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校午餐是如何擺爛的？原來美國學生們吃的都是這些！

在你的認知里，美國學校的午餐應該是怎樣的呢？

或許你想到了漢堡、熱狗、薯條、炸雞等快餐食品，但實際情況可能比你想象的還要糟糕。

事實上，在美國，“學校午餐難吃”已經成了一個由來已久的梗。

2022年，紐約市一名匿名高中生因在Instagram上記錄學校午餐而走紅，鏡頭里的午餐要么奇奇怪怪，要么營養(yǎng)不足。

其中一張照片上，有馬蘇里拉奶酪棒、兩片花椰菜和一個柑橘，旁邊用番茄醬潦草地寫著 “HELP”（救命） 。

不用懷疑，美國學校的午餐真的一直在“擺爛”的邊緣反復試探。

但事情遠不止“難吃”這么簡單。

那么，這背后又有哪些不為人知的真相呢？

今天我們就來好好聊聊這個問題~

在20世紀之前，美國并沒有統(tǒng)一的校園午餐。孩子們要么回家吃飯，要么用鐵皮罐子帶點冷食。

直到19世紀末，隨著移民潮和貧困問題加劇，一群受過教育的女性站了出來。在費城和波士頓，慈善組織開始用工業(yè)洗衣籃改造的保溫籃，為挨餓的孩子們送去食物。

1894年，費城開始試點“一分錢午餐”：熱湯和餅干，只要一美分。

1910年，波士頓的女子職業(yè)學校甚至開設家政課，由學生們親手制作芹菜湯、釀番茄和蘋果松餅供應給其他學校。

那時候的校餐，雖然簡陋，但里面包含了“社區(qū)互助的溫暖”和“對移民子女的同化關懷”的內涵。簡而言之，就是通過喂飽他們的胃，來接納他們的人。

轉折點發(fā)生在1946年。那一年，美國總統(tǒng)杜魯門簽署了《全國學校午餐法案》，校餐被正式國有化。

但別誤會，這主要不是為了美國孩子的健康。

二戰(zhàn)期間，征兵官發(fā)現(xiàn)大量青年因營養(yǎng)不良無法入伍，這讓政府意識到“孩子是未來的士兵”。更直接的原因是，美國農業(yè)部急需一個穩(wěn)定渠道來消化農業(yè)過剩產能，也就是把那些農民賣不掉的豬肉、牛奶和糧食買下來，然后塞進學生的嘴里。

從此，校餐不再是單純的“照護”，而變成了一樁政治和經濟生意。這條法案規(guī)定“聯(lián)邦每撥款1美元，地方配套3美元”，這一機制直接導致了后來的區(qū)域不公：富裕的郊區(qū)建起了標準化廚房，而貧困的市區(qū)學校連灶臺都沒有，只能眼巴巴等著別人送來預制菜。

如果說1946年的法案是校餐變味的開始，那么1981年就是徹底魔幻的高潮。

那一年，里根政府為了削減預算，一口氣砍掉了14.6億美元的兒童營養(yǎng)經費。美國農業(yè)部隨后發(fā)布了一份新指南，里面居然提到了——番茄醬也可以算作一份蔬菜！

是的，你沒看錯。為了省下真蔬菜的錢，美國聯(lián)邦政府試圖用自己的“邏輯”去擊潰“營養(yǎng)學”。

雖然這一舉動招致了鋪天蓋地的嘲諷，但它打開了一個潘多拉魔盒：效率優(yōu)先、成本為王，口味和營養(yǎng)都得往后靠。

到了80年代，食品工業(yè)的大軍正式入駐校園。

這是因為當時的市區(qū)學校沒有廚房，而那些大企業(yè)可以提供“標準化方案”——也就是“預制菜”。

設備商向學校推銷冷凍食品加熱柜，宣稱能省掉建食堂的錢；農業(yè)部甚至規(guī)定，針對貧困學校的資助款，不得用于支付廚師工資或建廚房，但是……可以用來采購預制菜設備。

這意味著，窮人的孩子從一開始就“別無選擇”，只能吃工廠流水線上生產的、加熱后口感僵硬的“航空餐”。

食堂女工的工作就是給那些預制菜拆封，然后把它們交到學生的手上。

與此同時，快餐文化徹底馴化了美國孩子的味蕾。到了90年代，麥當勞等連鎖店甚至直接開進了高中食堂。披薩、漢堡、薯條成了標配，自動售貨機里塞滿了可樂和薯片。

美國兒童肥胖率從1980年代的5%飆升至2000年的近20%——這個數(shù)據(jù)真是一目了然。

但美國軍方又發(fā)愁了：現(xiàn)在的年輕人不是餓瘦的，是胖到不符合入伍標準了。

看到這里，你或許會好奇，其他外國學校的午餐是怎樣的呢？

沙拉連鎖店Sweetgreen曾在2015年發(fā)布過一組照片，展示了世界各地擺盤精美的學校午餐。

現(xiàn)實雖然比照片骨感，但也確實反映出不同的思路。

法國

烏克蘭

芬蘭

希臘

英國

美國

在日本，學校午餐不僅是吃飯，更是“食育”。學生們輪流值日分餐，飯后一起打掃衛(wèi)生，在過程中學習協(xié)作與感恩。

直到1956年，法國小學還供應葡萄酒——當然，現(xiàn)在沒了，但他們依然重視奶酪和時令食材。

在愛沙尼亞，孩子們可以通過二維碼直接給廚師發(fā)短信反饋；在巴西，四個城市甚至出于可持續(xù)考慮，推行了全素校餐。

很多國家的校餐體系都強調“農產品質量、本土化文化認同和社會共同參與”，而不是像美國那樣，把校餐當作調節(jié)農產品價格的政治籌碼，或者任由食品工業(yè)收割的利潤市場。

那么，美國校餐還有救嗎？

民眾意見那么大，政府也不可能完全無作為。

2010年，米歇爾·奧巴馬發(fā)起了“讓我們動起來”運動，推動簽署了《健康、無饑餓兒童法案》。雖然她推出的全麥食譜曾遭到學生嫌棄，甚至導致購買校餐的人數(shù)短期下降，但這些努力確實把“健康”拉回了討論的中心。

2024年，美國農業(yè)部公布了新標準，進一步限制添加糖和鈉的含量，并要求全谷物占比不低于50%。更重要的是，一股“把多樣性帶回食堂”的潮流正在興起。

比如夏威夷的學校還開始供應新鮮制作的芋泥（poi），這是一種由芋頭搗碎制成的夏威夷原住民主食。

與其讓孩子們吃千篇一律的漢堡，不如吃自己文化里的食物——這也算是一種進步了。

據(jù)悉，紐約還會每月邀請學生代表團去食品總部試吃新品，讓孩子們參與決策。

在弗吉尼亞州的一些學區(qū)，食堂正在被改造成大學美食廣場的樣子，增加高腳桌和卡座，試圖讓就餐體驗變得愉快一點。

至于這些只是為了應付輿論在做表面功夫，還是會堅持下去的校餐改革，只能說讓時間來檢驗一切了。

最后，你對此有什么看法呢？

你對我們學校食堂里的食物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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