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爾木茲不會簡單回到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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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宋雪濤 歷夢穎

來源 | 雪濤宏觀筆記

編輯 | 楊蘭

審核 | 浦電路交易員

通道信用一旦受損，就難以恢復。紅海動搖的是路，霍爾木茲動搖的是貨源本身。即使貨還在、路還通，信用崩了，流量就回不來。

美以伊沖突已進入第二個月。在常規軍事力量處于劣勢的情況下，伊朗采取了不對稱作戰路線：將戰略支點移向霍爾木茲海峽。

邏輯并不復雜——海峽一旦出現變數，壓力首先擊中高度依賴中東能源與原料的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隨后外溢至歐洲，最終以盟友施壓的方式反向傳回華盛頓。這不是正面對抗，而是以全球供應鏈為杠桿的橫向施壓。與此同時，胡塞武裝在曼德海峽待機，兩個海峽南北呼應，構成雙重戰略施壓節點。

伊朗并未宣布封鎖，對外口徑是“許可制、選擇性放行”——船只需提前協調、取得通行許可，對敵對國家船舶保留拒航權。精妙之處在于將“是否封鎖”這一清晰問題，轉化為“誰能過、在什么條件下過”的持續模糊狀態。公開封鎖會立刻觸發明確的軍事反應，而這種模糊管控，殺傷力未必更低，卻更難被反制。

根據Clarksons Research，截至2026年4月2日的數據，霍爾木茲海峽過境量較沖突前下降約95%，日均過境船只從125艘跌至8艘，其中影子艦隊占比從戰前15%飆升至60%，意味著正常商業航運已基本撤離，留在通道里的是規避制裁的灰色運營，而非正常貿易秩序。

01

舊秩序的失效

這種局面，歷史上并非沒有先例。兩伊戰爭期間，雙方共攻擊波斯灣商船逾400艘，其中約六成為油輪。據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Strauss Center研究顯示，遭攻擊油輪中約23%沉沒或被判定全損。但戰爭結束后，通道逐漸恢復，供需結構基本回到原位——油價中樞有所上移，卻并未發生供應端的結構性重塑。

舊秩序的修復依賴三個條件同時成立。其中最具決定性的是美國提供了海上安全秩序：1987年啟動Operation Earnest Will，為重新掛美國旗的科威特油輪提供海軍護航，1988年又在Operation Praying Mantis中重創伊朗海上力量，將沖擊控制在可管理范圍內。

正是這一軍事背書，重建了霍爾木茲的通道信用，讓航運業相信通道是安全的、貿易是可以恢復的。另外兩個條件則提供了等待的空間——需求側沒有可替代選項，能源消費國別無他路，只能等待供給恢復。全球供應鏈尚未深度整合，中斷的傳導范圍有限，系統性風險遠不及今日。

而如今，這三個條件已同時改變。軍事背書層面，美國如果既要壓制伊朗軍力、又要同時為商船護航，兩線并行將使其捉襟見肘。更深層的問題是，冷戰結束后數十年的戰略消耗與軍力收縮，美國海軍早已不復兩伊戰爭時期那種壓倒性的單邊投送能力——而那恰恰是當年護航機制得以運轉的根本前提。需求替代層面，新能源已具規模，消費國有動力也有能力主動重構能源消費結構，不再只能被動等待。供應鏈層面，全球深度整合之下，任何持續沖擊都會觸發系統性重組，留給舊秩序自我修復的時間窗口大幅收窄。

舊的修復機制所依賴的前提不再存在，意味著即使戰爭結束，情況也不會簡單回到從前——供應結構本身將被迫重塑。

這并非推斷，而是已有先例可循。

紅海自2023年底危機以來的復航軌跡，正是這一判斷最直接的現實注腳。胡塞武裝襲擊商船后，大量船只被迫繞行好望角。這本質上是一場運輸端危機——貨物依然存在，只是路變長了，成本變高了。與霍爾木茲的供給端沖擊相比，烈度要低得多。但即便如此，超過兩年過去，紅海航運始終未能恢復正常。

根據Clarksons Research 2026年2月數據，亞丁灣船舶日均通行量較2023年正常水平仍下降約70%。分船型來看，集裝箱船通行量下降約86%，LNG運輸船下降約95%，散貨船下降約56%。與此同時，好望角通行量較2023年增加約93%，仍有約717艘集裝箱船、69條航線維持繞行狀態。盡管2025年底通行量曾出現小幅回升，但進入2026年后再度趨于平穩，并未延續復蘇勢頭。馬士基等頭部班輪公司雖開始試探性恢復部分航線經蘇伊士運河通行，但整體市場對大規模復航仍保持謹慎。

根本原因在于，通道信用一旦受損，就難以恢復。停戰不等于恢復原狀——即使貨還在、路還通，信用崩了，流量就回不來。

霍爾木茲面對的是更深一層的問題。紅海動搖的是路，霍爾木茲動搖的是貨源本身。這場危機最終將把全球供應鏈推向何處，正是值得觀察的重點。

02

新秩序重塑中的眾生相

霍爾木茲海峽的影響范圍，不止于能源。其過境貨物流動，實質上構成了四類關鍵供給鏈條。

第一類是能源，包括原油、LNG、LPG及成品油，是全球工業與運輸體系的基礎輸入。第二類是工業原材料，包括石腦油、甲醇等，直接支撐化工及制造業生產。第三類是農業原料，包括硫磺、合成氨等，是全球糧食生產的關鍵物質基礎。第四類是高端制造關鍵材料，比如鋁、氦氣的供給中斷將直接影響半導體、新能源及航天等高端產業的正常運轉。

這四類鏈條的共同特點在于，其終點并非大宗商品本身，而是具體的產業部門——從汽車、紡織、包裝，到糧食種植、半導體、新能源電池、高端裝備制造等。因此，一旦受阻，沖擊不會止步于油價，而是沿產業鏈縱深傳導，最終作用于實體經濟的廣泛部門。換言之，霍爾木茲并非單一能源通道，而是嵌入全球工業體系的關鍵供給節點。

然而，不同品類所承受的沖擊烈度并不相同。這種差異，本質上由三個變量決定。第一是通道暴露度，即該商品對霍爾木茲通道的依賴程度有多高。第二是短期可替代性，即封鎖發生后，能否找到替代來源、動用庫存、或切換工藝路線加以對沖。第三是下游滲透度，即價格沖擊一旦發生，會波及多少產業鏈環節，傳導能走多深。

三個變量疊加，決定了沖擊的實際烈度。高暴露，沖擊就會發生。低替代，沖擊就難以被吸收。高滲透，沖擊就會向下游快速蔓延。三者同時成立的品類，將是本輪危機中壓力最為集中的風險節點。

本輪沖擊中，能源體系之所以成為最核心的風險源，在于其同時具備"高暴露、低替代、高滲透"三重特征的疊加。

霍爾木茲海峽是全球能源貿易無可替代的咽喉。每日經由該通道運輸的石油約占全球海運石油貿易的四分之一，LNG約占五分之一，且流向高度集中，超過八成指向亞洲市場。一旦通道受阻，沖擊不會被分散，而是集中釋放至同一需求區域。

從歷史對比看，本輪供給中斷的規模已顯著超出既有經驗框架。過去七十年間，每一次重大能源危機都伴隨著一定規模的備用產能作為緩沖——1956年蘇伊士危機中斷約10%的供給時，備用產能約35%；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運中斷約7%時，備用產能約8%；1990年海灣戰爭中斷約9%時，備用產能約4%。而當前沖擊已接近20%，全球可動用的備用產能幾乎為零。這是二戰以來規模最大、也最缺乏對沖手段的一次能源供給中斷。

問題不僅在于通道受阻，更在于缺口無處填補。原油并非完全無替代路徑，但所有潛在替代均難以在短期內形成有效補充——大多數閑置產能仍位于霍爾木茲以內，繞行管道容量有限且安全性已遭削弱，戰略儲備只能平滑節奏而無法持續供給。亞洲煉廠長期圍繞中東中重質原油進行工藝設計，短期切換輕質替代油在技術層面亦存在摩擦成本。

LNG的約束更為剛性。卡塔爾與阿聯酋的出口物理上高度依賴霍爾木茲，封鎖即意味著直接中斷。美國、澳大利亞、俄羅斯等主要供應方均已接近滿負荷運行，全球液化能力幾乎沒有冗余空間。3月初拉斯拉凡工業城受損進一步強化了這一約束——2列液化裝置及1套氣轉油裝置停運，損失產能約1,280萬噸/年，占卡塔爾總產能約17%，受損產能恢復需3至5年，即便沖突緩和，未受損裝置恢復至正常水平也需3至4個月。停火不等于恢復，在LNG體系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供給無法替代，壓力便只能向下傳導。從下游滲透路徑看，能源沖擊的擴散幾乎覆蓋全部產業部門。原油價格通過物流成本與原材料成本兩條主線同步傳導，運輸、制造等環節均難以規避。LNG則沿電力、化肥、工業燃料及化工原料四條路徑擴散，對工業生產體系形成更深層的成本擾動。兩者疊加，使能源價格不再是單一商品的波動，而是轉化為全局性的成本中樞抬升。

沖擊在不同經濟體之間呈現出明顯的分層特征

壓力最為集中的，是供給與價格雙重承壓的東亞與東南亞制造業核心經濟體。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對中東油氣的霍爾木茲直接依賴度分別達21%、33%、27%，本地能源生產幾乎為零，既無煤炭切換空間也無管道氣替代來源，綜合抗沖擊系數均不超過13%。泰國（直接依賴27%，抗沖擊31%）與菲律賓（直接依賴10%，抗沖擊10%）處境類似，供給中斷將首先沖擊電力供應，進而向工業生產與居民生活傳導。新加坡作為全球最重要的煉化與轉口樞紐，油氣總依賴度接近100%，綜合抗沖擊系數僅1%，對沖擊的敏感性在所有經濟體中最為突出。

歐洲更多體現為價格沖擊通過成本鏈條向工業與消費端傳導。希臘霍爾木茲直接依賴度高達56%，綜合抗沖擊系數僅20%，供給與價格壓力并存。意大利直接依賴度僅9%，但油氣總依賴度達75%，抗沖擊系數18%，制造業與居民能源成本將隨油價上行同步抬升。荷蘭作為歐洲重要的能源轉口樞紐，直接依賴14%，油氣總依賴66%，抗沖擊系數26%，價格傳導壓力同樣不可忽視。

相比之下，具備本地能源替代能力的經濟體抗沖擊性明顯更強。中國內地（大陸）霍爾木茲直接依賴度僅7%，煤炭與可再生能源在終端能源中占比較高，綜合抗沖擊系數達76%，供給側具備較強緩沖。印度直接依賴13%，煤炭占終端能源約44%，抗沖擊系數56%，具備一定的切換空間，但切換速度有限，電力供應仍將承壓。美國作為能源凈出口國，霍爾木茲直接依賴度接近零，供給端沖擊相對有限，抗沖擊系數70%，主要承壓路徑是油價上行推升國內通脹。

這場危機的核心，在于伊朗把霍爾木茲海峽變成了卡住全球能源供應鏈的關鍵節點。能源市場受到的沖擊，早已不再是階段性的價格起伏，而是逐漸形成了結構性的供給緊張。在這一背景下，亞洲主要制造業經濟體最先受到影響，再加上LNG產能恢復周期漫長、海上安全保障力度減弱、關鍵航道的可靠性下降，原有的能源供應格局正逐步松動，全球工業體系也不得不在成本更高、不確定性更強的環境下重新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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