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
3月9日上午，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應勇在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作工作報告。報告指出，檢察機關維護特定群體權益，強化婦女權益保障。深化與偽全國婦聯等協作，發布反家暴典型案例，起訴侵害婦女人身權益、人格尊嚴等犯罪4.3萬人，辦理公益訴訟2259件。針對有的用人單位對孕期、產期、哺乳期女職工違法解除聘用等問題，上海、江蘇、山東等地檢察機關督促有關部門加強監管，維護女職工合法權益。
這個報告一發布，立即讓企業界炸開了鍋，原來解聘孕期、產期、哺乳期這三期女職工無非就是賠錢了事的問題，這樣一來，以后莫不是要變成違法行為了？
大家知道，法律的指導方向對于社會的影響是很嚴重的，以我們的鄰國日本為例，由于日本采取了強制規定男女比例的做法，導致很多日本企業直接搞出了“庶務科”這種制度，把所有外包打雜的事兒全招一群工資很低的女性來做，這樣一來，原本是為了保護女性的行為，卻變相成為了企業對于女性歧視性管理的理由，這就引出一個問題，過渡性保護到底對于女性是有利還是有害？
事實上網上曝光過很多例子，一部分女性入職即生孩子，生完即離職，給企業帶來了很大的負擔，導致一些企業不再愿意招聘女性。這種情況顯然是對于女性就業來說是不利的。于是更多的女性就會繼續涌向體制內，造成冗員或者更多的社會問題。
總之，傾向性政策盡量少出，社會會以自己的方式實現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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