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生育率的根本在于重塑“人的價值”——為國家育兒補貼制度點贊

一、育兒補貼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2025年7月28日，國家育兒補貼制度千呼萬喚始出來。按照公布的方案，從2025年1月1日起，無論一孩、二孩、三孩，每年均可領取3600元補貼，直至年滿3周歲。

全國育兒補貼政策這一政策的背景是，我國出生人口快速下降。雖然去年出生人口因疫情期間延遲生育的釋放、龍年生育偏好等因素，出現了短暫的小幅反彈。但從結婚人數、長期生育意愿等數據來看，今年的出生人口肯定會繼續下滑。

2024年我國人口占世界17%，但新生兒卻僅占世界7%，生育率不足世界一半。若此趨勢延續，不出一兩代人，我國新生兒占世界比例將降至3%以下。

要維持出生人口的穩定，僅提升生育率是不夠的，而是必須將生育率提升到2.1的更替水平以上。而目前我國的生育率大約在1.0左右，這意味著如果目前的趨勢不能改變，下一代人口的規模將比上一代減少超過一半。長遠來看，出生人口乃至總人口將會以每年2.5%甚至更快的速度萎縮。

可以肯定的是，目前公布的補貼力度，遠不足以抵消人口下行的巨大勢能。但這并不意味著鼓勵生育沒有用。補貼肯定有用，只是力度不足以阻止生育率下滑，更不用說維持出生人口穩定了。

但不管如何，萬事開頭難，這個補貼政策可以說是一個里程碑式的開端。從過去的“罰款”到現在的“發錢”，是中國人口政策的巨大轉折，這本身就極具正面意義。雖然初期的力度可能遠低于我們的期望，但其意義不只在于降低育兒成本，更在于傳遞政府鼓勵生育的積極態度。育兒補貼最開始慢一點、補貼力度小一點，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二、支持力度還遠遠不夠

我們最擔心的是，育兒補貼發下去，之后出生人口還是繼續萎縮，讓人質疑補貼生育沒有效果。如果由此得出不應該繼續補貼，那將完全是錯誤的。

最根本的問題在于，養育孩子的成本，無論是金錢、時間還是精力，都主要是由家庭承擔，但其產生的巨大價值——未來的勞動者、消費者、創新者和納稅人，更不用說文化、語言和群體基因的傳承——卻主要由國家和社會享有。這種付出與回報的錯位，需要通過足夠力度的社會補償來糾正。

如果要有效解決低生育率問題，按我們的估算，需要將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那我們可能需要將鼓勵生育的投入力度提升幾十倍，達到GDP的3%-4%，大約每年需要4-6萬億元的補貼甚至更多。

具體來說，補貼力度應該達到讓一個普通家庭養育兩到三個孩子所獲得的“養育金”，能夠與一份普通的社會工作收入相當。我們傾向于稱之為“養育金”，而非“育兒補貼”。，是因為“補貼”帶有輔助性質，而“養育金”則承認了養育孩子是一份有收入、有價值并且非常高級的社會工作，因為這是在培養人——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從這個角度來看，平均每個孩子每月補貼2000元，并持續從0歲發放到16歲甚至18歲，這樣才會對整個生育率起到一個真正基礎性的作用。

為了提升支持效果，最好按孩次采用累進制，即額度隨孩次遞增，因為從回報的角度看，補貼多孩家庭的效率更高。由于目前的情況是很多人一孩都不生，甚至有些人都不結婚了，所以補貼一孩也是有必要的。甚至可能還要進一步前置，如對結婚者發放一次性現金獎勵加上貸款，生育一定數量孩子則可以免除還貸。

更重要的是，不應該設置三孩的上限。雖然生育限制政策早已經取消了，但“三孩政策”的提法本身就在向社會傳遞一個信號，似乎生更多孩子是不被鼓勵的。實際上，在千萬人口以上的國家中，中國的生育率已排在倒數第二位，在這種情況下鼓勵政策止步于三孩是非常不合理的。

鼓勵家庭生育四孩、五孩乃至更多孩子，對整個社會是非常有益的。這不僅是因為更多孩子會提升生育率，還因為家庭養育的邊際成本會隨孩子數量遞減，如年長的小孩幫帶年幼的小孩、衣物玩具等共享、養育經驗的積累和傳遞等。這些家庭的養育模式會拉低整個社會的平均養育成本，從而有效緩解當下因“獨生子女精養模式”造成的教育內卷和育兒焦慮。

全國已有20多個省份在不同層級探索實施生育補貼制度，對穩定出生人口起到了一些作用。以湖北天門為例，疊加包括一次性生育獎勵、育兒補貼、購房獎補等各類補貼，天門對每個二孩發放9.63萬元，三孩發放16.51萬元，當地2024年出生人口同比增幅達17%，2025年上半年出生人口則同比增長5.6%。

2024年湖北天門的增幅比全國的6%要高出10%以上，大致相當于生育率提升0.1，效果和我們的模型估算的GDP的1%投入對應約0.1的總和生育率的提升基本吻合。但天門這個力度離生育率恢復到可持續的更替水平依然還非常遙遠。也就是說，要提升生育率，生育補貼需要不斷加碼，一直到達到社會機制乃至觀念全面逆轉才可持續。

全國性政策落地后，地方育兒補貼作為補充和加碼是非常必要的。你同樣花十萬塊錢補貼生育，可能對江西、河南這些地方的提振效果會比北京、上海更好，因為相對一線城市其成本、收入也更低。

三、國家應該是支持生育的主體

無論如何，鼓勵生育的主體必須是國家。首先，只有在國家層面，投入與收益才能閉環。地方政府投入資源養育的孩子，長大后可能到其他城市工作，本地無法獲得長期的稅收和人力資源的回報。

第二，鼓勵生育是長達二三十年的長期投資，而地方政府的任期有限，缺乏進行這種跨期投資的強烈動機。因為人從出生到完全進入經濟循環需要至少20年。我們的實證分析也表明，當下的人均GDP增長率與20年前的出生人口高度正相關。

第三，地方財政普遍承壓，工具有限，而中央層面可以動用發行長期國債甚至信用擴張等更多元的金融工具。這筆錢不應被視為財政“成本”，而應看作是對未來經濟增長最核心要素——人的投資。

地方政府則可以在國家基礎性補貼之上，結合自身情況，通過稅收減免、購房優惠，如減免多孩家庭新增人口對應的土地出讓金等方式進一步加碼。

除了直接發放育兒補貼，各種系統性的配套政策也至關重要，這包括但不限于：

第一，教育減負——核心是要為家長減負，而不是只給孩子減負。現在很多所謂的“減負”把學校的責任轉嫁給了家長，加劇了育兒焦慮。可以借鑒以色列等國的經驗，探索更合理的教學安排，讓家長有喘息的時間。同時，可以考慮取消中考分流，將義務教育延伸至高中，并適當縮短學制年限。

第二，改革收養制度——我國現行的收養法門檻過高，應適度放寬，為棄嬰和希望領養的家庭提供更好的匹配，這也是對生命的尊重。

第三，完善托育服務——解決好0-3歲的托育難題，能極大減輕養育家庭的心理和現實負擔。最近政府已經把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納入政策目標，如果這個政策能夠進一步擴展到0-3歲的托兒服務，那對生育率的提升會事半功倍。

現代女性的教育水平和職場競爭力大幅提升，但社會對她們“相夫教子”的傳統角色期待并未改變，這導致她們面臨著事業和家庭的雙重重壓，極不公平。其實中國女性的地位其實并不差，當然也不是算很高。但是中國真正地位低的其實是母親，因為生孩子的價值在當下中國并未得到充分的認可。

因此，女性生育意愿下降得比男性更快。對此，政策層面首先應將“養育金”直接發放到母親賬戶中，承認并補償她們的養育付出。更深層次的，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推動觀念變革，鼓勵男性更多地承擔家庭責任。數據顯示，丈夫更多參與家務的家庭，生育率也相對更高。

四、最終是需要重塑“人的價值”

長遠來看，我對中國生育率恢復到世代更替水平充滿信心，因為生育率問題一定是可以解決的，它無非就是社會激勵機制的轉變是否完全到位，不存在說好像隨著社會發展生育率就必然下降的問題。

而且，這不僅僅是一個補貼問題，它背后牽涉到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在人工智能和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我們如何重新定義人的價值？

隨著人工智能取代越來越多的人類勞動，傳統的“勞動換取收入”的分配模式正面臨崩潰。很多人擔心勞動力減少，但這恰恰是搞反了邏輯。生育率下降導致未來市場預期萎縮，就業機會的減少速度甚至會快于勞動力減少的速度，這才是“內卷”的根源。

未來的社會，人的價值不應再僅僅體現為“勞動力”，而更多地體現在作為消費者、文化傳承者、情感連接者的價值上，人活著本身就是價值。技術進步的收益，理應通過新的分配機制，如我們之前提出的“起點收入”概念惠及每一個人。“養育金”正是這種新分配理念的起點，它承認養育后代是對社會未來的最高級別的投資。當我們從這個底層邏輯出發，真正認識到人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目的而非手段時，生育率問題終將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