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祟匯：強化科技第一生產力 聚焦戰略與未來產業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一具有深遠影響的重要論斷，是由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在1988年明確提出的。然而，其思想源頭可追溯至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早在19世紀，馬克思就在《資本論》等著作中深刻指出，“生產力中也包括科學”，并強調“勞動生產力是隨著科學和技術的不斷進步而不斷發展的”，明確了科技對生產發展的基礎性推動作用。鄧小平在繼承并發展馬克思主義科技觀的基礎上，立足于20世紀后期全球科技革命浪潮和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具體實踐，創造性地將科學技術提升到“第一生產力”的戰略高度，突顯了科技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核心引領作用。

這一論斷不僅具有重大的理論創新價值，更在實踐中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它直接推動了199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的重大決策，將發展科技和教育作為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支撐。該論斷還促使科技在中國現代化全局中被確立為核心地位，成為推動生產力發展、促進經濟社會轉型的首要力量。同時，它也帶來了知識分子政策的重大調整，充分肯定了廣大知識分子作為“工人階級一部分”的政治地位和作用，極大調動了科技工作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為中國科技進步和創新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制度與人才基礎。

一、科技創新與市場經濟周期性波動

科技創新是調節和應對市場經濟周期性危機的一種關鍵機制與核心動力。在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由于資源配置、供需失衡及資本積累等多重因素的作用，經濟系統往往會經歷擴張與收縮的周期性波動，這種波動積累到一定程度便會爆發為經濟危機。無論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盡管在所有制形式、分配制度以及國家干預方式上存在本質差異，因而導致危機發生的深層原因、表現形態及應對策略各有不同，但兩類經濟體制都難以完全規避周期性的經濟波動。值得強調的是，在緩解危機沖擊、推動經濟復蘇和實現長期增長方面，技術創新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通過引入新技術、新工藝和新產品，技術創新不僅能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優化產業結構、創造新的市場需求，還能幫助社會突破資源約束、降低生產成本、提升國際競爭力，從而為經濟系統注入新的活力與韌性。因此，盡管制度背景不同，但技術進步在應對周期性波動中的核心功能與積極效果，在兩種經濟體制下呈現出高度的一致性。

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科技創新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所扮演的雙重角色，將其視為一種“關鍵機制”：它既是加劇資本主義內在矛盾、催生經濟危機的重要因素，同時又是資本用以延緩危機爆發、實現自我調節與系統修復的核心工具。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系統分析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周期性經濟危機從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的多重條件。首先，他在第一卷（P.133）中指出，“賣與買這二者之間的對立”構成了危機可能性的基本形式，這種商品流通中固有的矛盾在信用擴張與市場無政府狀態下被放大。其次，在第三卷（P.277-288）中，他進一步闡明，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可變資本相對減少，利潤率趨于下降，工人階級的消費能力受到限制，從而導致“各種互相對抗的要素之間的沖突周期性地在危機中表現出來”。第三，在第三卷（P.295）中，他強調機器的廣泛使用會使機器所生產的商品價格變得便宜，但同時也會引起資本貶值和原有資本的價值革命；此外，他還詳細論述了利潤率的平均化趨勢與競爭規律如何推動固定資本大約每隔8至12年進行周期性更新。這一固定資本的更新過程，正是技術創新的集中體現及其大規模應用的關鍵階段，同時也構成了經濟危機周期性爆發的物質基礎。資本主義通過技術革命暫時克服危機、開辟新市場，但又為下一次更廣泛的危機埋下伏筆。馬克思由此進一步指出，“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边@一論斷不僅成為無產階級尋求解放的思想火炬和革命動員的理論依據，也在歷史實踐中迫使資本主義國家通過調整生產關系、改革分配制度、加強國家干預與推動科技革命等方式，對其制度結構進行自我修正，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延緩了系統崩潰的到來，體現出資本主義被迫適應生產力社會化發展的歷史趨勢。

進入20世紀后，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周期性出現，關于如何調節與解釋經濟波動規律的研究逐漸深入。在這一背景下，前蘇聯經濟學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1892–1938）通過對英國、法國、德國及美國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長期經濟數據的系統分析，提出了著名的長周期波動理論，即“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档吕疽蛟鴧⑴c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制訂，但因后來反對農業集體化政策而遭到迫害。他的研究指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存在著約為50至60年的長周期波動，并以1780年至1920年為例，將其劃分為兩個完整的周期與半個周期。

該理論的核心觀點在于強調技術創新的關鍵作用：重大技術創新推動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進而引發經濟依次經歷繁榮、衰退、蕭條與復蘇四個階段的循環。具體來說，在繁榮階段，新技術得到大規模應用，投資活躍，經濟實現高速增長；隨后進入衰退期，產能逐漸過剩，經濟增長速度放緩；蕭條階段則表現為經濟活動持續低迷，社會與經濟矛盾不斷積累；最終，在復蘇期，新的技術開始萌芽并逐漸成熟，為下一輪經濟上升注入動力，完成周期的更迭。這一理論為理解資本主義經濟長期動態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

上世紀中葉，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在其關于經濟周期理論的研究中，對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進行了系統性的闡釋與深化。他將這一周期定義為一種持續約50至60年的長期經濟波動現象，并強調其形成機制并非僅來自于戰爭、政策變動等外部沖擊，而是植根于經濟體系內部的結構性演變動力——即持續的技術創新與生產組織方式的根本性變革。熊彼特進一步提出，每一個完整的長波周期中嵌套著多個中短周期，具體包括6個左右的朱格拉中周期（每一周期約9-10年）以及18個基欽短周期（每一周期約3-4年），這種多層次的周期嵌套結構反映出經濟系統中不同時間尺度波動之間的內在聯系與協同作用機制。在其經典著作《經濟發展原理》中，熊彼特嚴格區分了企業家、資本家和管理者在職能上的角色定位。他認為，企業家和資本家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職能，盡管在歷史上這兩個角色曾經合二為一。企業家核心且唯一的本質職能是創新 。進而系統地闡述了“創新理論”，指出創新是推動資本主義經濟演進的核心驅動力。所謂“創新”，即企業家通過實施“新組合”——包括引入新產品、開拓新市場、應用新技術、創建新型生產組織等方式，打破原有的經濟靜態均衡，進而引發產業結構性變革：舊有產業逐漸衰退甚至被淘汰，而新興行業則迅速崛起。這一過程不僅重塑宏觀經濟的面貌，同時也揭示了微觀層面企業行為如何通過創新推動整體經濟增長的內在邏輯。

熊彼特特別強調，創新并非平穩連續的過程，而是呈現出顯著的“非連續性”和“集群性”特征。某一階段內多項重大技術突破往往會集中出現，進而引致整個經濟系統發生躍遷，這一點與康德拉季耶夫長波理論中所描述的技術革命推動長周期演變的觀點高度呼應。他將現代化視為一種由創新驅動的動態過程，認為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來自于新事物對傳統行業與經濟結構的持續顛覆。

熊彼特還指出，動態失衡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常態。在這一視角下，“創造性破壞”被視作資本主義的核心機制：它并非通過簡單的價格競爭實現資源重新配置，而是依賴根本性的技術革新推動舊有生產體系的瓦解和新經濟體系的形成。企業家在這一過程中扮演著關鍵角色，但其身份與功能緊密依賴于創新行為——只有在推動和實施“新組合”的過程中，個體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家；一旦停止創新，其角色便退化為常規管理者，不再具有推動經濟動態變革的功能。

最終，由技術創新所引發的產業革命和全球經貿體系的結構性變遷，不僅重新塑造國家與地區間的經濟力量對比，也深刻影響勞動力分工、資本流動與產業布局等要素的全球分布格局，成為理解現代世界經濟演進的一條核心線索。

2025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學院正式對外公布，將本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三位在經濟學研究領域做出卓越貢獻的學者——喬爾·莫基爾、菲利普·阿吉翁與彼得·豪伊特，以表彰他們對于創新驅動型經濟增長理論的系統性闡釋與理論構建。評獎委員會在官方聲明中強調，莫基爾教授通過深入挖掘經濟史實材料，闡明了為何持續性的經濟增長能夠成為現代經濟體系的顯著特征；而阿吉翁與豪伊特則聯手構建了嚴謹的數理模型，揭示了持續增長現象背后復雜而動態的運行機制。三位獲獎者的工作不僅極大拓展了學術界對長期經濟增長動力的理解，也為當前各國應對技術變革、產業升級等現實挑戰提供了深刻的理論啟示和決策依據。

莫基爾教授出生于1946年，現任教于美國西北大學。他從經濟史的宏觀視角出發，對康德拉季耶夫的經濟周期理論及熊彼特的創新理論作出了重要回應，明確指出“創新能夠持續發生”需依賴一系列社會與制度條件。他創造性地提出“命題性知識”——即科學原理，用以解釋“為什么”——與“操作性知識”——即技術方法，用以解決“如何做”——之間的互動機制，是工業革命后西方經濟爆發式增長的根本基礎。例如，瓦特對蒸汽機的重大改進，不僅依賴于熱力學理論的發展（命題性知識），也離不開當時工匠群體的實踐經驗積累（操作性知識）。莫基爾進一步指出，17世紀英國的崛起并非僅得益于自然資源，而更多源于其開放社會對異端思想的寬容態度、有效運作的專利制度對創新活動的激勵，以及當時逐漸形成的科學共同體和知識共享氛圍。這一觀點填補了熊彼特創新理論中長期以來被忽視的“制度基礎”和“創新生態”維度。

另一方面，阿吉翁（1956年生，現任法蘭西學院、歐洲工商管理學院及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與豪伊特（1946年生，現任美國布朗大學教授）合作，在理論建模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他們共同發展了被稱為“熊彼特式增長模型”的理論框架，首次成功將“創造性破壞”這一核心概念轉化為可量化的數學模型，從而構建出自索洛模型之后第三代經濟增長理論的重要支柱。該模型的核心邏輯在于：企業通過研發投入推動新技術誕生，新技術帶來壟斷利潤從而激勵創新者，進而新企業取代舊企業，完成資源從低效部門向高效部門的重新配置。在這一動態過程中，破壞——即舊產能的退出，與創造——即新產能的形成，彼此推動、互為因果，形成持續的結構變革與全要素生產率的不斷提升。

二、科學技術與人類文明的躍遷

回顧工業文明以來創新與科技進步的歷史進程，可以看到科技創新經歷了多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標志性階段，每個階段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了人類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經濟結構以及思想觀念，對全球文明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1. 第一次工業革命，發生在18世紀60年代至19世紀中期，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轉折點。這場革命以蒸汽機的改良和應用為核心標志，由英國發明家詹姆斯·瓦特在1769年實現了關鍵性突破——將熱能高效轉化為機械動力，這不僅極大地提升了生產力，還徹底改變了人類社會的運行方式。在紡織業中，機械化設備的引入使得生產效率相比傳統手工方式提升了驚人的400%，生產成本大幅下降，產量迅速增長。與此同時，工業化進程加速了人口從農村向城市的遷移，城市化率從工業革命前的約17%急劇上升至52%，大量人口聚集于新興工業中心，徹底動搖了以農業為基礎的傳統社會結構。農耕社會體系逐漸瓦解，現代工廠制度隨之誕生，強調分工、標準化和規模生產。這一階段標志著生產方式實現了從手工勞動向機械化的歷史性躍遷，重塑了全球經濟格局，并構建起以工業國家為核心的全球貿易網絡，為后續的科技與社會變革奠定了堅實基礎。

2. 第二次工業革命（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是人類歷史上科學技術與社會經濟結構發生深刻變革的關鍵時期，以電力與內燃機的重大突破為主要標志，引領世界進入一個全新的工業化與現代化階段。電力技術的廣泛應用徹底改變了人類社會的能源利用方式，愛迪生發明的電燈不僅點亮了城市的夜空，更極大提升了生產與生活的便利性；而特斯拉所推動的交流電系統的建立，則成功實現了電能的高效遠距離傳輸，為現代電網的形成奠定基礎。同時，戴姆勒與本茨等人開發的內燃機和汽車，為人類開創了個人移動自由的新時代，徹底重塑了交通與地理觀念。電力的普及使工廠逐漸擺脫了對蒸汽機的空間與動力限制，生產線效率大幅提升；內燃機的推廣則催生了現代石油工業的興起，并推動了全球物流與運輸體系的建立。此外，電話、無線電等通信技術的突破性進展，進一步打破了信息傳遞的時空壁壘，加速了全球聯絡與經濟一體化進程。這一系列重大技術創新不僅重構了產業格局，也深刻影響了社會文化、城市形態和日常生活方式。

3. 第三次工業革命（20世紀中葉以來），以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的誕生與普及為核心標志，徹底重構了人類社會的文明形態。1946年世界上第一臺通用電子計算機ENIAC的誕生，正式開啟了全球數字時代的大門。互聯網用戶數量從1995年的約1600萬人，迅猛增長至2023年的約53.6億人，覆蓋全球大部分地區。數字經濟的規模持續擴大，目前已占全球GDP比重的15%，成為驅動世界經濟的重要力量。移動支付的廣泛應用顛覆了傳統金融交易模式，社交媒體深刻改變了人際溝通和社群建構方式，而遠程辦公的興起則突破了地理空間對職業活動的限制，推動了工作形態的全球化與彈性化演進。

4. 第四次工業革命——人工智能正在深刻重塑當代社會格局并引領未來發展走向：

（1）技術突破與產業變革

深度學習算法的持續優化使得機器逐漸具備類人認知與決策能力，AlphaGo擊敗人類頂尖棋手、ChatGPT實現自然語言交互等里程碑事件，標志著人工智能時代已全面到來。中國在算力基礎設施、數據資源規模和核心算法研發構成的“鐵三角”體系中實現系統性突破，華為昇騰系列芯片與CANN計算架構在關鍵領域完成國產化替代，DeepSeek等大模型以“低資源消耗、高智力產出”的技術路線驗證了高效能人工智能發展的可行性。

（2）經濟社會影響展望

生產方式重構：人工智能不僅將替代程式化、重復性的腦力勞動，更將深入創作、醫療診斷與戰略決策等復雜領域。通過挖掘與分析海量數據中的隱藏規律與關聯模式，其部分能力已在特定場景中超越人類專家的認知邊界。

治理體系挑戰：技術決定論與人文價值之間的張力日益凸顯，亟需建立符合人類根本利益的價值尺度，為技術系統設定發展準繩與倫理邊界，以防止科技在缺乏道德約束的情況下危及人類文明存續。

發展模式轉型：中國式現代化積極開拓“人工智能+多元賦能場景”的創新實踐路徑，借助算法層面的持續優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硬件算力瓶頸，為全球人工智能基礎理論研究與產業落地提供新的范式參考。

（3）文明形態演進

人工智能的發展正從側重于效率與控制的“工具理性”，逐步延伸至關注意義與倫理的“價值理性”，推動人類文明整體由工業文明階段邁向以智能協同、人機共生為特征的智慧文明新階段。在這一進程中，科技創新與人文精神的深度融合將成為21世紀社會主義文明形態構建的核心驅動力，并將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開辟更為廣闊和光明的發展前景。

三、科學技術與中華民族復興之路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制造業經歷了從無到有、由弱到強的歷史性跨越，其發展歷程堪稱一部波瀾壯闊的技術追趕與自主創新史詩。在初期階段，中國通過大規模引進和學習國外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奠定了工業化的基礎；隨后逐步轉向消化吸收和再創新，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制造業體系。如今，中國不僅建成了全球門類最齊全、規模最龐大的工業體系，更在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工業互聯網等新一代技術革命中展現出強大的創新活力與競爭優勢。從"中國制造"向"中國智造"轉型升級的過程中，中國正以堅定的步伐加速向全球制造強國的目標邁進，為世界制造業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一）從“四階爬坡”到制造大國：技術引進與創新驅動的演進之路

改革開放四十余年來，中國的技術創新與制造業發展歷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呈現出清晰而連貫的階段性躍升特征，這一過程被形象地概括為“四階爬坡軌跡”。它系統而深刻地揭示了中國從一個技術追趕者逐步轉向技術并跑者，并在多個關鍵領域中成為全球領跑者的歷史性轉變路徑。這一演進既體現了國家戰略的前瞻布局，也反映了企業和產業層面的持續努力與積累。

第一階段為學習引進補短期（1978-1988年）。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制造業基礎極為薄弱，面臨生產能力不足和技術創新能力滯后的雙重挑戰。這一時期的發展主題聚焦于“學習和引進”，通過大規模引入國外先進技術、成套設備以及生產線，快速彌補國內工業體系的缺口。同時，中國企業也開始初步接觸并學習現代企業管理與市場運作理念。在這一階段，技術引進支出與國內研發支出規?；鞠喈?，顯示出中國在發展初期對國際技術的深度依賴，以及國內對技術消化和吸收的強烈需求。

第二階段是引進模仿改進期（1988-1998年）。在持續引進外部技術的基礎上，中國企業逐步進入以“模仿—改進—再創新”為特征的深化階段。通過對引進技術進行系統性消化、適應性改造和本土化迭代，不斷提升產品質量與工藝水平。1992年以后，“以市場換技術”的政策導向進一步推動了外資技術與本土企業的融合，加速了技術本土化和產業能力積累的進程。

第三階段為整合助推自創期（1998-2008年）。進入新世紀，中國技術創新的路徑發生了重大轉變。隨著國內研發投入迅速增加并最終超過技術引進支出，加之國家明確提出“自主創新”戰略，企業開始更加注重整合內外部技術資源，推進以集成創新為核心的自主研發。中國制造業逐漸在部分領域形成內生創新能力，為后續技術突破和產業升級奠定了重要基礎。

第四階段是自創迭代提升期（2008年至今）。這一時期標志著中國技術創新進入全面自主、迭代加速的新紀元。國內研發投入強度顯著高于技術引進支出，企業不僅開展更廣泛和深入的自主研發，還積極融入全球創新網絡，借鑒國際前沿成果，對自有技術進行快速迭代與升級。中國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規模躍居世界第二，發明專利申請量連續多年全球第一，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持續提高，有力支撐了中國制造業從規模擴張向質量提升的戰略轉型。

通過這四十年的持續努力與階梯式攀登，中國制造業實現了從體量到結構的歷史性跨越。自2010年起，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已連續十余年保持世界第一，占全球比重接近30%，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已成為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構建起從基礎原材料、中間產品到終端裝備的完整產業鏈條。這一龐大而完善的產業體系，不僅奠定了中國制造強大的抗風險能力，也使其在全球供應鏈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二）從制造大國到制造強國的歷史性跨越：人工智能驅動下的產業新躍遷

1. 雖然中國已經確立了全球制造大國的地位，但制造業整體仍面臨“大而不強”的突出挑戰，主要表現為自主創新能力相對薄弱、部分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高端供給能力有待提升等問題。為破解這些發展瓶頸，國家于2015年制定并發布了《中國制造2025》戰略綱要，明確提出要以創新驅動為核心動力，以智能制造為主攻方向，推動中國制造業實現三大根本性轉變：即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型、從“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提升、從“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跨越。當前，以人工智能（AI）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蓬勃興起，正在成為中國制造業突破發展瓶頸、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的關鍵賦能要素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

2. 人工智能重塑全球制造業競爭新格局：作為引領未來的戰略性前沿技術，人工智能已成為世界主要國家搶占科技制高點和提升產業競爭力的焦點領域。對中國制造業而言，加快推進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的深度融合，不僅是重塑國際競爭優勢、實現制造強國戰略目標的關鍵路徑，也是培育新質生產力、構建具有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特征的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重要戰略舉措。中國發展“AI+制造”具有獨特的雙重優勢：一方面，我國擁有全球規模最龐大、門類最齊全的工業體系以及超過600萬家制造業企業，為人工智能技術的研發驗證、迭代優化和規?；瘧锰峁┝素S富的場景資源和數據支撐；另一方面，我國算力總規模位居全球第二，5G基站、工業互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加速普及，為制造業智能化轉型奠定了堅實基礎。

3. “AI+制造”邁向深度融合與廣泛實踐：目前人工智能在制造業的應用正從初期的單點工具應用，加速向研發設計、生產制造、經營管理、運維服務等全流程、全產業鏈深度滲透。在技術賦能層面，重點面向工業實際需求攻關高性能智能芯片、構建完善的工業數據標準體系、開發面向特定行業的專用大模型，推動人工智能從通用技術向具備高可靠性、高安全性的工業級賦能平臺升級。在應用落地層面，人工智能技術必須緊扣制造業提質增效、降本減存、安全保障、綠色低碳等核心訴求，形成可落地、可推廣的典型應用場景。例如在智能礦山建設中，AI大模型能夠實現對生產、設備、安全等全業務數據的融合分析與智能決策，大幅降低設備故障率，提高資源開采效率；在供應鏈優化領域，工業供應鏈大模型已幫助上萬家重點企業實現精準預測、智能調度和降本增效。在融合發展層面，未來將推動人工智能與工業互聯網、5G通信、數字孿生等新技術集群創新、協同賦能，使其從輔助生產工具向具有自主感知、決策和執行能力的智能系統演進，最終實現對制造業全價值鏈、全生命周期的深度賦能與重構。

4. 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加速轉型升級：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的驅動下，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路徑更加清晰、動力更加充沛。高端化發展主要體現在突破高端芯片、工業軟件等“卡脖子”技術瓶頸，并向研發設計、品牌服務等價值鏈高端環節延伸。2025年，裝備制造業和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分別實現了9.2%和9.4%的快速增長，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持續提升。智能化轉型成為中國實現“換道超車”的重要機遇，我國在人工智能技術、應用場景和市場體量上已形成比較優勢，有望在全球智能制造新賽道上實現從跟跑、并跑到領跑的跨越。綠色化發展越來越成為產業新增長點，以新能源汽車、光伏發電、風力發電等為代表的綠色低碳產業快速崛起，2025年我國新能源汽車產量突破1600萬輛，產銷量連續十一年穩居全球首位，國際競爭優勢持續鞏固。

四、科學技術與民營企業集群化創新

隨著國家“科教興國”戰略的高水平推進與深入實施，我國進一步優化了整體創新生態環境，持續強化金融政策的有力支持，并系統性地完善人才培養與激勵機制。在這一宏大背景下，作為我國市場主體中占比超過96%的重要組成部分，民營企業不僅在經濟結構中占據主導地位，更日益成為集聚和整合各類創新要素的關鍵載體與核心平臺。

中國的民營企業絕大多數由自主創業、勇于開拓的“企業家”或“管理者”實際經營，他們在角色定位、社會功能及價值追求上，與傳統意義上以資本占有和逐利為核心的“資本家”存在根本性的差異，絕不能簡單混為一談。這些企業經營者以實際行動推動技術創新、服務社會需求、承擔社會責任，其身份應被準確界定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

許多民營企業家通過實施被經濟學家熊彼特稱為“新組合”的創新行為——包括但不限于引進具有競爭力的新產品、積極探索和開拓新興市場、廣泛應用先進技術、構建現代化生產組織方式等——在實踐中展現出顯著的創新活力與適應能力。他們不僅是市場中的關鍵行動者，更逐步成長為推動我國科技自主創新、實現高水平自立自強的中堅力量和重要引擎。

民營企業在國家創新體系中占據著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是推動科技自立自強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數據顯示，民營企業貢獻了全社會約65%的發明專利、70%的技術創新成果，并在國家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中覆蓋比例高達80%，顯示出其在細分技術領域的強大創新能力。同時，在國家高新技術企業群體中，民營企業的占比已持續擴大至92%以上，成為我國創新主體的關鍵構成部分。

從研發投入來看，民營企業表現出持續的活力和增長態勢。過去十年間，其研發支出總額實現了跨越式增長，從2012年的1200億元大幅提升至2021年的6700多億元，年均增速高達20.7%，顯著高于全社會研發投入的平均增速。企業層面的創新活動也日趨活躍，2021年民營企業中開展研發活動的企業占比已達到37.8%，設立研發機構的企業比例接近四分之一，較十年前有了大幅提升，反映出創新正在成為越來越多民營企業的戰略選擇。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以全國工商聯統計的研發投入前1000家民營企業作為樣本觀察，其研發投入規模持續擴大。這些企業的研發費用總額在2023年已達到1.39萬億元，2024年進一步增至1.43萬億元，體量龐大且增勢穩健。更值得關注的是，這批頭部民營企業的研發投入占全國研發經費總支出的比例常年保持在較高水平，例如2023年占比達41.88%，充分體現了民營經濟在國家和全社會創新投入結構中的關鍵分量與重要作用。持續多年高強度的研發投入，已經轉化為一系列令人矚目的創新成果。截至2024年底，前1000家民營企業所持有的國內外有效專利總數已攀升至142.81萬件，其中高價值的發明專利數量達到59.46萬件，不僅體現出專利產出的數量優勢，更反映出創新質量的顯著提升。與此同時，民營企業還積極參與國內外技術標準的制定工作。截至2021年底，全國已有超過600家民營企業的近千項企業標準被列為“領跑者”標準，突顯了其在標準化建設中的先進地位。目前，由民營企業推薦的國際標準注冊專家數量已突破1000人，牽頭提出并獲得正式發布的國際標準超過200項，顯著提升了我國在全球標準話語權中的影響力。這些成就進一步強化了民營企業作為國家創新主力軍的角色，也為中國經濟長期發展注源源不斷的科技動力。

民營企業通過持續的創新活力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憑借敏銳的市場洞察力和靈活的決策機制，民營企業能夠快速捕捉行業需求變化，積極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優化生產流程，提升運營效率，實現更精準的市場對接與資源配置。許多民營企業主動與高校、科研院所建立深度合作關系，共同搭建高水平研發平臺，部分龍頭企業還牽頭組建創新聯合體，圍繞產業鏈關鍵核心技術展開協同攻關，有效推動實驗室技術向可落地、可商用的產品快速轉化。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醫藥等前沿科技領域，民營企業已成為技術變革的重要引領者。例如，華為在5G通信領域專利數量位居全球首位；比亞迪在新能源汽車領域研發投入持續高速增長，引領綠色轉型；DeepSeek（深度求索）等企業在人工智能核心算法與應用平臺方面實現全面領先；大疆創新在消費級無人機市場占據全球領導地位；寧德時代在動力電池技術上不斷突破；宇樹科技在通用人形機器人領域實現重要進展等，均顯示出民營企業強大的創新能力和市場競爭力。

民營企業的創新活力對于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舉足輕重的貢獻。通過持續不斷的技術創新與研發投入，民營企業積極推動傳統產業向智能化、綠色化方向轉型升級，已成為培育新質生產力的核心主體和關鍵驅動力。在2024年前三季度，中國新設立的“四新經濟”——即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民營企業數量達到271.8萬戶，占同期全部新設企業總量的40%，充分體現了民營經濟在結構優化和創新引領中的重要作用。同時，綠色低碳發展理念深入人心，全國民營企業500強中有84.5%的企業正積極推進綠色轉型，廣泛應用環保技術以降低能源消耗和排放強度，助力2024年全國萬元GDP能耗實現同比下降3.8%。此外，民營企業在拉動經濟增長、增加稅收和創造就業等方面持續發揮關鍵作用，其創造的增加值、稅收貢獻以及就業崗位在全國總量中的占比穩步提升，成為穩定宏觀經濟、推動創新發展和促進高水平開放的重要力量。借助“一帶一路”倡議及跨境電商等國際化平臺，民營企業不僅成功將自身的創新產品、技術和服務推向全球市場，還為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的穩定注入新的活力，并積極促進國際科技合作與交流。展望“十五五”時期，隨著國家政策支持的持續加力和創新生態系統的不斷優化，民營企業將繼續依托科技創新，在加快新質生產力培育、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進程中承擔更為關鍵的角色，為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作出更多、更重大的貢獻。（作者：全國政協原副秘書長 楊崇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