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指揮層，葉挺和項英的關系根源，絕不僅是因為一個高敬亭

抗日戰爭時期，新四軍軍長葉挺和政委項英之間，出現嚴重的矛盾。葉挺曾三次向組織請辭，與項英的將相失和都是一個重要原因。雖經過多方調解，二人也曾短暫達成和解，但這種若即若離的關系，也在一定程度影響了新四軍發展。

很多人把葉項的矛盾歸咎于高敬亭事件，正是這次誤會，讓兩人徹底決裂。高敬亭是原鄂豫皖紅二十八軍軍長，新四軍第四支隊司令員。在南方游擊作戰三年，高敬亭率部轉戰各省，功勛卓著，威望很高，被項英認為是新四軍最會打仗的一員猛將。

但因為和國軍矛盾很深，即便在聯合抗戰后，高敬亭依舊對國軍保持著排斥的心理。在新四軍實施東進策略時，高敬亭不愿將經營多年的皖中根據地讓給國民黨，便率軍滯留在大別山一帶。高敬亭此舉，在蔣介石看來，就是擁兵自重和違抗軍令。葉挺出身粵軍，對高敬亭這種游擊作戰的習性并不了解，在聽信一些人的“揭發”后，竟然在蔣介石的嚴令下，將其冤害。

得知消息的項英痛心疾首，責備葉挺過于沖動，上了蔣介石的當。也正是在這一次風波后，項英認為葉挺警惕性過低，意識不到蔣介石的禍心，便將新四軍的權力收到自己手中，并處處限制葉挺。高敬亭事件只是一個導火索，而更深層次上，是兩人在權力分配的問題。

葉挺成名北伐，南昌起義前敵總指揮，廣州起義擔任總司令，半生軍旅。而項英則是長期負責領導工人運動，奮戰在秘密戰線，之后在蘇區工作，在南方進行游擊作戰，各方面經驗都非常充足。一文一武，看似完美的搭配，其實卻暴露出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兩人的過往經歷完全不同。

在組建新四軍時，葉挺認為應該加強軍隊正規化，消除游擊習氣，這樣才有戰斗力。而項英卻認為這是紅軍的傳統，看家的本領不能丟。并且在項英看來，葉挺視察軍隊以馬代步，前呼后擁，生活上又喜好聘請廚師，搞聚餐，這都是舊式軍人作風。

但對于葉挺而言，他從軍校畢業到參軍之后，所接觸的都是這種生活模式。他沒有在項英那種特殊的工作環境下適應過，所以導致在很多行事風格和軍事理念上，都和項英所倡導的完全相悖。

雖然項英的身份是新四軍政委兼副軍長，但在一定程度上，他的權力要大于葉挺。在做重要決策時，葉挺的方案需要得到項英的同意，才能實施。但兩人理念上的不同，也注定意見難以統一。所以在權力分配上處處受限的葉挺，地位非常尷尬，屢次出現請辭的想法。

葉挺是一員驍將，項英是政工高手，兩人的信仰和追求又完全相同，都是為新四軍的發展鞠躬盡瘁。如果假以時日，漸漸知根知底的這對搭檔，也必能化解誤會，上演將相和的美談。但是歷史卻沒有給他們時間，皖南事變的爆發，也成為了歷史難以彌補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