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西方經濟學家給過中國一張處方，中國沒有照著吃。
結果，吃了藥的國家大多躺平了，沒吃藥的反而站起來了。
這背后有三十年期間的教訓。
——《壹》——
專門為拉美債務危機國家開出了一攬子處方。
財政緊縮、金融自由化、國有企業私有化、貿易開放，這套東西有個名字，叫"華盛頓共識"，推銷這套方案的人底氣十足。
他們認為市場是萬能的，政府干預是有害的。
只要你按照這個模板改就能走上繁榮之路，問題是這個邏輯從根子上就有毛病，英國歷史學家研究過地理大發現之后葡萄牙和英國走出的不同路徑。
同樣是海外貿易暴富，英國的錢流進了工商業主的口袋。
形成了民間資本積累，而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錢進了王室和軍事貴族的腰包， 王室用這些黃金白銀維持權威，壓制工商業。
最終這兩個國家的財富像沙子一樣漏掉了，留下的是停滯和衰落。
用同一套"自由貿易"理論解釋這兩段歷史根本解釋不通，但西方經濟學就是這樣干的。
它把英國的成功路徑包裝成"普世規律"然后推銷給全世界，那些在二十世紀后半葉真正實現了從貧困到富裕跨越的經濟體。
比如韓國、臺灣、新加坡，恰恰是被西方經濟學家批評為"違背市場規律"的。
它們都有強力的政府介入，都有產業政策，都有國家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而那些被國際組織評為"市場經濟優等生"的烏克蘭、眾多拉美國家、撒哈拉以南非洲今天是什么處境？
這個反差才是理解中國為何不信西方經濟學的起點。
——《貳》——
如果你想知道中國"可能走上"的那條路是什么樣的，去看俄羅斯1992年發生的事情就夠了，蘇聯剛解體，葉利欽手下的一批改革派經濟學家接受了西方顧問的建議。
決定用"休克療法"一步到位完成轉型。
所謂休克療法核心只有一條，用極短的時間把所有價格、所有市場、所有產權全部放開，讓市場來決定一切。
西方經濟學家告訴他們，這個過程會有陣痛但很快就會好。
1992年1月2日，俄羅斯一次性放開了90%的消費品價格和80%的生產資料價格，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不是"陣痛"，是崩潰。
到當年4月，消費品價格比三個月前上漲了65倍。
工業品批發價到6月上漲了14倍，企業扛不住成本開始壓縮生產，產量下降，供給減少，價格繼續上漲，這是一個死循環，沒有任何自我修復的機制。
同年10月，私有化正式啟動。
政府給每個公民發放了1萬盧布的私有化證券，理論上每個人都可以用它購買國有資產的股份，但當時1萬盧布能買什么？
普通人根本沒有資金和能力參與競購。
大批國有企業就這樣以極低的價格落入了權貴和暴發戶手中，這就是后來震驚世界的俄羅斯"寡頭時代"的起源。
1992年12月，主導改革的蓋達爾政府解散。
這場實驗的第一階段徹底失敗，前后不到一年，但破壞已經造成了，葉利欽本人在1996年的競選中公開承認，過去那種試圖照搬西方經濟模式的做法是錯誤的。
俄羅斯經濟學家格拉濟耶夫說得更狠。
休克療法帶來的經濟損失，比希特勒1941年到1945年入侵蘇聯造成的損失還要大一倍以上。
——《叁》——
俄羅斯的故事太極端，有人說那是蘇聯的特殊歷史造成的，那就看印度，印度是西方經濟學最喜歡援引的案例之一。
英語通行、普通法體系、多黨民主、相對成熟的私人企業傳統。
按照西方教科書的邏輯，印度擁有經濟騰飛所需的幾乎全部制度條件，1991年，時任財政部長曼莫漢·辛格主導推行市場化改革。
按照西方建議放開管制、引入外資、削減補貼被外界寄予厚望。
改革之后，印度確實出現了一批國際知名的科技公司和億萬富翁，但在這層光鮮之下有些數字不那么好看，基礎設施的賬，印度一直沒補上。
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顯示，印度將GDP的約4%用于基礎設施投資。
而中國的這個數字是9%， 這個差距乘以三十年就是印度制造業始終無法規模化的根本原因，沒有穩定的電力、港口運力不足、道路狀況糟糕。
工廠怎么建？訂單怎么交？
印度的制造業占經濟總量的比例長期徘徊在15%左右，而東亞經濟體在高速增長階段，這個數字普遍超過30%，同樣是承接制造業轉移，因為這是土壤的問題。
而土壤，是需要政府長期投入來培育的。
2013年前后，印度的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雙雙擴大，通脹高企，外資流入遠低于預期，曼莫漢·辛格政府新一輪增加外商直接投資的改革推行了近半年，阻力重重，收效甚微。
市場化改革并沒有解決印度的結構性問題。
反而讓資本更集中地流向了那些已經有能力吸引資本的少數人，印度出現的局面有學者稱之為"一半像北美，一半像拉美"。
摩天大樓和貧民窟共存，科技精英和絕對貧困并列。
這不是轉型期的臨時現象，而是沿著西方經濟學邏輯走下去之后，結構性矛盾長期積累的結果。
——《肆》——
中國從來沒有宣布拒絕市場經濟，它拒絕的是那套認為"市場自動解決一切"的迷信，1978年的起點就和俄羅斯不一樣。
改革是從底部開始的，是試出來的。
不是哪個經濟學家用模型算出來然后全面鋪開的，這種自下而上的漸進方式，與俄羅斯那種從頂端強制推行的"全面革命"在邏輯起點上就截然相反。
雙軌制是另一個被西方批評最多的選擇。
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同時運行，計劃價格和市場價格同時存在，這在西方經濟學教科書里是典型的"扭曲"。
但正是這種"扭曲"，讓中國在推進改革的同時避免了供給驟然萎縮和通貨膨脹失控。
工廠還在開，工人還有工作，社會沒有在一夜之間失去秩序，整個1990年代，西方的經濟學家都在預測中國的模式遲早會崩潰。
按照常規理論，嚴重的通貨膨脹應該是必然結果。
他找不到一個現成的理論框架來解釋，為什么中國違背了那么多"規律"卻還在增長。
事實上，1992年《紐約時報》的頭版已經在報道"中國經濟起飛"，但它叫"之謎"，說明西方主流經濟學確實沒有預測到這一點，也沒有能力解釋它。
2004年，英國學者雷默提出"北京共識"的概念。
試圖描述中國經驗的獨特性，漸進積累、主動創新、堅決維護發展主權。
這個概念本身不完美，但它標志著一件事。
中國的路徑已經積累了足夠多的成功案例，讓外部觀察者不得不正視。
中國沒有走俄羅斯那條路，不是運氣，是判斷，它看見了休克療法在莫斯科制造的廢墟，看見了印度在市場化軌道上緩慢固化的不平等。
然后選擇了一條"不純粹"但有效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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