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文政、梁建章：我們贏得貿易戰和科技戰的基礎是什么？

當地時間2025年10月30日，中美領導人于韓國釜山會晤，就雙邊關系及共同關心問題交換意見，標志兩國貿易爭端與科技戰暫時緩解。會晤中，美方宣布取消對中國商品10%的“芬太尼關稅”，24%對等關稅繼續暫停一年，同時暫停9月29日公布的出口管制50%穿透性規則、對華海事等領域301調查措施各一年；中方相應調整反制措施，并暫停10月9日公布的相關出口管制措施一年，雙方還同意延長部分關稅排除措施。

兩國元首還達成多項重要共識，同意保持經常性交往，并就雙方領導人互訪做出安排。鑒于明年中國主辦亞太經合組織會議、美國主辦二十國集團峰會，雙方承諾相互支持，推動兩場峰會取得積極成果，助力世界經濟增長與全球經濟治理完善 。

從美國最初的極限施壓，到中國的精準反制，再到中國宣布實施稀土管制的強勢出擊，貿易戰與科技戰中的攻守之勢已然逆轉，這遠超很多人最初的預料。為何會出現這樣的轉折？我們將從雙方開展貿易戰的底層基礎、這種基礎的長期演變趨勢，以及如何借助貿易戰的契機破解我國當前的經濟困境與長期存在的深層難題等方面，展開討論。

一、人口規模效應是我們贏得貿易戰的基礎

美國對我國發動科技戰和貿易戰之初，很多人擔心科技和貿易脫鉤會讓中國面臨技術斷檔，甚至退回到農業時代。針對這種擔憂，我們當時就認為，中國的技術發展已經從技術引進逐步過渡到內生性驅動，也就是各種技術研發主要源自內生性需求。科技脫鉤會給中國帶來短期麻煩，但同時也會促進中國在技術樹上回溯到最底部，這對中國長遠來說是好事。這個結論，基于當時的一個判斷：即中國按時空聯系緊密度加權的人口規模效應，已經開始超過美國乃至整個西方。

這里所指的人口規模效應并非單純人口數量，而是按聯系緊密度加權的人口規模。我們把人類文明視為所有現在活著的和曾活過的人構成的一個巨大的網絡；在此網絡上，現活著的人通過交流互動相互聯系，并通過學習單向聯系曾活過的人。因此，人口規模效應涵蓋空間上由交流互動形成的橫向規模效應，以及時間上因知識技能積累形成的縱向規模效應。

工業革命前，我國雖人口眾多，但大范圍人際交流互動有限，知識技能積累緩慢，未能形成如西方國家般強大的加權人口規模效應，所以發展水平遠低于西方。近年我國科技突飛猛進，則得益于比整個西方總和還多的人口帶來的橫向規模效應，以及改革開放后學習西方自工業革命以來的成果，自身積累技術和理念形成的縱向規模效應。

這種體系性的規模效應才是真正強大，且是最難實現的。一旦擁有這種優勢，領先則會由點及面，逐步擴散。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方的工業革命，從一點開始領先到幾乎處處領先。中國現在的工業和技術優勢也是如此。全產業鏈下，各領域的技術不斷積累，相互融合，全面開花。

例如，無論是無人機、機器人、新能源車、新型戰機的飛控，還是航母的電磁彈射，背后均離不開中國在電控領域技術和人才的厚積薄發。

而當下，我國的技術發展已經從內生性驅動，進一步走到了內生性引領。例如，近期出現的有源相控CT，則是軍用技術原理的應用轉移。也就是說，一些領先技術已經開始跨領域漂移，創造新的技術高地。可以預料，在未來一二十年里，中國在技術方面的優勢會持續拉大，在跨國聯系緊密度有限的軍事科技領域更是如此。

二、從幾個具體領域看人口規模效應

我國在貿易戰與科技戰中展現的競爭力，固然離不開領導力、民族精神與統籌機制等關鍵因素，但我國最基礎性的優勢，則體現在我國人口總量超過西方各國之和，以及由此在技術積累、產業協同中形成的規模效應。以下從幾個有代表性的領域簡單敘述：

稀土供應：稀土和稀散金屬管制是我國打出的一張王牌。我國在稀土和稀散金屬領域的優勢與其說是豐富的稀土儲量，不如說是與其相關的全產業鏈優勢。例如，支撐我國鎵供應能力的，是我國占全球60%以上的超大規模電解鋁產能。這種體量不僅能穩定供應鎵等稀土關聯材料，更能攤薄提取成本。更關鍵的是，龐大的下游應用產業規模，讓中國稀土產業鏈形成閉環優勢。中國新能源汽車、工業機器人、風電裝機量等高端制造產業每年消耗的釹鐵硼永磁體等稀土材料占全球總量的70%以上。這種內需規模一方面為稀土和稀散金屬提煉分離產業提供了穩定的消化市場，避免了產能閑置風險，另一方面倒逼技術迭代。

光刻機：光刻機作為高端芯片制造的核心設備，是我國在先進制造領域的最主要的一塊短板。其制造涉及光學、機械、電子等數十個領域，需長期的技術積累與工藝迭代。曾有人認為，先進光刻機凝聚了全人類的科技成果，需多國協作完成，因此沒有任何國家能獨立研制出來。這個觀點是荒謬的；中國有比所有這些國家加起來都要更多的人口，在技術的縱向積累逐步與西方持平之后，內部產業協同的緊密度和更強有力的協調機制會讓中國具有更大的優勢。阿斯麥的首席執行官也坦誠，中國有14億人而且聰明人很多，他們會提出我們尚未想到的解決方案。

軍事科技：近年我國軍事科技突飛猛進，為國家安全和戰略威懾力提供了堅實保障。我國在雷達、導彈、先進戰機、水面艦艇、無人作戰設備等方面正在或者已經超越美國，這背后是我國數倍于美國的工程師人才以及規模龐大的全產業鏈和市場優勢。在軍事科技領域，跨國的產業協作有限。如美國除了與五眼聯盟和以色列外，與法德等西方國家的深度合作都乏善可陳，使其在此領域的規模效應遠低于中國。而且，中國目前的成就是在軍費占GDP比例遠低于美國的情況下實現的，這也可部分歸因于我國人口規模遠大于美國，以至于維持相同的軍隊人數，我國承擔的人頭經費壓力遠小于美國，可以將更大的財力投入軍事科技的進步。

市場規模：市場容量大是我國貿易戰的底氣。在貿易博弈中，無論是大豆、能源、鐵礦石、客機還是醫療器械，這些市場背后的基礎，無一不是中國巨大的人口規模。過去，中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交通和通信條件落后，眾多人口并未形成有效市場；而如今，中國已成為能源、鋼鐵、建材、電器、汽車、網絡等行業的全球最大市場。中國統一且龐大的市場，猶如汪洋大海，經得起任何大風大浪的考驗。正是因為人口規模是日本的十多倍，中國才能依靠自身市場與工程師隊伍抵御美國的關稅制裁，而非像日本當年那樣面臨壓力只能妥協。

“一帶一路”：這一戰略構想有助于構建更廣闊的資源、商品、資本市場，其本質上也是追求更多人口帶來的規模效應。中國目前是世界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貿易國、第一大旅游客源國、第一大專利申請國，并據此在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全面受益。盡管西方發達國家人口總規模接近中國，但內部差異顯著、地域分散，使其在統一市場建設和聚集效應釋放上的潛力不及中國。同等收入水平下，從外部15億人身上獲得的規模效應，遠不如本國5 億人帶來的規模效應。即便僅從純經濟的供需角度而言，一個中國人對本國經濟和技術發展的促進，也遠超數個同等經濟發展水平的他國公民 ，更何況在文化、語言、安全上，本國人更是不可替代。因此，提升生育率遠比拓展外部市場更為關鍵。若中國自身人口持續萎縮，國內優勢企業即便出海拓展市場，也會因本土根基不斷弱化，最終可能被當地收割。

三、支撐我們今天成就的基礎面臨衰微

我國當前高度重視人才，但卻未充分認識到人口比人才更為基礎。人口不僅是孕育杰出人才的基數，還決定著人才發揮作用的市場規模。人口少一半，整體生產力和創造力少一半還不止。在其他條件相同的前提下，人口基數更小的社會中，任何特定領域的最優秀人才也會相對遜色，其生產和創造效率會低于人口基數較大的社會，進而導致智力和能力對社會中每個人的平均貢獻更低。這意味著人口萎縮對整體生產力和創造力的影響是雙重的：既降低人口數量的倍乘系數，又直接拉低人均效率本身。

人們曾擔心，自然資源匱乏會制約發展。然而，自然資源增加值占全球GDP的比例不足 5%，且整體并未走高。回顧我們的日常開銷，無論是汽車、手機、家具等商品消費，還是旅游、教育等服務消費，自然資源的價值占比都不高。即便大城市的房價中，土地價值看似占比很高，但這主要是人口聚集產生的價值。自然資源增加值占比未上升的背后，是科技持續拓展資源邊界、提升資源使用效率，而這在相當程度上得益于人口增長帶來的需求擴張和人力資源提升。

從此視角不難理解，為何自然資源豐富、大學學歷人口占比全球領先的俄羅斯，在科技領域已難以與中國抗衡；而在新能源、電動車、機器人等新興領域，中國已開始超越美國，且優勢不斷擴大。我國如今是全球最大的自然資源進口國，同時也是最大的貿易順差國，這意味著我國人口規模效應創造的價值，遠超過人口眾多拉低人均自然資源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然而，目前我國生育率不到維持人口規模所需的更替水平的一半，正在讓支撐我們今天成就的基礎處于坍塌之中。從2016到2023年，我們新生兒7年降幅高達52%，遠超日本41年下降51%、韓國20年下降50%的速度。雖然由于新冠疫情帶來的生育意愿堆積的釋放以及龍年偏好的影響，2024年出生人口略有回升，但從現有數據和之前的結婚登記數據來看，2025年的出生人口可能跌到900萬以下。只要生育率低于2.1左右的更替水平，出生人口就會不斷下降；而生育率不到更替水平的一半意味著出生人口將以每代人，也就是每30年減半的速度持續萎縮。

2024年，我國人口占世界17.5%，但新生兒卻僅占世界7.2%，生育率不足世界一半。這種低生育率對我國長遠的影響遠超過戰爭和經濟危機。若此趨勢延續，不出一兩代人，我國新生兒占世界比例將降至3%以下，我國將喪失大國的地位。當前，我國總人口比包括五眼國家與歐盟的西方總和還多50%，而新生兒在2025年就將降至與其持平，因為生育率遠低于西方，出生人口乃至總人口的萎縮速度料將遠快于西方。如果不能大幅提升生育率，我國將失去對西方的人口優勢，在產業鏈和技術領域會在趕超之后又被他們反超。人口萎縮已成為美國乃至西方指望“東升西降”逆轉的救命稻草，而這并非危言聳聽。如果目前的生育率不能顯著提升，現在科技競爭力螺旋式上升的態勢，未來很可能變成螺旋式下降。

有人覺得技術進步可彌補人口萎縮帶來的損失，進而認為不需要擔憂人口萎縮。而事實上，人口萎縮尤其是年輕人口的減少會削弱人口規模效應，減緩技術進步的步伐，從而給經濟發展帶來量和質上的雙重損失。

過去幾年的生育率崩塌的必然后果就是二十年以后年輕人口的迅速減少。隨之，各行業的需求和供給會同步萎縮，投資意愿低迷，創新步伐放緩并最終停滯。基礎設施也會因需求不足、財力有限而難以更新，最終被廢棄。現在的大城市會隨人口減少退化為中等城市，再變成小城市；機場、醫院、學校、公園也將不斷關閉，窄化人們的選擇。相對于人口穩定的情形，陷入人口萎縮的社會，其生活水平會相對更低。在這個過程中，知識更新會放緩甚至停滯，現有經驗和技能可能失傳。

長期而言，人口萎縮會降低社會復雜度，讓某些行業和職位消失。如果中國人口降至現在的1/10，理發師、快遞員的數量可能還是現在的 1/10，但高鐵、航天這些需要規模效應的領域，相關職位可能就不復存在了。

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回到底層邏輯來看待人對社會的價值。人活著本身就有內在價值，工作只是為了生存以及活得更好而不得不付出的代價。如果能達到相同的生活水平，社會整體的勞動投入應該越少越好。更重要的是，人不只是勞動者，更是消費者和創新者、基因多樣性的承載者、文化與語言的傳承者，乃至孕育杰出科技和文藝人才的人口基數的支撐者，更是親友的陪伴者和他們人生意義的加持者。要實現這些，可實施普惠性基本收入制度，讓所有人直接受益于國家的科技進步。而大規模發放養育金，讓養育成為有收入的高級工作，則是最好的切入點。

四、通過發放長期國債來投資孩子，可解決短期經濟困境并逆轉長期人口頹勢

要維持對西方的競爭力，我國需將人口規模穩定在10億以上，這要求在10-15年內將生育率提升至2.1的更替水平之上。美國乃至西方現在都將長期希望放在中國人口崩塌之上，我們需要改變這種預期，而且現在就開始。低生育率的癥結是生育激勵機制失效：養育付出的是家庭，受益的則是全社會。只有讓養育三個和以上孩子能獲得不亞于普通全職工作的收入，才能激發家庭足夠的生育意愿。

最終解決之道是，以給養育家庭大規模發放養育金為切入點，逐步實行普惠性的起點收入，把我國強大的生產力和創造力轉化為民眾手中的真金白銀和現實的美好生活。這不僅可以從根本上解決低生育率問題，維持民族的正常繁衍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更可以讓經濟回歸經世濟民的初心。

長期來說，建議將養育金提升至GDP的2%-5%，這足以確保每月每個一孩獲1000元、每個二孩2000元、每個三孩及以上3000元直至16周歲，還可給予每個孩子10萬元的一次性獎勵，以擴大內需。需要強調的是，中央政府應作為生育支持的主體，因為只有在國家層面才有動力及政策工具來提升生育率。對高收入家庭，稅負減免更具吸引力。建議實施社保、所得稅、購房土地出讓金等按累進制減免，如二孩減半，三孩及以上全免，同時將個人社保部分定向給予父母，以優化激勵機制，甚至可將老年人照看小孩折算為工作年限，納入延遲退休政策考量。

生育投入力度可依生育形勢逐步調整，5%的GDP不夠就10%，甚至20%。別以為GDP的10%就很多。若維持當前約1.0的生育率，人口最終將以每年2.5%的速度萎縮，嚴重阻礙經濟發展與創新，使得人均GDP增長更慢；即便不考慮這種影響，10%的GDP也會在三四年內就被人口萎縮給消磨掉。

由于新生人口是生產要素、消費基數，乃至未來的稅基，養育金是對未來的長期投資，而非單純的社會支出成本。

目前絕大部分領域都已經投資過剩，例如在基建投資已經趨于飽和，制造業的各項產能也普遍過剩。房地產在很多城市也因為人口流失而大量閑置。就連教育行業也出現了過度競爭。唯獨在孩子數量上卻是投資嚴重不足。中國科技創新能力過去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國龐大的市場和人才規模。但這種規模優勢未來會隨著年輕人口的迅速萎縮而萎縮。

當務之急，是盡快扭轉新出生人口迅速下降的趨勢。現在投資多生一個孩子，未來不僅是一個消費者，也是一個可能的科研創新者，更是文化和傳承者。所以當今中國最值得的投資是孩子。大規模發錢補貼生育是對未來人力資源的投入，長期有很好的回報。

長遠來看，應建立獨立跨期核算的人口發展基金，通過超長期國債、信用擴張、市場投資等方式募集養育金，再加上稅收和土地出讓金減免，地方政策加碼，免費義務教育向下延伸到與產假銜接，向上延伸到高中畢業。

給育兒家庭發錢是否會引發通貨膨脹？若就業與產能已充分利用，額外需求可能推高通脹，面臨的其實是通縮風險。中國作為全球最大制造業國家和產業鏈最完善的經濟體，如奶粉、服裝、玩具等行業存在產能過剩問題。向育兒家庭發放資金，就是賦予這類家庭購買力，其增加的消費恰好指向上述產能嚴重過剩領域，不僅不會引發嚴重通脹，反而能盤活閑置產能、充分利用勞動力，還能進一步激發多樣性需求，引導資源配置到社會需要的領域，最終促進充分就業與經濟長期穩定增長。

在資金籌集方面，養育金應避免與財政預算內項目競爭，可通過超長期國債或信用擴張募資，并成立“國家人口發展基金”統籌管理。這既能為社保等耐心基金提供投資渠道，也因發放金額受到新生兒數量和支出額度限制，且匹配經濟增速，因而沒有超發風險。由于人從出生到完全進入經濟循環需要至少20年，考慮到養育金的長期投資屬性，久期需要超過20年，其投入產出需要進行單獨的滾動核算。

2024年我國出口退稅規模達1.9281萬億元，占當年出口總額的 7.6%。出口退稅是各國通用做法，旨在避免對外國消費者雙重征稅。但我國民眾收入遠低于同等技術水平的國家，出口退稅在某種意義上成了對海外消費者的補貼。

我國出口退稅稅率從5%到17%不等，而美國在2018年加征25%的關稅，并未大幅影響我國對美出口。這可能意味著，我國出口的優勢恐怕大大超過目前出口退稅的稅率。如果每年出生1000萬小孩，以2024年的出口退稅金額來發放養育金，足以給每個小孩每月發放1000元，直至其16歲。

中國當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鍵問題，無論內部還是外部，幾乎都卡在嚴重的超低生育率上。未來的發展水平和長期國力，高度取決于能否將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維持可持續的人口規模。只要充分認識到這是必須完成的任務，且越早做到越好，再輔之以廢除戶籍限制、推進土地改革、實現教育公平、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國在科技、效率和國力上就將形成并維持強大優勢，保障民眾的高質量生活水平。

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是最有能力解決低生育率問題的國家。我們有慎終追遠、注重整體利益的文化傳統，有強大的執行力，以及全球最頂尖的綜合生產和技術能力。真正缺乏的，是對低生育率長遠危害的充分認知，以及對以人為本理念的堅守。長遠來看，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地位，將取決于我們在人口問題上的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