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少子化如何影響養老體系和創新力

導讀

上篇文章分析了中國少子化的成因以及對中國未來人口的預測，并提出生育減負的十項政策建議。本文分析少子化對養老體系和創新力的影響。

正文

少子化與老齡化

少子化是指由于生育率下降，導致少兒人口不斷減少的過程。少兒人口一般是指0-14歲人口。因此，一個國家或地區0-14歲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越低，少子化越嚴重。老齡化是指60歲以上或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不斷上升的過程。導致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出生率下降，使少年兒童的人口數量和比重減少，老年人口的數量和比重相對增加。二是老年人口壽命延長，使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加速了人口老齡化。

壽命延長是經濟社會和科技發展進步的結果，追求健康長壽是人類共同的愿望。因此，壽命延長帶來的老齡化是好事，體現了社會進步。隨著預期壽命的增長，健康預期壽命也會增長，其占整體壽命的比例基本是恒定的。因此，只要充分發揮健康人的潛能，社會負擔并不會因為整體壽命的延長而大幅增加，應對方法是逐漸延遲退休年齡。

而少子化帶來的老齡化則是壞事，是真正的危機所在。少子化不僅會拉升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使社會失去活力。而且，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規模將持續萎縮。其后果是技術迭代趨緩，經濟先停滯后萎縮，社會進一步內卷，整體國力大幅下降。在這個過程中，人口將加速向核心城市集聚，而大量農村和中小城市將蕭條甚至被廢棄。因此，我們面臨的人口問題與其說是老齡化，不如說是少子化。

少子化對養老體系的影響

在傳統社會中，當父母年邁時，孩子就要贍養父母。然而在現代社會中，私人儲蓄和公共養老金是供養老年人的主要來源。發達國家財政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被用來支付養老金和醫療福利等養老保障。這些用于養老的公共開支，其實需要通過向目前正在工作的年青一代征稅來籌集。因此，在老齡化社會中，隨著政府養老支出的增加，稅收負擔和財政赤字也將會隨之上升。下圖顯示了老年人口占比和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正如預期的那樣，一個國家的撫養比越高，其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就越高。

部分國家老年人口占比與公共支出的情況

資料來源：World Bank, 2015。

為了應付日益增長的養老需求，政府可以有多種選擇：

（1）提高稅收。

（2）增加赤字。

（3）減少老年人的福利。

（4）延長退休年齡。

提高稅收會降低經濟的活力，尤其是年輕人的活力。增加赤字只是拖延問題，因為赤字最終需要用更多的稅收來償還。減少老年人的福利在老齡化社會通常會遇到強烈的反對，因為老年選民擁有強大的政治權力。

延長退休年齡是減輕養老負擔的常用辦法。未來在中國等發展中國家，退休年齡將比目前的水平顯著提高。在過去幾十年里，中國的人均壽命從60歲提高到了78歲，目前的50～60歲的退休年齡水平顯然不可持續。在日本，退休年齡已經從55歲提高到了65歲，但由于預期壽命（目前超過80歲）持續提高，這一退休年齡也還是不夠。日本政府幾乎已經負擔不起沉重的養老費用，其債務水平是所有富裕國家中最高的，達到了GDP的240%。在不久的將來，日本很可能將退休年齡提高到70歲。

許多人認為，由于平均壽命超過80歲，如今的老年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健康，工作到70歲并不是一個大問題。所以，養老保障的財政缺口可以主要通過延長退休年齡來解決。然而，如果有越來越多的老年人停留在勞動力市場上，也會帶來一個副作用，即當政治權力和社會資源越來越傾向于年邁的員工時，整個社會都會變得更加保守，創新和創業將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影響。這種勞動力老齡化的負面影響，是導致日本經濟出現“失落的幾十年”的主要原因。后面會詳細分析少子化對于創新力的影響。

隨著少子化的不斷發展，會導致養老金體系難以為繼。2019年4月10日，由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發布了《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9-2050》稱，僅從制度贍養率上看（不考慮人均待遇的提高），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支付壓力在不斷提升。簡單地說，2019年是由接近2個繳費者來贍養1個離退休者，到了2050年則是幾乎1個繳費者需要贍養1個離退休者。《報告》還預測，在“大口徑”（包括財政補助）下，2019年全國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余為4.26萬億元，此后持續增長，到2027年達到峰值6.99萬億元，然后開始下降，到2035年耗盡累計結余。2022年中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比為14.9%，已經有不少省份的養老保險基金當期入不敷出。東北三省由于生育率長期過低、老齡化程度較高，養老金虧空嚴重。如果中國不能扭轉生育率持續下降的趨勢，東北的今天將是中國的明天。

根據育媧人口發布的的低預測，2032年中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將超過20%，2046年將超過30%。在撫養比方面，2050年老年撫養比上升到54.26%，2100年老年撫養比上升到161.89%。也就是說2050年每100個勞動年齡人口需要撫養54個老人，到2100年每100個勞動年齡人口需要撫養162個老人。撫養比的上升，特別是老年撫養比的上升，會給養老金和醫療支出帶來沉重的財政負擔，而這又必然會導致更高的稅收或更高的退休年齡。

根據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以及人均壽命將進一步延長的趨勢，未來數十年內，中國的老年人口將大幅增加。這將導致財政中用于老人醫療和社會保障的支出迅速擴大，而為了支付老齡化帶來的日益上升的社會撫養成本，工作人口面臨著越來越沉重的稅負。如果社會資源都向老人傾斜，則年輕人的負擔過重，影響創新力。

也許有人會說，很多老年人可以靠自己的積蓄，如房屋和投資，而不是政府來養老，所以不會造成社會負擔。這個觀點從宏觀來看是完全錯誤的。不論何種方式養老，都是用工作人口創造的物品和服務來支撐老年人的生活。一般來說，產品和服務并不能保存幾十年。比如，一個年輕人今年生產了一萬公斤糧食，但他消費不了這么多糧食，因此他打算把一部分糧食儲藏起來，等他老了再吃。但等這位年輕人老了之后，他吃的只能是當時的勞動者生產的，而不是他幾十年前儲藏起來的已經變質的糧食。

當然有些資產可以積累起來，老齡化社會的資產的回報會下降很快。例如房子的租金回報會下降很快，因為未來年輕人減少，房子會租給誰呢？企業的利潤股票的回報也會下降。所以要通過收租金或者股票分紅來養老的難度也會大幅度增加。對外投資養老是否可行呢？對外投資有助于避免本國經濟相對萎縮對養老的不利影響，這本質上是讓其他國家的年輕人給本國老年人養老。但對外投資，宏觀上會導致國內資本大量流失；況且，中國體量太大，沒有哪個國家撐得起給衰老的中國養老的責任。

結論是，大部分人還是會依靠社會的養老體系，也就是說由那個時候的年輕人的稅收來養老。那時的年輕人的負擔就會大幅度加重。這個放在家庭很容易理解，如果一個幾代獨生子女家庭，壽命達到90多歲以后，就會形成8:4:2:1的結構，2個年輕人面臨需要養12個老人，這不是危言聳聽，中國現在的生育率已經跌到1，一對年輕人就是會面臨這種倒金字塔的形狀。未來的養老負擔會急劇上升，這對于社會經濟的壓力和活力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

創新力與規模效應

我在2023年出版的《人口戰略》一書中，提出了人口對于創新力的幾個最重要的效應，包括規模效應、老齡化效應、聚集效應和流動效應，其中最重要的兩個效應（規模效應和老齡化效應）都與少子化密切相關。少子化對創新力的損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少子化削弱人口規模，而人口規模與創新力是正相關關系；第二，少子化加劇老齡化，而老齡化削弱創新力。我們先說規模效應。

人口多就市場大，可以投入的研發人員也就更多。但這種人口越多、創新力越強的關系不是線性的，而是具有遞增效應的，也就是說，人口越多，不僅總的創新力越強，而且人均的創新力也會越強——這就是所謂的規模效應。

規模效應在現代經濟中無處不在。在制造行業中，生產100萬件產品的單位成本，通常遠遠低于生產1 000件產品的單位成本。這是因為產品研發、采購設備和建設廠房的投入，一般不會因為產量的增加而等比例上升。另外，制造過程也可以因規模效應而變得更有效率，隨著專業化的加強和分工的細化，每家公司或車間都可以專注于一項更加具體的任務，因此更加高效。早在20世紀初，福特公司就利用了美國汽車市場的規模優勢，第一次普及流水線生產。在這樣的生產過程中，每個工人只需要專注于單獨一項任務，從而大幅度提高了整個工廠的效率。中國目前是世界上大多數制造業產品的最大市場，這有助于中國的制造企業在世界范圍內實現最專業、最高效。

餐館、酒店等服務行業也存在規模效應，因為店面的設計、菜譜和食材配方在短期內也只需要一次性投入。連鎖店的廣告營銷，也具有很強的規模效應，因為廣告制作和明星代言都不必分散投入成本，大規模媒體投放可以降低成本。另外，在一個高密度的大城市中提供服務（例如銀行、郵政、電信）的單位成本，遠比在小村莊提供類似服務的單位成本要低得多。

對于高科技或者文創行業，由于研發創新的固定投入是其主要成本，規模效應就愈加顯著。例如，投資一部目標為10億人群市場的電影（或網站）的預算，可以10倍于一部目標只有1億人群市場的電影（或網站）的預算。而且由于大國的初創企業能夠更早實現量產，就更有機會在開拓本國市場取得成功后，迅速進入其他國家的市場。這種先發優勢在互聯網和人工智能領域尤為明顯，因為實際上會有大量用戶也參與了創新——因為他們的使用而讓算法被不斷優化，也就是說用戶越多，產品就越好用，或者說用戶越多，產生的內容就越多。所以當一個社交平臺、搜索引擎或者人工智能算法在大國形成規模效應以后，可以把小國的初創企業遠遠拋在后面。這就能解釋，為什么如今世界上最有錢的網絡平臺公司，幾乎都出自于美國和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相比之下，作為以前的制造業強國，日本和德國卻鮮有這種級別的互聯網巨頭或者人工智能公司。在幾個最重要的人口效應中，人口規模是創新力競爭中的基礎性變量。就好像對一家公司來說，其市場競爭力最終取決于人力資源的數量和質量。那么對國家來說，在教育等其他條件差不多的情況下，人口規模就是一個基礎性的變量。

少子化加劇老齡化，而老齡化削弱創新力

一般來說，一個人的體能在20多歲時達到頂峰。然而在現代經濟中，驅動生產力發展的，是人類的各種認知能力。除此之外，經驗也是形成創造力的一個重要因素。綜合來說，一個人在30歲和40歲時最有創造力，因為他們已經有10～20年的經驗，而且精力仍然充沛，能夠迅速地思考和學習。

由于大多數人的認知能力在30～50歲時達到頂峰，學習能力在20多歲時最強，因此年輕人在學習新技能和適應新環境方面表現得更好。而提出創造性經營理念和經營創業公司所必需的知識技能，通常需要從經驗中獲得。所以，最好的創業年齡在25～35歲。因為這一年齡段的人已經積累了一些知識和經驗，也仍然保有開放的心態，并且愿意去冒風險。

由于25～35歲是最適合創業的年齡，所以一個國家如果擁有大量30歲左右且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那么就會對其創新尤其是顛覆性創新很有幫助。相反，如果一個國家正在迅速老齡化，那么潛在的年輕發明家和企業家就會變少。

20世紀50至80年代，日本的經濟在發達國家中是最具活力的。在長達 30 年的時間內，日本的年均 GDP 增長率超過 8%。日本公司成長迅速，在諸如電子工業、自動化以及工業設備等很多領域中都是創新的領導者。1990年，在國家競爭力的世界排名中，日本高居榜首，而且日本的人均GDP也超過了美國。

然而，到了20世紀90 年代，隨著日本的人口開始急劇老齡化，日本的經濟命運也迅速反轉。創新的引擎很快失去了動力，最具創新精神的日本公司幾乎都開始變得遲緩和保守。最初在半導體行業中，緊接著就是軟件和通信行業，最后在遺傳學領域，日本公司被來自美國和新興經濟體（如中國和韓國）的公司趕超。2008年，在最具競爭力國家的排名中，日本掉到了第20位。近年來，日本的人均GDP 已經遠遠落后于美國，經濟增長率幾乎為零。

關于日本出現“失落的幾十年”的原因，至今仍然眾說紛紜。一些經濟學家將停滯現象歸因于房地產泡沫破裂引發的金融危機。然而，歷史上沒有任何一次金融危機的持續時間超過10年，而日本的經濟停滯卻已經超過30年。今天，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意識到，真正導致這一停滯的罪魁禍首，是人口的老齡化和創業精神的缺失。

在高科技產業如軟件和互聯網行業中，初創公司至關重要。在美國的十強企業中，有六家是在近40年內創立的，而在日本，沒有一家是在近40年內成立的。美國十大高科技公司中的七大公司的創始人至今仍然健在。他們創辦公司的平均年齡是28歲。比爾·蓋茨創立微軟公司時，年僅20歲；萊昂納多·波薩克創立思科公司時，年僅33歲；拉里·埃里森創立甲骨文公司時，年僅32歲；拉里·佩奇創立字母表公司時，年僅24歲；邁克爾·戴爾（Michael Dell）創立戴爾公司時，年僅22歲。另外，已故的史蒂夫·喬布斯在 21 歲時創立了蘋果公司。這些公司在過去的 30 年里為美國創造了巨大的財富，相當于美國 GDP 總量的 10% 以上。美國經濟的卓越表現，可以說主要得益于高新技術企業。

然而，在過去30年里，日本公司的價值卻并沒有增長多少。我觀察到的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日本領先的互聯網公司大都由跨國公司或大型財團的專業經理人來掌管運營。例如，日本最大的搜索引擎是谷歌日本公司，最大的門戶網站和拍賣網站是雅虎日本公司，而最大的社交網站line原本是一家韓國公司的子公司。相較而言，在美國、中國甚至韓國，幾乎所有的互聯網公司都是由當地的年輕企業家所創辦的。這是日本缺乏創業精神的另一個證據。

日本不僅缺少新的企業，而且現有企業也顯得保守，僵化和遲鈍。當然在一些傳統行業，只要用戶需求和技術變化不那么快，像傳統的汽車行業，高齡的日本企業像本田、豐田還是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在越來越重要的新技術領域，日益老化的日本企業似乎已經跟不上世界技術進步的步伐了。所以從日本的經驗來看，老齡化社會使得本來就少的年輕人，更加失去創業和創新的能力。

老齡化社會還存在一種阻擋效應，即老年人會阻礙年輕人的活力。一個員工獲得高級職位的概率，取決于相關領域內的勞動力年齡結構。如果公司的平均年齡很高，那么年輕員工就不太可能被賦予更多的管理責任，因為高級職位已經被年長的員工占據了。正因如此，一個國家的年齡結構可能成為影響創業的重要因素。整體結構趨于年輕的社會，會為年輕人提供更多機會來獲得創業所必需的技能。相反，在一個老齡化的國家中，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口的規模不斷縮小，年輕的員工晉升很慢，擁有的影響力較小，技能也較差，因此難以成為潛在的企業家。結論就是，在一個老齡化的國家里，不僅是年輕人的數量變少了，而且由于他們的發展被人數更多的老年人群體阻擋，導致年輕人很難進行創業。

總體而言，日本不僅缺乏新的創業公司，而且現有公司也變得思想保守、行動緩慢、流程僵化。當技術創新和應用的步伐加快的時候，年長的日本高管人員就很難跟上了。中國過去幾年創新力的蓬勃發展，得益于其人口規模和人口年齡的優勢。但這種優勢未來會隨著近幾年出生人口的崩塌迅速衰竭。

AI時代，更要重視創新能力和人口規模

有人說未來AI（人工智能）和機器人將大量取代人的工作，所以不需要這么多的人口。這樣的觀點似是而非，因為從創新角度，人工智能反而放大了人口的重要性。自從深度神經網絡出現以來，人工智能的發展速度超乎想象。ChatGPT的出現可以說是一個奇跡，超出了幾乎所有計算機科學家的預料。一個簡單的神經網絡模型，一旦擁有了幾百億的連接，并且通過大量的機器學習，就能產生近似人類大腦的通用智能。

創新也是可以部分自動化，人工智能可以幫忙著自動做實驗，記錄數據和分析數據，或者用機器學習來建議可能成功的解決方案。比如人工智能可以幫助人類搜尋和測試問題的解決方案（就像AlphaFold），人工智能還可以輔助做一些藝術創作。但是一般來說，人類在提出問題和需求方面仍然占主導地位。因為到底需要什么，根本上還是要問人類自己。一些解決方案選擇，會牽涉到人類特有的價值觀和倫理道德判斷。另外從安全角度考慮，人類也不會把創新完全交給人工智能完成。所以人類會繼續把握創新的方向盤和最終決策權，在人工智能的幫助下完成創新。

同時，創新能帶來成就感和好奇心的滿足，以及基于探索過程而產生的樂趣。而且，人工智能取代了一些簡單重復的任務，使得創新的工作更加有趣。所以創新將成為一種很高級的精神需求，會吸引更多的人從事這項工作。由此產生的結論是，人類創新活動的規模會繼續增大，創新行業的經濟占比和財富分配的重要性也會提升。

無論是個人，企業，還是國家都會呈現兩級分化的狀態，即能夠參與智能工具的創新的個人，企業和國家，和只能使用這些智能工具的個人，國家和企業。毫無疑問，智能工具的使用者，在財富分配，競爭力，影響力方面要遠遠不如工具的創造者。在一個國家之內，可以通過財富再分配的方式，緩解這種不同人群之間的兩極分化。但是在國家之間，創新能力強的國家要遠遠富于創新能力弱的國家。中國的少子化會大大削弱中國的創新力和全球財富分配的能力。尤其在國際關系不友好的情況下，更加加劇了被孤立和卡脖子的風險。

所以，未來創新活動非但不會因為人工智能所替代，而且由于人工智能變得越來越重要，因此無論對于個人、企業還是國家來說，創新力模型中的幾個要素（人口規模、人口能力、對外和對內的交流）也會變得越來越重要，尤其是人口規模。中國如果不能解決低生育率問題，人口將快速萎縮和老化，將在未來的創新競爭中處于劣勢，其國家安全的風險也會顯著增加。

結論：

少子化對于未來的中國經濟可以說是有非常嚴重的害處。體現在養老體系難以為繼，年輕人的稅收負擔會不堪重負。少子化更大的危害是人口規模的減少和年齡結構的惡化導致的創新力嚴重受損，從而導致經濟競爭力和綜合國力的受損。日本是一個很好的案例，日本九十年代出現科技的拐點和少子化有著密切關系。而中國現在的生育率比日本還要低很多。中國要避免重蹈日本經濟的覆轍，要出臺大力支持生育的政策以提高生育率。有關支持生育的政策建議，請參看我前面的文章

關于少子化的其他危害，請看我的后續文章：

解讀2023年中國人口數據之三：少子化導致年輕人被動躺平

日本經濟給中國的真正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