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青：為什么動人的中國影像多數是西洋人拍攝的？

四年前，意大利攝影師老安（Andrea Cavazzuti）的攝影集《稍息：1981—1984 年的中國》首度面世，向我們展示了一段淳樸的歲月：人們尚未擁有手機或網絡，萬物緩慢而寧靜。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來中國的老安騎著自行車漫游在大街上，記錄下 20 多個城市的日常風景。照片里的人們在街頭漫步、發呆，或只是幸福地坐著。透過他的鏡頭，觀看者并不會感受到對“外國”的凝視，反而能讀出一種親切與懷念。這目光打動著陳丹青，也困擾著他：“為什么動人的中國影像多數是西洋人拍攝的？而當老安看著中國的百姓，他的目光為什么就像看著他的同村、同鄉、同胞？”

而幾十年過去，這些照片對于在北京生活了四十多年的老安，以及深深嵌入當下的中國的我們來說，也是一段前史的證明。

在斷貨許久后，老安的經典攝影集終于迎來了又一次加印，我們再次與讀者分享陳丹青為其撰寫的序言。在這些平淡而幾乎“乏味到令人心痛”的景別里，你會發現，原來我們的前輩們曾經那樣真摯地生活過。

目光與心事

撰文：陳丹青

攝影：老安

你有過瞢忪發呆的時刻嗎——忽然憶及很久前的一幕，陷入深深的、長久的發呆，沒有思緒，不帶情感，只是呆呆“看見”了自己的記憶——這時刻，就是老安的攝影。

太動人了。他成功地使觀看者忽略，以至不發覺他的照片如何動人，就像照片中的人沒發覺他。

遠自五六十年代，常有愛中國的歐洲人來到北方與江南，尋找溫馨樸素的人群（其中包括荷蘭紀錄片大師伊文思）。不用說，照相術啟動的西方影像政治，早就開始了，不論作為新聞價值、歷史文獻，還是攝影經典，布列松與劉香成捕捉的中國時刻——1949 年、1977 年——最為雄辯。

老安的境界是這類精彩影像的反面。我一張張看著，想起他的意大利前輩德·西卡（《偷自行車的人》） 與奧爾米（《木屐樹》）。但老安講述的不是意大利故事，而是中國——奇怪，當他舉起相機，好似并不身在“外國”，看“外國人”。

如所有“文革”后頭一代西方留學生那樣，他游蕩著，著急巡看這龐大的國家。從 1981 到 1984 年，他四處漫游，然后，在某個下午，某個陌生的鄉鎮，走丟了，撞見某個角落，幾個人，于是站住：不像是要拍照，老安所有畫面只是“遭遇”，“看見”，就像你我注意到什么時，腳步與目光，停了下來。

當然，他精于構圖，精心到難以覺察。那可是歐洲百年攝影的觀看基因——譬如，遠遠的堤壩露出幾面船帆，但他并不拍攝江面；在八角形窗格外，正好有張孩子臉補充了右下角；另一張照片的右角，四個燙發女子的背影正看一位在墻頂險步挪移的男子，左角，謝天謝地，有位正面男子挽救了構圖。

老安攝取的景別，半數以上乏味到令人心痛。在一座酷似意大利經典《天堂電影院》的鄉縣電影院，豎著八十年代準許放映的外國片廣告，一頭豬，誠懇地走向空曠的影院門口。

在林中練武的僧人，在兩棵樹間的土墩上張望遠處的農夫，構圖多么好啊。

但老安在他的夢游中隨時機警。有時他像走錯房間，一對母女正在里面吃飯，或者，在茂密枝葉間忽然發現兩位高居屋頂的戀人，我猜，當他摁下快門之際，心中竊喜。

他喜歡拍攝人群的聚集——就像中國天天發生的那樣，不知為什么聚集——各有各的完美布局。茶樓、牌房、啤酒屋，那些剛剛準許打扮的年輕人幸福地坐著。是的，他總能抓住中國式幸福，連櫥窗里的塑膠模特也凝著八十年代的幸福微笑。

那時我已離開中國。但他拍攝的場域、人群、穿著、神情，再熟識不過：我就是其中一位，帶著第三世界的無知，去到紐約，想念寧靜而破爛的祖國——現在那個中國再也沒有了，我明白為什么當初老安要來中國的鄉鎮角落，踟躕發呆。

倘若我沒猜錯，老安在七十年代后的意大利與西歐，不再能看到他父祖輩生活中的大面積淳樸，看到他這批照片中的眼神。那位備受中國人指責的安東尼奧尼，恐怕是老安的前輩，而在二戰中來到中國的左翼則是安東尼奧尼的前輩。

我希望這是妄猜，我所迷惑的是：為什么動人的中國影像多數是西洋人拍攝的？而當老安看著中國的百姓，他的目光為什么就像看著他的同村、同鄉、同胞？

這目光深深打動我。我不記得哪位歐洲攝影家有過這樣無間隔的目光，布列松、劉香成、安東尼奧尼，似乎都做不到。同時，這目光困擾我：當老安在中國游蕩時，顯然懷著一份意大利心事，那是部分歐洲知識分子的世紀心事。似乎要去別的國家，他們才能恍然追尋前現代記憶，作為替代物，那時的中國，大幅度展開了他們的前世。

八十年代的市民婚慶，盤桓郊野的戀人，午后閑坐的姑娘與小伙子，一條可能走不通的深巷，還有，和意大利窮鄉幾乎一模一樣的莊稼地——多么貼心的目光，滿抱同情，愛，甚至，溫暖的羨慕，老安好似巴望鄉親們允許他介入，帶他玩，將這位老外視為自己人。

布列松曾說：他到過的每個國家都讓他想要留下，過一輩子。我愿相信這真摯的一念。老安的目光有這個意思嗎？我在他的照片中處處讀到這一念。據說他在中國混了四十年。天哪。這是善良引發的病癥嗎？歐洲人才會有這種病，病到瘋狂的邊緣，一種被羅蘭·巴特在《明室》中稱為凝視照片才會發生的瘋狂。

說實話吧，十多年來，我也感染了這種病。和老安當年尋來中國一樣，如今我每年要去歐洲——隨便哪個國家，最好是意大利——待一陣子。我的前半生圖景已交付老安的照片，說來荒謬：若要獲得八十年代的部分眼前幻覺，在我，只有一個去處——并非僅僅為了藝術——遠未被現代景觀淹沒的歐洲。

相信嗎，在費拉拉、奧洛納堡、圣吉米亞諾，我隨處遭遇老安在八十年代的中國所目擊的老街深巷，無所事事的人，尤其是，純良的眼神。老安會同意我的感觸嗎？但他一定同意，他用鏡頭饑餓吞咽的那個中國、那些中國人，如今再也看不到了。

這是家國之感與時代巨變的錯位，抑或我與老安的彼此錯位？倘若當年他曾拍攝過我，我根本不明白他在干什么，更不明白自己。人需要被他人，被異域提醒，老安提前用攝影扣留了永逝的八十年代。1983 年、1986 年，偉大的貝托魯奇，偉大的帕瓦羅蒂，先后來到中國——那時，老安已是資深的游蕩者——我記得貝托魯奇說，最吸引他的是什么呢，是滿大街前消費時代的臉。

老安愛中國。我愛意大利。在異域游蕩著，揣著相似的心事，我們各有各的鄉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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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老安鏡頭下：80 年代的中國》

《稍息：1981—1984 年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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