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軍統少將神秘消失，真實身份難辨！16年后一本日記揭開真相

對周鎬而言，1943年既是機會，也是深淵。

這一年年初，南京汪偽實權人物周佛海背著汪精衛，委托軍統潛伏特務程克祥攜帶一封親筆信返回重慶，轉交老蔣，為將來尋求后路。此時抗戰正處關鍵時期，老蔣為利用周佛海，寫了一張帶有承諾涵義的便條：“君有悔過之意，甚佳。望君暫留敵營，戴罪立功。至于今后君之前途，將予以可靠安排，望勿憂。”

此便條因為具有政治敏感性，為防止落下把柄，老蔣沒有署名，只簽署了“知名不具”四字。

將便條交予程克祥后，老蔣授意軍統戴笠，重新組建遭到嚴重破壞的南京情報網。程克祥是老軍統，戴笠經過密談，任命他為軍統南京區區長，核心任務就是保證周佛海與重慶之間的聯絡通暢。

軍統老規矩，區下有站，程克祥問戴笠，南京站站長是誰？

戴笠回答，我準備了一員干將，周鎬。

周鎬是軍統“十人團”元老周偉龍一手栽培起來的，軍統內部評價他，具有黃埔背景，行事激進，適合淪陷區業務展開。

站在1943年的視角下看，這個評價還是很到位的——周鎬，又名周治平，1910年1月21日出生于湖北羅田，14歲考入武漢私立成呈中學，18歲懷抱“國難當頭，匹夫有責”的愿望，考入桂系第四集團軍創辦的隨營軍官學校（后改稱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第七期步兵科學習。

該校被老蔣把持之后，加強了對學員的蔣化教育和控制，周鎬對這一套很抵觸，在一次政治測試中流露出反蔣情緒，校方以“思想不純”為借口予以除名。

被迫離校后，周鎬經同鄉介紹，參加了蔡廷鍇的第十九路軍。

1933年年底，第十九路軍反蔣，釀成福建事變，最終慘遭老蔣平滅。周鎬卷入其中，失敗之后，取道上海想回鄉避禍，不料在江漢關碼頭被憲兵拘捕。

這是周鎬第一次遭遇牢獄之災，原以為要遭受皮肉之苦，不想在審訊室，遇到了一位具有復興社背景的舊交好友。

那時正是復興社野蠻發展的階段，舊交好友賞識周鎬才干，便極力對他洗腦，勸導他加入復興社。

識時務者為俊杰。

最終，周鎬半推半就地加入了復興社，從此開始特務生涯。

在隨后的近十年時間里，周鎬雖然受到軍統元老周偉龍的器重，但由于不太愿意干臟話，并沒有獲得特別好的機會，直到1943年戴笠點了他的將。

周鎬與程克詳一同潛入南京后，周佛海為了表示親昵之意，特地請來李順昌呢絨服裝店的裁縫，為周鎬定制了六套全毛高級中山裝制服。

周佛海對周鎬說，人靠衣裝，佛靠金裝。在場面上混，這個方面不能忽視。

于是，周鎬穿著高級制服，高調就任了汪偽中央軍事委員會軍事處第六科少將科長，同時秘密組建了軍統南京站。

周鎬組站，拋棄了軍統過去大而全、多且亂的傳統做法，僅僅建立了八個精悍的潛伏小組。手下干將有沈三北、劉振漢、張作安、楊叔丹、王捷三、洪霞、祝晴川、張恒等人。

其中，楊叔丹、張恒、祝晴川等人，俱為周鎬新吸納進入軍統的汪偽政府要害部門的工作人員。通過觸角到位，組織精密的情報網，在隨后的兩年間，周鎬向重慶政府傳遞了大量軍事、政治、經濟情報。

為此，戴笠稱贊他是軍統旋風，所到之處總能帶走一些東西。

而周鎬本人則認為，自己最大的優勢是攻心與策反。

因為精于此道、信在此道，周鎬潛伏南京期間，最樂于做的工作就是觀察形形色色的人，視情況攀交，視可能攻心，策反，吸納。

然而，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周鎬很快就遇到了一個更厲害的人。

此人名叫徐楚光，大周鎬一歲，也是湖北人，同樣來自中央軍校武漢分校，論淵源，他們不僅是同鄉，而且還是校友。

周鎬與徐楚光接觸時，對方是汪偽軍事情報局的上校秘書。兩人漸漸相熟之后，周鎬本想策反他，但隨著交往的加深，周鎬覺得此人身上具有一種強烈的感染力，經常的，不經意間，他就被對方引領走了。

周鎬懷疑徐楚光是共產黨。

徐楚光一開始不承認，但確信雙方是可以信賴的朋友后，他便不再直接否認。

兩人以這種心照不宣的默契，互相配合，給予方便，做了不少事。

徐楚光有一次對周鎬說，我們其實已經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周鎬坦誠地說，講心里話，我并不討厭紅色。

周鎬那時候講不討厭紅色，無關信仰，更多的是代表他的激進，甚至是某種野心。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重慶老蔣為搶占勝利果實，旋即任命周佛海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隊”司令，周鎬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京滬行動總隊南京指揮部”總指揮，為全面接收做準備。

但就在這個時候，周鎬突然做出了脫韁之舉。

他沒有遵照重慶老蔣和軍統戴笠的命令，而是擅作主張在新街口鬧市區的原汪偽儲備銀行內，先行成立了“軍事委員會京滬行動總隊南京指揮部”，并于當天強行接管了電臺和主要報紙，宣布接管汪偽政權。

此外，周鎬還通宵達旦私自起草了岡村寧次的受降書和相關文件。

第二天，南京電臺播出了汪偽政府已被接管的重大新聞，報紙也套紅發布了周鎬的公告。很顯然，這種行為是置重慶老蔣的權威于不顧，周鎬明知而故犯，并且沒有收手的意思，緊接著，他又派出財政部衛隊和部分軍隊，在南京城展開全面大搜捕。一時間，漢奸們惶恐不安，紛紛被關進中儲行的地下室，其中偽市長、部長級的大漢奸就多達40多人（這些人，不少已與重慶政府達成了某種政治交易）。

老蔣任命周鎬為南京指揮部總指揮的本意是讓他在南京一帶維持現狀，以待國民黨接收大軍的抵達。周鎬此舉，顯然打亂了老蔣的部署。更讓老蔣不能容忍的是，周鎬居然私自搞出個讓岡村寧次投降的投降書，如果岡村寧次真的向周鎬投降了，那官方的受降儀式還怎么搞？老蔣的位置又朝哪里擱？

周鎬是老軍統，不可能不知道其中的忌諱，種種不正常的舉動讓老蔣和戴笠對周鎬的身份產生了懷疑。

這個人，輕則受到了蠱惑！

重則早已變色！

老蔣為了盡快掌控南京局面，隨即露出丑惡嘴臉，他先是下令，南京的治安暫由日軍來維持，而后又命令岡村寧次，直接扣押周鎬。

就這樣，周鎬的激進之舉，被老蔣扼殺了。

軍統戴笠率領大隊人馬抵達南京后，周鎬先被移交關押在南京警備司令部，后又押解到上海。

對于關押審查周鎬，戴笠當時對外宣稱，周鎬雖為本局少將，抗戰時期奉命潛伏南京，冒險犯難，有功黨國，但他有些地方值得懷疑。他新娶的妻子可能是共產黨。他在南京搞的接管偽政權，懲辦漢奸，不僅打亂了委座的部署，而且很可能受到了共產黨的指使，是在新四軍的策劃下干的。

私下里，戴笠則向左右心腹透露，我們軍統局最高軍階是少將，連我本人也不過如此，但周鎬在南京宣布成立京滬行動總隊南京指揮部時，竟任命自己為中將，真是不自量力，膽大妄為！還有，委員長和周佛海的聯系，大多通過他，他知道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周鎬在獄中得知這些情況，憤恨地說，早知道今日，何必當初！我進軍統局，這條路完全走錯了，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我整天與虎狼為伍，哪有不被虎狼吃掉的道理？

按照戴笠一貫的作風，像周鎬這種既不守規矩，身上又有重大疑點的，最終不是被處決，就是被關死。周鎬的命運本來已經沒有轉機，可是天道除惡，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飛機竟然摔死在了南京西郊。

周鎬在軍統的人緣不錯，資歷也夠，戴笠摔死后，因為沒有確鑿證據，毛人鳳又正欲收買人心，周鎬最終被釋放，掛少將銜，賦閑在家。

在人生的最低谷，如果能遇到領路人，這樣的人，是幸運的。

1946年春，中共華中分局成立第三工作委員會，簡稱三工委，昔日的紅色潛伏者徐楚光，正是三工委主任。當時，三工委的工作重點就是開展京滬徐杭地區的情報策反工作。

因為始終關注著周鎬，徐楚光認為此時敲開周鎬家門最為合適。徐楚光的判斷沒有錯，經過一晚的深談，周鎬徹底覺醒了，他對徐楚光說，我對國民黨已經死心，現在看到了一條光明大道，我愿意為正義的事業，奮斗犧牲。

就這樣，由徐楚光做入黨介紹人，經華中分局批準，周鎬成為中國共產黨特別黨員，在三工委領導下開展工作。

為了重新打入軍統關鍵部門，掩護工作，周鎬與徐楚光商量，主動向保密局毛人鳳獻殷勤。毛人鳳沒有產生懷疑，任命周鎬為少將直屬組長，在上海靜安寺組建佛教訓練團。

這是一段嶄新的潛伏工作。

周鎬利用經常穿梭于京滬的工作機會，為我黨收集了大量機密情報。

這兩年是周鎬一生最值得驕傲的歲月，但無人知道他紅色的奮斗，相反他身上“軍統老特務”的印記卻越來越深重。

這大概就是隱秘而偉大吧。

1948年，不管是正面戰場，還是隱蔽戰線，斗爭都到了最為激烈的時候。這一年4月間，因為叛徒出賣，三工委主任徐楚光不幸暴露被捕。在獄中，徐楚光拒不承認自己的身份，更沒有出賣戰友。但不久之后，他一向信賴的交通員呂祥瑞被捕之后投敵了。

這個叛徒不僅指認了徐楚光，而且在供述徐楚光上下線時，提到了周鎬的名字。

毛人鳳寧可錯殺，不愿放過，隨即以“共黨嫌疑”再次逮捕了周鎬。

三進宮的周鎬斗爭經驗很豐富，他堅稱與徐楚光關系單純，兩人只是潛伏南京時期的同鄉、同學、舊相識。

起初，毛人鳳不愿相信。

但周鎬隨后用一句話就拿住了毛人鳳。

周鎬說，如果我是共黨，1945年戴老板就殺我了。

毛人鳳以“忍等狠”著稱，想到周鎬是老軍統，頗有人脈，最后留了個余地，將周鎬放了，但在他身邊布置了不少眼線。

此時的周鎬，處境很艱難，同年10月9日，徐楚光被保密局秘密殺害于南京，時年僅39歲。

徐楚光犧牲后，原三工委的工作，改由副主任郭潤身負責，歸屬于華中分局第六工作委員會領導。周鎬出獄后，冒著巨大風險與郭潤身接上了關系，這時候，組織交給他一項新任務，設法爭取國民黨孫良誠部。

六工委選擇周鎬去爭取孫良誠，落腳極準，是一步好棋。

就在周鎬正在尋找切入點時，老蔣忽然得到密報，說暫編二十五師師長孫良誠有通共嫌疑。為了查明真相，老蔣想起周鎬在抗戰后期曾經擔任過孫良誠部總參議，拉攏過孫部。基于這個淵源，老蔣重新啟用周鎬，任命他為暫編二十五師高級參議，專職調查孫良誠。

如此一來，周鎬的身份就微妙了，好去周旋。

然而，孫良誠實在是反復無常的老鬼，極難對付。

周鎬來到暫編二十五師駐地后，沒有對孫良誠隱瞞，他坦誠自己面上是國民黨特派的高級參議，實際上是共產黨的談判代表。

周鎬對孫良誠推心置腹地說，少公（孫良誠字少云），為今之計，就是假戲真做。老蔣說你私通新四軍，你就來真格的，與中共接洽，趁機起義。像你西北軍的老袍澤高樹勛將軍那樣高舉義旗，這樣做功在國家，利在人民，少公亦將名彪史冊！

孫良誠聽了，老奸巨猾地說，治平兄如此相勸，都是肺腑之言，一片真心，為我打算，我理當從命，希望兄能為我牽線搭橋。

周鎬慨然應諾。

這時候，孫良誠拿出老鬼腔調，開起了條件。他對周鎬說，我部軍官家屬有的在前方，有的在后方，為便于部隊起義，事先必須做出妥善安置，減少后顧之憂。老蔣對暫編二十五師供給很少，薪餉不濟，軍費十分窘迫。為此，希望中共方面能提供1500兩黃金，作為軍官家屬的安置費用。

聽到這個說法，周鎬雖然心中不悅，但為了起義大局，他還是向組織轉達了孫良誠提出的條件。

如此將孫良誠穩住后，周鎬從暫編二十五駐地宿遷返回南京，向老蔣復命，為孫良誠打掩護，報告說孫良誠并不勾結新四軍情事。

華中工委接到周鎬情報，上報華東局，華東局經過研究，復電華中工委，同意撥給孫良誠500兩黃金作為安置費，但因經費困難，其余以棉花等物資代替，并指示抓緊進行爭取孫良誠部起義工作。

巧合的很，就在周鎬進一步醞釀爭取之策時，老蔣又接到密報，說孫良誠和李濟深密謀反蔣，于是再一次指定周鎬前往孫部調查。周鎬再次來到宿遷后，厲聲恫嚇孫良誠，說老蔣已經震怒，欲解決暫編二十五師，若再不醒悟，爭取起義，時機就沒有了。

孫良誠內心雖恐慌，但依舊想騎墻，兩頭訛詐好處。

周鎬見孫良誠油鹽不進，開始轉變策略。他抓住時機，找準對象，一夜之間策反了孫良誠一零七軍的副軍長王清瀚。

王清瀚被吸納為中國共產黨特別黨員后，動用力量，搞突然襲擊，孤立孫良誠。孫良誠見大勢已去，狡詐地扭轉態度，周鎬的爭取孫良誠部起義工作終于成功。

但是，這次成功其實是一鍋夾生飯。

1948年11月，六工委指示周鎬，設法聯合孫良誠，對劉汝明部進行策反。周鎬接到命令，十分興奮，認為這又是一次非同尋常的重大任務。

12月9日，周鎬經過籌劃，派祝元福、尹燕俊兩人前往蚌埠劉汝明部，進行秘密聯絡。

值得注意的是，尹燕俊是孫良誠的親信副官，周鎬并沒有真正掌握這個人。尹動身的前一天，孫良誠悄悄地對尹說，我想離開這里，但沒法出去。明天你去給劉司令送信，請他答應起義，把我弄出解放區。我信上寫的都是敷衍話，叫他起義是假，救我出險才是實。請他念及昔日袍澤情誼，派人來接頭，點名要我前去接洽，把我弄出去。

說完，孫良誠塞給尹燕俊一筆錢。

對這陰險一幕，周鎬絲毫沒有察覺。

尹燕俊去了幾日后，于22日下午從蚌埠返回，并且帶回了劉汝明給孫良誠的信，信中指名要孫良誠前去會談起義事宜。

這一時刻，周鎬本該謹慎，但因為行事一向激進樂觀，他竟沒有看出其中有詐。

江淮軍區政委曹荻秋得知周鎬欲同孫良誠一同前往劉汝明部，緊急發出明確指示，“對劉汝明部的內部策反，華野也有很重要關系，要俟華野復電后，再進行之。”

然而，周鎬卻沒有遵照指示。

這一點，在后來很長一段時間，讓許多人產生了疑惑乃至質疑——稍加謹慎，就能意識到其中可能有詐，周鎬為什么還要這樣一意孤行？

1949年新年剛過，周鎬率領“六工委”通訊聯絡組組長祝元福，與孫良誠、尹燕俊、王清瀚、劉彥錫等人一道，于1月5日下午渡過淮河，抵達劉汝明防地田家庵。

劉汝明兒子第三五五團團長劉鐵鈞，奉父命，請西北軍老同仁孫良誠和王清瀚到蚌埠敘談，而周鎬等我黨同志則被留在了劉鐵鈞的團部。

當天深夜，劉汝明和孫良誠在寶成面粉公司的一間小屋里見面。

孫良誠懇切地說，眼下兄弟完全是身不由己，受人擺布，請子亮兄務必拉兄弟一把，讓我脫離解放區，去江南和家人團聚。

劉汝明問，那位姓周的到底是哪方面的人？

這一問，倒把孫良誠問的背后一涼，想了一下，他回答說，他應該是共產黨。

劉汝明說，我覺得此人行事有些怪異。會不會有這種可能，他向老兄亮明身份是共黨，實際卻是保密局特務，如果這樣叫他牽著鼻子走，豈不是自投羅網？

在自己的地盤上，還能讓他人耍了。

為防其中有詐，劉汝明當機立斷，一面將孫良誠、周鎬前來策反一事迅速上報給老蔣和劉峙，一面通知第二處處長陶紀元，向保密局報告情況。

這兩手做完，劉汝明立即派人將周鎬一行全部逮捕。

劉汝明將孫良誠出賣后，假惺惺地說，蔣總統來電召見你。請老兄放心，我保證你的安全，你也可以趁此機會脫離虎口，向蔣總統表明心跡。他會念及你多年勞苦征戰，給予適當的安排。至于周鎬，保密局已經查明他是共黨，正在緝拿他，此事我不好隱瞞，也是愛莫能助。

直到這時，周鎬才意識因為激進樂觀，自己不僅壞了大事，而且還陷入了無法辯解的深淵之中。

押解途中，王清瀚在花旗營車站借故下車，準備伺機逃回解放區。不料剛下火車，就被特務發現。特務怕再生意外，叫來一輛專車，將王清瀚押往下關。

在保密局的審訊室，毛人鳳親自審訊了王清瀚。王清瀚拒不承認自己已被周鎬策反，一口咬定自己是作戰被俘，不得已為共產黨做些統戰策反工作。

毛人鳳聽了冷笑不信，將他羈押在車站路190號交警第五看守所。

王清瀚在看守所里，把一同來到南京的勤務兵劉彥錫找來，將自己的衣服、手表送給劉作紀念，并用鉛筆寫了兩張字條請劉設法轉交出去。

一張字條是寫給不滿19歲的大兒子王守漠的：“守漠我兒，速與你母回北平。”

另一張字條是寫給孫良誠的：“少云吾兄，看在多年交情上，請營救之。有人說我是共產黨，真是笑話！笑話！鏡波。”

遺憾的是，王清瀚設法自救，沒有成功。

1949年3月5日，這位剛走向新生沒多久的特殊黨員被保密局秘密殺害，近三十年后，1978年才被人民政府追認為革命烈士。

另一位對爭取孫良誠部投誠做出貢獻的是第一零七軍少將副軍長兼駐南京辦事處處長謝慶云。謝慶云與王清瀚是姻兄弟，兩人一道被周鎬策反，被吸收為中共特別黨員。謝慶云被捕后，保密局特務將他裝入麻袋，殘忍地投進了黃浦江。

周鎬被押到南京后，仍關押在寧海路19號的保密局看守所。短短三年多，他已經先后四次被關押在這里，這一次老蔣和毛人鳳沒有給他任何講話的機會。1949年春節前后的一天，保密局對周鎬未予審訊，即派司法處處長李希成，將周鎬押到獄內刑場，秘密處決了。

周鎬之死，就像風箏斷了線。

沒有人知道，他生死的真相。

也沒有人能夠講清楚，他突然消失的內幕。

周鎬的妻子吳雪亞一直不相信自己的丈夫有問題，更不相信自己的丈夫已經死了。上海解放后，吳雪亞來到上海，找尋丈夫的下落。一天，她在街頭偶然發現了孫良誠的四姨太，于是尾隨跟蹤，最后探得了孫良誠的藏身之地。

原來孫良誠被押解到南京后，老蔣雖然沒有處死他，但還是徹底拋棄了他。孫良誠想外逃，但弄不到票，加上又舍不得置在滬杭的房產家財姨太太，后來便藏在了上海。

被吳雪亞發現，遭上海公安局抓獲后，孫良誠為掩蓋自己伙同劉汝明出賣周鎬的罪行，編造謊言說，他是真心動員和爭取劉汝明棄暗投明，無奈劉汝明背后捅刀，出賣了他。

上海公安追問，周鎬是什么情況？

孫良誠說，被押到南京后，就再也沒有見過。他的情況我不清楚，但曾聽人說過，他最后一層身份有可能是保密局的人，否則貿然去劉汝明那里，有些說不通。

就這樣，因為最后一次行動的激進草率，真相被蒙塵，而且越蒙越厚。

此后的十余年間，雖然吳雪亞堅信自己的丈夫并沒有背叛組織，但無人站出來證明，她和她的孩子只能忍受流言蜚語，生活在痛苦壓抑之中。

還好，人間正道是滄桑。

1965年的一天，有人敲開吳雪亞的家門，將一本破舊的日記本遞到了吳雪亞的手中。

來人告訴吳雪亞，他是周鎬的舊友，曾負責保管他的私人物品，這本日記是他偶然在小皮箱中發現的，尋了很久，才找到這里。

吳雪亞翻開日記本，熱淚頓時從眼眶中滾出來。

那日記上記著：“我當共產黨，的確為不良政治所驅使，余妻當有同感，乃商議做解放工作，正好徐祖芳（即徐楚光）同志函約相晤，恰到好處而成功。”

吳雪亞一頁頁地翻看，日記里不僅記有丈夫的心路歷程，還有潛伏任務，革命工作的總結。

吳雪亞覺得這本日記，足以證明丈夫的清白，于是她找到時任上海市長曹荻秋。上海市委辦公廳高度重視，通過日記線索，他們歷時一個月，尋訪當事人，查找相關檔案，最終確認了周鎬的烈士身份。

我是誰？

誰能為我證明？

對普通人而言，這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問題。

但對于那些淹沒在黑暗中的無間行者來說，這卻是一個泣血的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