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吉林市高價老照片的背景建筑疑云

或許是借吉林市發展文旅事業的東風，近年來一些未曾露面過的影像資料也頻頻出現，老照片市場價格也一路水漲船高。

2026年1月，一張“老大難”照片被著名藏家高新宏先生購得——此前因標價較高，這張照片一直少有人問津。此照片幅面較大，尺寸為21*26.5厘米，近乎一張A4紙大小。照片正面為一群人的合影照，背景為一棟帶地下室的歐式平房。照片背面用鋼筆寫有“土建總會--吉林市商工公會會（第二個“會”被略寫成々的手寫體，類似“：”）於テ”等字樣。

照片中的背景建筑為青磚砌就，拱券、花柱、走廊呈現出歐式風格——吉林城清末民初流行的官廳建筑特色極其鮮明。這張照片居中拱門的一側，立有偽“滿洲土木建筑業協會吉林支部定時總會并滿洲土建興國隊支隊旗奉戴式”等字樣的豎匾。走廊欄桿上有“吉林綢制品配給組合”、“吉林新衣業組合”、“吉林棉織物制造組合”等協會豎匾。結合原照片的背書和內部協會豎匾，初步判斷拍攝地點為吉林商工公會。

吉林商工公會的前身是成立于晚清的吉林總商會。據民國版《永吉縣志》記載，吉林總商會財神廟公議會（財神廟胡同，今北京路元隆小區附近），“向來由錢當店（錢號、當鋪，即金融業）業擔任值年董事與副總。及農工商部奏頒商會簡章，咨由各省將軍副都統飭吉林府傳知公議會，令遵照簡章，改組商務總會。于光緒三十二年六月間設立籌備處，先舉正、副總董暫辦會務。三十三年三月，正式選舉，依法改選為總協理暨會董。民國四年（1915年）農商部又頒布新商會法，另行改選會長、副會長各一人，坐辦、秘書、文牘各一人，議董若干人。附設錢當店、藥糧酒山行、磁鐵、估衣、雜貨各業研究所。由議董兼任所長。

九一八事變后，日偽當局為掌控吉林城工商業的發展命脈，以期為侵華戰爭服務，于1937年12月1日公布《商工公會法》。在此基礎上，吉林總商會與吉林日本商工會議（以保護日商權益為宗旨，由日本在吉工商業者組建）所于1938年4月1日合并，正式成立吉林商工公會。

新組建的吉林商工公會，名義上作為吉林市工商業者的總括性機構，承擔指導聯絡、改善促進產業發展的職責，是兼具地方自治團體和工商業代辦者的雙重角色——是協助偽政權工商行政的輔助機關。正因如此，吉林商工公會的正副會長、理事、參事采用官選或準官選制度；會員強制加入，會費強制征收；商工公會可向從業者下達經營條件指令，對違規會員課以過怠金；配合日偽當局推動統制經濟發展，指導培育同業組合，并向從業者傳達時局與經濟政策。以上種種已證明這個機構其實已淪為一個為虎作倀的反動組織。

關于吉林商工公會的影像資料，目前主要有兩張照片，其一為1941年日文版《吉林事情》中的插圖（圖2），其二為1942年日文版《水都吉林市勢概要》中的插圖。前者為傳統“洋門臉”平房，門洞上方匾額可見“吉林總商會”字樣；后者（圖3）為帶有鐵柵欄圍墻的二層洋樓（1927年建，解放后被加蓋了一層），圍墻門垛上有豎匾，依稀可見“吉林商工公會”字樣。參考地圖資料，結合《吉林市市區文物志》記述，初步判定二者可能并列，洋樓在西側，門房在東側，解放后均為棉織廠廠區。

看到這里，恐怕要有朋友批評我有“標題黨”之嫌，別著急，“疑云”說到就到。

就在高新宏先生購買的照片中，背景建筑居中拱門上方門額內，依稀可見“中國銀行”的模糊字樣。而根據地方史料記載，“中國銀行”的舊址并不在財神廟胡同，而是位于糧米行街，即北京路與民意胡同交會口東北側（今審計局大樓）。

據《吉林市金融志》記載，中國銀行前身是晚清創立的戶部銀行，后因戶部改為度支部，戶部銀行遂改稱大清銀行。清宣統元年（1909年）十月，大清銀行吉林分號成立，隸屬大清銀行長春分行。辛亥革命后，在大清銀行吉林分號的基礎上，于1913年成立中國銀行吉林分號，1919年，改為吉林支行。辦公地址在省城糧米行街。其他地方史料對民國時期吉林城的中國銀行情況多與此記載一致。

如今市審計局所在地的晚清歷史脈絡相對清晰，民國版《永吉縣志-卷十》記載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以《公報》編輯談燕熙為主任，設咨議局糧米行街，現舊址撥歸中國銀行。同年，吉林地方設置行省，以原將軍公署戶司改建為度支司。結合早期地圖，可知咨議局所在地在撥歸中國銀行之前，曾為度支司衙門，到了民國二年（1913年），度支司被撤銷，改立財政司（1914年改為財政廳）。

吉林度支司的臨街門臉照片尚存，是清末典型的帶有歐式風格的官廳建筑式樣，就建筑風格而言與高新宏先生購得的照片中背景建筑風格一致，但這并不能代表二者就有關聯。中國銀行在糧米行街營業與吉林度支司確實都發生在1913年，但二者是否無縫銜接，目前尚難確認。尤其是從大清銀行到中國銀行的變更是否也發生在糧米行街，則更難斷定。

疑云雖未得解，但這并不妨礙個人斗膽猜測：晚清時的大清銀行吉林分號很可能就設立在財神廟胡同。由于新入駐的的大清銀行“是最早設在吉林城的國家銀行的分支機構”（《吉林市金融志》），其有資格將古舊的財神廟改建成“官廳式”的新派歐式房屋。

另外，根據歷史記載，商工公會洋樓建于1927年，隨后開設錢商營業市場，于是本人懷疑中國銀行的搬遷時間有可能發生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既解釋為何北京路上中國銀行的二層樓房為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建筑風格（地方史志暗示是1913年建起，建筑風格與當時情況不符），也解釋了商工總會院中建筑的門額上為何依稀可見“中國銀行的字樣（牌匾字跡去除后的留痕）。

在查證老照片背后信息時，最為失望的是在一份資料中發現的偽“滿洲土木建筑業協會吉林支部”的成員名單。名單中竟全部為日本企業，那個時代的殖民掠奪屬性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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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鳴謝高新宏先生、韓瑞先生對本人撰寫此文給予的支持和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