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海鷹：市場機制與舉國體制

在建設科技強國中，中央強調“發揮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舉國體制”。

舉國體制適合用于重大科學工程、重大技術集成工程創新、關鍵共性技術平臺建設和產學研深度融合的國家重點實驗室。

市場機制就是發展大批專注細分市場、縫隙市場、節點市場并具有顛覆式技術，深入技術科學和創新的小企業成為優秀大企業的供應商、服務商，領軍企業建立協同合作的創新聯合體。

市場機制特別是資本市場的發現選拔機制、融資、規范、退出、兼并重組機制、企業家培育機制是創新發展的第一動力。

發現和發明創造需要寬松、包容、自由探索的環境。

一、關于舉國體制

舉國體制在經濟和科學技術發展中的意義就是集中全國的力量完成某一重大工程。最熟悉的莫過于“兩彈一星”，為我國國防做出歷史性的巨大貢獻，還有“載人航天工程”、“北斗計劃”的等。國外也有如美國的“曼哈頓工程”、“阿波羅計劃”、構建全球網絡等。

新型舉國體制，是能夠發揮政府重要的組織、支持、協調作用，集中優勢力量，發揮要素市場機制體制配置科技和創新資源的決定作用，以實現國家發展以實現國家發展和國家安全為最高目標，以國防軍事科技、軍民融合帶動整和國家安全為最高目標，以國防軍事科技、軍民融合帶動整體科學技術，重點在關系國家發展和安全，關系所有企業發展的重大工程、關鍵基礎共性技術、國家戰略科技上取得突破。

1、重大科學工程和重大技術集成工程。

對于關系基礎科學今后發展的科學工程，必須由國家以舉國體制建設。如探秘宇宙的世界最大射電望遠鏡FAST；解決人類清潔能源問題的“人造太陽”核聚變裝置；上海同步輻射光源裝置；在巖層深處的大亞灣中微子實驗室；被稱為“諾亞方舟”的云南種質資源庫。

由于重大技術集成工程創新項目可以集中人才、技術、資金和其它資源，經過分解項目和總裝，在短時間內完成重大工程項目，既發揮任務分解后的專業力量分別完成另、部、器件的研發、創新和生產，又能在總裝中集中精力實現集成創新。

重大工程技術集成創新項目適合國家國防重大裝備和武器的研發、創新和生產。適合國家重大基礎建設裝備制造和重大建設工程。如飛機、電力設備、通信設備、數控加工中心等。適合國家重大科學研究設備的研發和生產。

2、關鍵共性技術平臺。

關鍵共性技術平臺是解決國家和產業發展普遍需要和能取得全面效益的關鍵共性技術的合作研發服務模式或組織。原創技術、前沿技術、核心技術、顛覆性技術一般是上游基礎性技術或上游基礎產業，其中大多數是共性技術。

共性技術平臺就是組織產學研、多學科的協同攻關，解決多學科的協同攻關，解決西方“卡脖子”的共性關鍵技術問題。如芯片、操作系統、工業軟件、核心算法、發動機、伺服電機以及高端軸承鋼、關鍵材料等。解決好共性技術問題，對提高產業鏈、供應鏈附加值，對國防安全，對促進中國成為制造業強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歷史上，世界各地都有共性技術平臺的成功案例。如美國的在重點技術領域建設制造業創新中心、官方和企業共建的半導體制造技術戰略聯盟（Sematech）、德國弗勞恩霍夫協會、臺灣工研院等。

美國所有的高技術重大項目都可以看到國防部先進技術研究署（DARPA）的身影。其高技術產業成功在于政府作用與市場機制結合。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政府和工業界聯合成立半導體制造技術戰略聯盟（制造技術戰略聯盟（Sematech），對振興共性基礎技術的美國），對振興共性基礎技術的美國半導體起了關鍵作用。

建設關鍵共性技術平臺有利于為企業提供技術支持，提升技術能力，促進技術突破和技術轉移，提升國家、行業、產業發展的整體競爭力。目前我們的制造業整體上普遍缺乏產業上高端的技術能力，大批科技型企業缺乏科學技術后盾支撐，而技術能力靠的是原理、機理、技術匯合等科學基礎。由于市場失靈，單個企業不太愿意去解決共性難題，而且靠單個企業去解決帶有普遍性的核心科學技術問題是十分困難的，在產品分散化、專業化、個性化的現代幾乎是不可能的。十分需要政府推動和支持建設產業共性技術平臺，使共性技術平臺真正成為制造業創新發展的重要支撐。

韓國政府組織和購買關鍵共性技術。據劉燕華（2020）介紹：“上個世紀60年代的時候，韓國小船也造不了，電子工業幾乎沒有，它的汽車工業也還沒起步。韓國的工業體系非常落后，只有一些小廠，但是他們要想翻身。那個時候要翻身，那些小工廠實力很弱，怎么辦呢？韓國采取了一個舉國體制，國家出錢專門組織韓國的科學家以及國際上科學家，研究韓國所需要的關鍵共性技術。它把所有這些共性技術由國家購買，向韓國的所有企業開放，使很多企業在很短的時間內技術能力大幅度提高，邁上一個新的臺階。從傳統農業、輕工業逐漸轉向了重工業，它的舉國體制戰略從技術到產業，然后到市場，一步一步往下走，它產業的發展與人才培育是相結合的。”

共性技術平臺是重要的技術創新基礎設施，是在國家、行業、產業中能廣泛應用，以取得巨大經濟和社會效益、提升企業整體水平為目標，以具有基礎性、原理性、普遍性的技術科學為抓手，由產學研和各類主體協同共建、服務企業的管理機構和合作研發組織。一句話，共性技術平臺是解決產業發展普遍需要和能取得全面效益的關鍵共性技術的合作研發服務模式或組織。

3、大力組織、支持產學研深度融合的國家重點實驗室。

我們現在的國家重點實驗室除少數國家下達重點研發項目外，都是每年申請課題養活自己出論文的小型教師團隊。

但是，美國的國家重點實驗室是承擔國家戰略計劃、產學研深度融合，有的數千人的創新聯合體。

據劉則淵等（2007）分析，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于1970年制定了試驗性研發促進計劃（ERDIP），“大學-工業合作研究中心(UICRC)”就是該計劃的一部分，1985年創建“大學工程研究中心(ERC)”，1988年之后創建“大學科學技術研究中心(STC)”。對設立這三類中心的共同要求是，中心必須設在大學，且有工業企業參與合作，其目標必須同時輸出面向工業的研究成果和科技人才。

據何潔等（2013）分析:美國工程研究中心（ERC）由大學牽頭，吸引企業以會員或項目合作方式參與研究活動，而NSF對個工程研究中心資助1/3經費，約100-360萬美元/年，30%來自企業，20%來自其它聯邦機構，學校提供10%，還有10%來自州和地方政府。各工程研究中心有14-83個企業伙伴，平均35個，涵蓋大中小型企業，世界500強占近50%。

這些工程研究中心都設在大學的重點實驗室。

所以，舉國體制的第三個重點是組織、支持國家重點實驗室成為產學研深度融合、承擔國家戰略需求和企業共同的重大需求的研發和創新基地。政府多支持，不干預。

二、關于市場機制

市場機制是按照價值規律運行的機制，是優勢交換的機制。包括市場供求機制、價格機制、競爭機制、風險機制。這些機制在市場上決定了資源的配置。

在科學技術事業和創新驅動發展中，要充分發揮發揮市場在創新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市場的定價機制、交易機制，資本市場的發現和選拔機制、投資機制、退出機制，金融市場的債權機制、信托機制 、規范機制、風險共擔機制，以及社會監督機制、企業家培育機制是企業成為創新主體和做強做大的基礎和動力。

要發揮市場作用，不僅是要搞好市場建設，而且要重視企業、企業家在價格形成、機會發現、創新增強、效益增加上的重要作用。

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深化科技體制改革中提出：健全技術創新市場導向機制；建立產學研協同創新機制；健全技術創新激勵機制；建立主要由市場決定技術創新項目和經費分配、評價成果的機制；健全技術轉移機制；完善風險投資機制。

近年來，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在建立國家創新體系中，更進一步認識到政府在解決產業共性關鍵技術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更加重視在市場和組織“雙重失靈”中，政府如何引導企業和高校、研發機構等創新主體，以合理的組織方式促進競爭前產業技術的研發、應用和擴散，突破技術瓶頸，增強產業競爭力。許多國家采取不同的組織方式，多種政策手段和工具，促進政府行為與市場機制的結合，引導和組織創新主體加強產業技術研發。

政府有科技管理和創新管理的職責。但科技管理與創新管理有別但又相互緊密關聯。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又要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要正確區分科學技術和創新，區分科技體制和創新體制，區分科技管理與創新管理。

我們過去在處理科研與創新，科技管理與創新管理方面是有不少問題的。

我們長期以來在科學技術管理中使用“科技成果轉化”，(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近年開始使用國際上常用的“技術轉移”(Technology Transfer)。

科技成果轉化是產業技術創新的一個途徑，是線性技術轉化，而技術轉移——聯合國將技術轉移定義為“系統知識的轉移”，即從知識的生產者轉移到知識的使用者。技術轉移是知識、技術在人、組織之間的轉換和轉移。是通過人才流動、知識流動，產學研之間的互動合作，企業之間的資源整合，國際間的交流合作，新裝備、新材料的應用和擴散，促進產業技術在轉移中創新的過程。

技術轉移是立體的轉移，技術轉移體系作為制度創新，是技術創新的前提和基礎，它滲透在技術創新的全過程。但目前又是最薄弱的環節。

我們長期說的“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是不準確的，更不能全面反映創新過程。

科技部門多是搞針對研發人員成果轉化的應用激勵，忽視對企業的激勵。如黃奇帆在2019年指出“同美國《拜杜法案》相比，我國政策的著力點主要是針對研發人員的激勵，缺少對轉化專利企業的激勵。我們應當充分借鑒《拜杜法案》，把科研機構、研發人員、科技企業各方積極性廣泛調動起來，特別要充分發揮企業整合技術、資金、人才的優勢，鼓勵產學研聯合設立技術轉移機構，不斷拓寬新技術的轉移轉化渠道，拓展新產品的市場應用空間。”轉化應用的主體是企業。

市場機制下，最重要的是發展大批科技型、創新型中小企業。

陳清泰（2015）總結了科技型中小企業在國家創新體系中戰略地位：“科技型中小企業是科技成果轉化的重要紐帶，是創新效率最高的群體，是產業升級的生力軍，是實現技術突破、提供技術來源、以新技術重構產業鏈的主力，他們以自身試錯的‘生和死’，扮演著新技術探路者的角，為大企業的技術集成進行鋪墊。”

三、創造與創新

創造（Creation）與創新（Innovation）不同。

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是創新不可缺少的必要條件，創新是運用現代知識，包括發明創造取得效益。

科技研發創造知識，創新運用知識。

科技是研發出成果，創新是應用成果出效益。

科技是創新的支撐，創新又多方面拉動科技進步和突破。既不能混淆，又不能割裂。科技體制和創新體系緊密關聯、相互反饋但運行機制不同，所以科技管理與創新管理方式政策不同。

科技體制——政府主導，高校院所主體，研發為主，財政投入為主，產出知識。

創新體制——市場主導，企業主體，應用創新為主，社會投入為主，產出效益。

當前科學技術和創新的狀況出現顯著差異：創新由于市場資源配置和政府引導發展形勢很好；科學技術由于政府管控，改革滯后，多數成果“低小散”。

美國工程院院士、普林斯頓大學講席教授李凱（2015）認為，將科研資助與創新資助混為一體所帶來的問題顯而易見。第一個明顯問題是此舉會帶來兩種激烈的沖突。李凱舉例，一個受到資助的團隊必須發表新知識來衡量他們的研究是否成功，但同時又要保護他們的知識產權以實現商業成功。這在知識產權保護還較弱的環境下是非常困難的。另一個沖突是大學會變成營利機構。當一所大學擁有了公司，它將成為產業界的競爭者。這樣的利益沖突偏離了大學的主要目標——培養學生。李凱認為，第二個明顯的問題是要在2～3年內既要產出成功的科研成果又要實現成功的創新產品是不現實的。

李凱認為科研和創新評價公認的三個標準是：第一，是否產生顛覆性技術；第二，是否在某個領域的國際市場上占據領頭羊地位；第三，是否通過核心知識產權創造出很高的毛利。

按這個標準，我們差距很大。

為什么政府在高技術領域的科研經費投入效果很差？為什么論文第一大國掌握不了“紙變錢”的游戲規則？在李凱看來，原因主要在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就是科研與創新合二為一的政策，并對所資助的研究性項目提出不切實際的商業成功要求。

“從表面上來看，科研與創新合二為一的政策對政府和宣傳是很有吸引力的，但其實這是混淆了科研與創新的基本概念。”李凱對第一個原因闡釋道。

以發明即時貼聞名世界的3M公司的杰弗里·尼科爾森博士曾經對兩者給出明確的定義：“科研是將金錢轉換為知識的過程”，而“創新則是將知識轉換為金錢的過程”。

大批創造發明都是敢想敢干的年輕人，他們有的是有好奇心，去探索大自然的秘密，有的是有一顆善良心，去解救在病痛和困難中的人，不停歇地為人類創造方便、幸福和美好，有的是有極強的責任心，專注把自己的事情辦得出類拔萃，就會有新創造。

從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牛頓、愛因斯坦、海森堡無一不是對什么都好奇。尤其是古希臘時代的科學家更是對自然界本身變化的好奇。他們的科學研究毫無應用的目的。“求知是人的本性”， 亞里士多德說希臘人對什么都好奇，一定要搞清楚，搞清楚就舒服了。

但是許多科學家是從人類的需求出發的科學研究，不少人付出畢生的心血。

“一個人在幼年時通過接觸大自然，萌生出最初的、天真的探究興趣和欲望，這是非常重要的科學啟蒙教育，是通往產生一代科學巨匠的路。”2016年度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大隅良典說。

從小，大隅良典非常喜歡自然，采集昆蟲是一大愛好，他還是小學科學教材的編撰者。在他看來，讓小孩子們愛上自然、愛上科學，對世界抱有寶貴的好奇心，是一切的起點。

“（小時候）熱衷于飛機模型、半導體收音機的制作，夏天喜歡在小河里撈魚、捕螢火蟲、采集昆蟲，手持網子在野外一走就是一天。采筑紫、野芹菜、木通、楊梅、野草莓，能夠感受自然的四季變遷。抬頭看見滿天的星星可以很容易辨認出星座，銀河像地上的河流一樣奔騰。這些當時都沒有想過，但今天作為自然科學專業的分子生物學的研究者，這樣的體驗，就是一切的原點吧。”

2008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下村修談及自己為何走上科學之路時，說：“我做研究不是為了應用或其他任何利益，只是想弄明白水母為什么會發光。”應該說，對大自然和周圍世界保持一顆好奇心，是引領諾貝爾獎獲得者走進科研世界的直接原因。

對2002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小柴昌俊來說，他最難忘的就是小時候在學校后山與同學追逐賽跑、拔農家蔬菜、肆意玩耍的那段時光。

從多位日本諾貝爾獎獲得者身上，我們也能看到他們親近自然、觀察自然的經歷。

在“帽子”“票子”和“位子”的吸引力難以有效發揮作用的情況下，內在動力對驅動科學家不斷開拓進取就顯得十分重要。雖然影響內在動力的因素有很多，但最為重要的還是科研興趣和使命意識。科研興趣的培養離不開老師們的教育，使命意識的形成離不開老師們的垂范。因此，導師的言傳身教至關重要。（周程，2019）

愛因斯坦（1930）說，“人是為別人而生存的——首先是為那樣一些人，他們的喜悅和健康關系著我們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后是為許多我們所不認識的人，他們的命運通過同情的紐帶同我們密切結合在一起。”

如在醫學實踐治療中，從發現癌細胞快速增長到發現基因突變，到免疫逃逸都是科學的發現而有了新的認知。在治療技術上分別從化療放療到靶向治療，到免疫治療CAS-T。人類治療癌癥發生重大進展，是經驗技術和技術科學的結合在改變人類。經驗技術是漸進的，是不斷積累的，科學是階梯式的，是跳躍式的。所以經驗技術和技術科學的結合，絕大部分力量要從治療應用中深入。

單克隆抗體藥物經歷了在實踐中技術科學對抗體的研究發現，到要得到足夠的抗體來進行研究抗體的特異性遺傳學，到將產生抗體的單一細胞同另一研究出的雜交瘤細胞融合，使其成為產生抗體的腫瘤細胞，它只識別一種靶分子且具有永久的分子結構，即單克隆抗體。

這項技術科學發現是上世紀七十年代英國的喬治斯?科勒（Georges Kohler），但最早的開發應用卻是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美國生物技術公司起步的雜交技術公司的腫瘤專家伊伏爾?羅斯頓（Ivor Royston）和雜交瘤專家、風險投資家及一大批青年人，靠起步的30萬美元的種子基金，三年后上市融資1200萬美元，以第一個產品試劑盒推向市場得到收益。后來雜交公司又經歷了被收購，解決了生產中的許多障礙。如要發現一種只出現在腫瘤表面的特異性蛋白質作為靶子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即使你發現了腫瘤特異的蛋白質靶子，怎樣才能生產出足夠的抗體到達腫瘤部位？如何克服實體腫瘤對抗體的排斥？怎樣避免患者的免疫系統細胞在抗體發揮作用前即將它吞噬掉？而且抗體具有很復雜的三維結構，是在四條蛋白質鏈經適當折疊后才形成具有功能的蛋白質產品。制造人體單克隆抗體的生產過程過于復雜，也提高了抗體的造價，而影響了他的商業實用性。在90年代早期，人們已經目睹過兩種單克隆抗體的失敗。兩個公司的針對膿毒性休克的抗體都通過了第三期臨床試驗，但卻因缺乏足夠的證據來證明它的治療效果，而沒有能得到FDA的許可。治療中還要解決副作用和引起人體過敏的很多問題。最后真正的突破是發明了一種結構上類似人體蛋白質的單克隆抗體，并發明了一種生產過程，大大降低了生產抗體的費用。IDEC制藥公司用于治療的的單克隆抗體藥Rituxan直到二十后的1998年才得到FDA的許可，用于淋巴瘤治療。（據（美）Roth C.R.生物技術企業資本運營[M].2001）

史蒂文·羅森伯格（Steven Rosenberg），出生在一個猶太移民家庭。1968年的一天，駐院實習的羅森伯格遇到了一個極其罕見的病例：一個黑色素瘤患者在沒有接受任何額外治療的情況下，身體自發清除了黑色素瘤。雖然腫瘤自愈案例在歷史上也有過記載，但眼見為實，羅森伯格深受觸動。受到命運的指引，羅森伯格從此和腫瘤免疫結下了一生的緣分。

當時羅森伯格猜測，患者血液中有某種能夠抵抗癌癥的因子，剛好醫院來了位同病相憐的患者，血型也和自發緩解病人相同，因此羅森伯格開始了第一次嘗試：將自發緩解病人的血液輸入到了新患者的體內。

然而奇跡并沒有發生，接受輸血的病人病情發展很快，不久便去世了。盡管沒能獲得成功，羅森伯格熱情并沒有消退，“有些東西開始在我心中燃燒，” 羅森伯格后來寫道，“并且從未消失”。

1976年，受到白細胞介素2（IL-2）刺激T細胞增殖的啟發，羅森伯格開始了IL-2治療癌癥的嘗試，迎來的卻是一次次失敗。更糟糕的是，IL-2毒性很大，有些患者接受治療后直接就送重癥病房了。

失敗66次后，1984年，羅森伯格遇到了改變彼此命運的第67號病人琳達·泰勒（Linda Taylor），一位患有黑色素瘤的海軍軍官。

泰勒成為被羅森伯格第一個成功治愈的病人。這次成功，對泰勒而言是重生，對羅森伯格來說，進一步堅定了他對腫瘤免疫療法的信心，自此，羅森伯格以及IL-2療法登上了各大新聞的頭條。

TILs療法的原理是激活并增強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統，產生特異性免疫細胞，從而消滅腫瘤細胞。這是深藏在腫瘤患者體內的、治愈晚期癌癥的方法。

2018年，美國免疫學家詹姆斯·艾利森與日本生物學家本庶佑憑借此項療法，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早在2011年10月3日，瑞典諾貝爾獎將2011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授予美國、法國和加拿大的三位科學家，以表彰他們在人體免疫系統研究領域所作貢獻。加拿大科學家拉爾夫﹒斯坦曼因在“樹突狀dc細胞及其在適應性免疫系統方面作用的發現”得的成就，獲得2011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20世紀90年代，在羅森伯格實驗室所在街道的另一側，海軍醫學研究所的卡爾·瓊（Carl June）同樣也在研究嵌合抗原T細胞療法CAR-T。

2001年，在各種嘗試后，卡爾的妻子未能逃離卵巢癌的魔爪，她六年后因病去世。這么多年來，特別是妻子生病之后，卡爾一直試圖為治療癌癥找出一個新模式，在這一模式里不是由藥物主導疾病治療，而是具有活性的免疫細胞。卡爾化悲痛為力量，開始癌癥藥物開發的漫漫征途。2012年，卡爾團隊通過CAR-T拯救了瀕臨死亡的名為艾米莉·懷特黑德（Emily Whitehead）的女孩，之后又促成第一款CAR-T藥物Kymriah在2017年8月被FDA批準上市。《Science》雜志將腫瘤免疫治療列為2013年十大科學突破的首位。

2011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拉爾夫·斯坦曼（Ralph Steinman）教授是利用自己的樹突細胞（DC）治療自身胰腺癌，延長生命長達 5 年之久。（據楊青“腫瘤免疫治療”（2017）和澎拜《神經現實》2020）

這就是善良心，他們有堅強的信念，崇高的理想，心中燃燒著激情，就是為了解除人類的疾病痛苦，付出了畢生的精力和心血。

CAR技術自1989年起，經過三代演進：第一代只有T細胞刺激因子，沒有共刺激因子；第二代只有單個共刺激因子;第三代才有兩個共刺激因子。這些改進都是基于一系列臨床試驗中的深入科學研究，對CAR的有效性有顯著提高。

西安炬光公司半導體激光器和光學器件技術居世界前列，為若干大公司提供高端器件。劉興勝博士通過實踐認識到器件技術中有科學思考。他們花了五年時間，換了多次團隊，花費幾千萬元，才解決了問題。他們說“理解失效機理，解決技術科學問題，才能設計和制備適合于極端環境下工作的器件。”

我們缺乏這樣一些數十年如一日深入科研和工程的科學家工程師。

我們進入市場經濟的所有方面都是利益驅動。一切向錢看怎么可能有幾十年的潛心努力。缺失了好奇心，善良心和責任心，怎么會有創造？試想靠考核出的論文會有價值嗎？一個地方獎勵申報專利的經費高于科研經費的情況下，會有好專利嗎？

只有為全人類進步的事業心，才能有向科學的深入。只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從產業效益出發，從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出發，甚至有的地區要求本地的成果只能在本地應用，狹隘的心理不會有科學的重大發現。但是科學的發現，肯定會帶來經濟的大發展，首先是人類文明和健康的巨大進步。

科學技術是一個長期探索、質疑、批判、爭論、積累的過程，產業創新是一步一個腳印、腳踏實地，是技術、科學、產業相互融合的過程。可能會有奇跡出現，但不會是彎道超車。

要有重大科學發現，要有重大技術發明，要有原創技術和產品，要靠舉國開放、合作體制，靠舉國科學探索的精神，靠舉國艱苦奮斗的強大動力，靠舉國人民第一、質量第一的理念，靠舉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氛圍，靠市場的發展選拔機制，靠舉國信任、鼓勵一大批具有好奇心、善良心、責任心的人才。

有人說美國的舉國體制是“有其別具特色的‘舉國體制’。這一體制表現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舉國一致對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同仇敵愾打擊德日意法西斯，以及冷戰期間竭盡全力遏制蘇聯，也就是說，當美國社會上下一致形成‘敵國意識’之后，就會不惜一切代價與之抗衡，置之于死地為后快。”（黃琪軒，2021）不僅如此，美國還啟動并促進了計算機革命和打造網絡世界，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美國小企業創新研究計劃每年動用幾十億美元，幫助企業拓展技術前沿，搶占世界科技制高點，每年投入數千億美元支持數千人的國家實驗室建設都是美國特色的“舉國體制”。

1964年，東京奧運會成功地向世界展示了日本的科技實力；1965年，朝永振一郎繼湯川秀樹后再度摘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桂冠。這些成功極大地提振了日本青年學子的自信心。他們不愿意再繼續簡單地模仿西方學者，而是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大膽地向無人區挺進。

日本厚生勞動省的統計顯示，大學教授的平均工資約為1122萬日元，也遠超出國家公務員的663萬日元。

總的看法是，一是由于中國文化長期重應用輕原理，重技術輕科學。我們把知識的應用、篤行,“學至于行而止矣”（荀子·儒效）作為能力的最高衡量尺度，滿足于知識傳授，缺乏“為什么？”的探索和科學的進取。李約瑟說的中國古代是經驗技術而非科學技術。二是大一統。大一統對中國文化和國家穩定有好作用，但對科學技術和文明建設不利。愛因斯膽說得有道理。我近年研究宣傳錢老的技術科學思想，就是基于眾多案例分析證明我們的工程技術許多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引進的技術更不知道其原理。

建設科技強國的最根本的是有一批敢于探發現問題，敢于質疑挑戰的人才！而這一切首先需要的不是慧眼識才，而是相信他們，包容他們，愛護他們的社會環境。這樣的社會環境不是金錢至上，也不是權力權威至上，而是平等和寬容，自由探索和質疑批判的和諧社會。

孫海鷹，西安交通大學教授，中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原副理事長。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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