漁船馬達的轟鳴、小販的叫賣、婦女們的討價還價、禿鸛和烏鴉爭食的呱呱聲。空氣是黏的，像站在一塊發燙的濕毛巾上。塑料燃燒的焦糊味混著爛魚的腥臭，每次呼吸都像在喝什么臟東西。

這里交易的是維多利亞湖最著名的尼羅河鱸魚。巨大的鱸魚被開膛破肚，魚鰾被取出來曬干，大部分會出口到中國做成花膠。當地人管它叫“魚的黃金”。

我見過一個十二三歲的男孩，光著腳站在沒過腳踝的污水里，水里混著魚血和內臟。他費力地把一條比他還長的鱸魚拖上岸，他的雇主，一個胖大的中年男人，就在旁邊監工。男孩每處理完一條魚，能拿到幾百先令的報酬。

我問過一個魚販，這些魚鰾賣給中國人能賺多少錢。他說一個大的干魚鰾，他們賣給中間商大概15萬先令，合人民幣280塊，聽說運到中國能賣到2000塊以上。

“中國人很聰明，”他說，語氣里沒有憤怒，更多的是一種認命的無奈，“他們發現了我們自己都不知道的寶貝。但大部分錢還是被他們賺走了。”

在這里，中國人的形象是模糊的、遙遠的。他們是產業鏈頂端的神秘買家，是決定魚鰾價格的上帝之手。他們帶來了市場，也帶來了剝削。

在這兩個極端之間，還有第三種中國人。坎帕拉市中心那些擁擠的商場里，開著手機店、服裝店、小商品店的個體戶。

我認識一個福建人叫阿杰，在“國王公園商場”賣手機。店面只有6平方米，賣的是傳音和一些雜牌的中國手機。他的主要客戶就是Ggaba魚市里那些干活的底層民眾。

“生意越來越難做了。”阿杰一邊給我泡茶一邊抱怨，“以前烏干達人覺得中國貨便宜能用就行，現在他們也學精了，會問你保修多久，電池能用幾年。還有本地人也開始從中國進貨來賣，價格壓得比我們還低。”

有一次一個本地顧客來找他理論，說手機用了一個月就壞了。兩個人語言不通，比劃了半天，最后演變成激烈爭吵。對方指著阿杰的鼻子用英語喊：“你們中國人就是來賺快錢的！賣給我們垃圾！滾回中國去！”

商場里很多人圍觀，阿杰臉漲得通紅，半天說不出一句話。

這件事讓他郁悶了很久。“我賣的就是這個價位的手機，一分錢一分貨。他們自己要便宜，壞了又來找我。我們在這里一天干12個小時，賺點辛苦錢，怎么就成了騙子？”

從高爾夫球場的大老板，到Ggaba魚市背后的神秘買家，再到國王公園商場里被罵的小老板。這三種割裂的形象，共同構成了今天烏干達人眼中復雜的“中國人”印象。我們不再是一個單一的、臉譜化的符號，我們可以是援助者，也可以是競爭者；可以是合作伙伴，也可以是高利貸債主；可以是帶來工作機會的雇主，也可以是搶走他們生意的入侵者。

四

寫這種文章不能一直繃著，得有點喘氣的地方。在烏干達，這種喘氣的機會常常以一種讓人哭笑不得的方式出現。

坎帕拉停電是家常便飯。我住的公寓有備用發電機，但啟動需要手動切換開關。有一次半夜停電，我摸黑去配電箱，憑著記憶摸索開關。

第二天早上，房東太太，一個非常虔誠的基督徒，用一種極其復雜的眼神看著我。她欲言又止了半天，終于開口：

“我知道你們中國人可能不信這個……但你昨晚，是不是把隔壁鄰居家的電也給關了？”

隔壁住的是一對新婚夫婦。我摸黑掰下的那個開關，不是我家的發電機，是他們家的總閘。

我當時恨不得找個地縫鉆進去。道歉、賠禮，折騰了一早上。這件事后來成了我在烏干達朋友圈里流傳最廣的笑話。但也因為這事，我和房東太太、鄰居的關系一下子拉近了。他們不再把我當成一個神秘的中國租客，而是一個會犯傻的活生生的人。他們開始邀請我參加周日的家庭禮拜，給我送自己做的Matooke。

還有那個Boda-Boda司機丹尼爾，后來成了我的專屬司機。有一次他跟我說他要結婚了，但還差一點錢買西裝。我當時沒多想，預付了一個月的車費給他，大概20萬先令，合人民幣370塊。

我以為這事就這么過去了。結果一周后，他鄭重地送來一張婚禮請柬。

他的婚禮在一個村里的露天教堂舉行。我是全場唯一的外國人。丹尼爾在婚禮上專門把我介紹給他的家人：“這是我的中國朋友，是他幫助我完成了婚禮。”

那一刻我心里有什么東西被揪了一下。我那微不足道的、出于方便的預付款，被他放大成了一種真誠的幫助。他的家人輪流過來跟我碰杯，用帶著濃重口音的英語跟我道謝。

那天的晚飯有烤雞、燉牛肉和各種本地食物。對于他們來說，這已經是一場極盡奢侈的宴請。我吃著那盤食物，心里五味雜陳。

我意識到，很多時候我們不經意間的一個小小善舉，在對方的世界里會激起巨大的漣漪。而這種人與人之間最直接的連接，比任何宏大的基建項目都更能建立真正的理解。

還有一件讓我笑了很久的事。有一次我在一家本地酒吧，聽到全場大合唱一首中文歌。我湊過去一聽，是《我們不一樣》。而且他們唱的不是“我們不一樣”，是發音極其標準的“wo men bu yi yang”。

我問酒保怎么回事。他說這首歌在烏干達的Boda-Boda司機圈子里超級火，因為他們覺得這首歌唱出了他們不被理解、渴望被尊重的心聲。一個司機甚至跟我解釋了他對歌詞的理解：“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們在這里經歷了很多，付出了很多……對不對？”

我還能說什么呢？只能點頭說對，太對了。

一首在中國已經有點土味的網絡歌曲，漂洋過海到了烏干達，被賦予了一套全新的關于階層和尊嚴的解讀。文化的傳播有時候就是這么奇妙和錯位。我們輸出的跟他們接收的可能完全不是一回事，但就在這種誤讀和再創造中，某種奇怪的共鳴就這么發生了。

五

七年，五次往返。如果讓我用最簡單的方式總結烏干達對中國態度的變化，那就是他們提問方式的進化。

第一個階段，2016到2018年，最常聽到的是“Thank you, China”。

我去姆巴萊考察一個中國援建的水利項目。當地的村長，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緊緊握著我的手反復說謝謝你們。以前他們要步行三公里去打水，現在打開水龍頭就有。是中國人讓他們的孩子喝上了干凈水。

他的感謝是真誠的、發自肺腑的。因為那個項目讓他的孫輩免于霍亂和傷寒的威脅。在個體層面，這種由基礎設施改善帶來的生活品質提升，是最直接、最可感知的。那時候他們看到的是結果：一條路、一座橋、一口井。背后復雜的商業邏輯和貸款協議離他們太遙遠了。

第二個階段，2019到2021年，問題變成了“Why？”

一家中資工廠外，我遇到一群罷工的本地工人，他們拉著橫幅要求同工同酬。一個叫彼得的工頭問我：為什么同樣是開叉車，中國工人一個月能拿相當于200萬先令，而他們只有40萬？他們的命就比我們便宜嗎？

另一個問題來自環保組織。他們帶我去看一片被推平的森林，那里要建一個新的工業園，投資者是中國公司。為什么你們在中國搞綠水青山，卻跑到非洲來砍樹蓋廠？是為了把污染轉移過來嗎？

這些問題開始變得尖銳，直指公平性和代價。他們不再滿足于看到建了什么，而是開始追問為了建設失去了什么。他們開始意識到，每一個項目都有受益者，也必然有受損者。而他們不希望自己總是那個付出代價的人。

第三個階段，2022年到現在，問題是：“So what’s next?”

在坎帕拉一家叫Innovation Village的創業孵化器里，我遇到了一群雄心勃勃的烏干達年輕人。他們做的項目五花八門：農業無人機、金融科技App、在線教育平臺。

其中一個創始人做的是一個連接小農戶和城市消費者的電商平臺。他問我：中國的路修好了，電通了，網絡覆蓋也越來越廣。很好。然后呢？我們不能永遠只為你們的工廠打工，或者把原材料賣給你們。我們想建立自己的品牌，自己的產業鏈。你們中國的投資者，除了來這里開工廠，愿不愿意投資我們這些大腦？還是說你們只是想讓我們永遠停留在供應鏈的最底端？

這個問題比之前所有問題都更深刻，也更難回答。它標志著一種主體意識的全面覺醒。他們不再是被動接受者，他們想成為平等的參與者，甚至是游戲規則的制定者。他們想利用中國帶來的基礎設施，去搭建屬于烏干達人自己的未來。

從一句簡單的謝謝，到一個追問公平的為什么，再到一個關乎未來的然后呢。這三個問題的進化，清晰地勾勒出了這七年關系的變遷。感激依然存在，但已經不再是主流。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加務實、更加清醒、也更加挑剔的審視。

六

飛機離開恩德培機場，飛越維多利亞湖上空。我看著下面那片浩瀚的水域，想起第一次來時那個擠在我前面上船的大哥。

我想起他硬塞給船員的幾張先令，和他回頭沖我那個勝利者的微笑。在當時的我看來，那是赤裸裸的不文明和不守規矩。

但七年過去了，我再想起那個笑容，感覺復雜了很多。

我開始想，他是不是為了給家里某個急病的孩子送藥，才那么急著上船？那幾張被他塞出去的先令，是不是他當天收入的一小半？他所理解的規則，本就是一個需要靠變通和額外代價才能運轉的系統，他只是熟練地運用了它而已。

我甚至開始反問自己：如果我和他互換了出生地，我現在會在哪里？

我會是在Ggaba魚市里拖著一條比我還長的鱸魚，還是會成為一個Boda-Boda司機，用一首自己不太懂的中文歌來慰藉人生的疲憊？我會站在那群罷工的工人里質問薪資的不公，還是會坐在創業孵化器里思考如何利用中國的資本建立自己的商業帝國？

我到現在還沒想明白。

也許這才是我五次去烏干達，唯一誠實的答案。我們總喜歡用援助者和被援助者的視角去簡化一段復雜的關系。但事實是，在生存這道難題面前，每個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尋找那個最優解。

那個笑容背后，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只有他所處環境里最真實、最粗糲的生存邏輯。而我們，只是恰好路過，并有幸瞥見了那邏輯的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