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成都草堂、王安石半山園、李漁芥子園，古代文人如何安居？

《桃源深處有人家：中國古代文人置業志》

作者：黃強 黃沐天

版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2026年6月

購房置業是現在非常流行的詞匯，是人們關注的焦點。如果沒有居住的所在，還有什么資格談安居、談樂業？安居才能樂業，古人對此有精辟的論述。

何以才能安居？何以才能樂業？在中國人的思維定式中，必須有房、有家。上古的文字將“家”剖析得非常透徹。所謂家，外面是個房子，里面養了一頭豬，豬表示的是財富。可見家與房屋有關，與財富有關。

衣食住行，“住”在第三位，其重要性無須贅言。安居的核心就是對居住環境的要求，也就是買房置業行為的要求。一個國家（或社會）的穩定與否，取決于人們的生活是否富裕，也就是說以擁有私有財產的人群是否成為社會的主流群體為標桿。根據統計資料分析，美國的富裕是因為中產階級在社會階層中占據主導地位。學者研究表明，中產階級是社會的主流階級和支撐階級。一個社會只有大部分人富裕起來，才會有整個社會的富裕與穩定。那么，穩定生活、社會財富的標志是什么？無非是有良好的居住空間，有屬于自己的私有房產。房產作為不動產，始終是衡量財富的一個重要標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中國經歷了漫長的重土地、重房產的封建社會，即使在今日的中國農村，仍然保留著房屋代表財富、代表富裕的遺風。幾十年前，或由此上溯一百年、幾百年，甚至一千年前，如果某戶人家有幾間大瓦房，無疑為該戶人家娶媳婦，乃至在村莊中的地位帶來積極的影響。所謂大戶人家，必然是家有良田、有若干房屋、宅院深深的富裕人家。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的家庭肯定是貧寒人家。無地無房乃是貧困的表現，如果單純從財富論方面著眼，乃是經濟不成功的體現，對家庭也是一種不穩定的因素，對家庭人員的成長、成才都有制約。不過，財富的積累固然有智慧、勤勞、機遇的因素，在中國古代社會，與官本位、腐敗也不無關系，官宦階層掌握著社會權力和財富的分配，這類人一旦失去道德的制約，中飽私囊，或者權錢交易，則社會的財富會流向個人的腰包，清代弄臣和珅富可敵國，便是一例。從這個方面講，古代置業成功者并不都是以勤勞、智慧致富的面貌出現的，他們的置業或許就是腐敗“藤”上結出的“瓜果”。

居室也影響著文人的創作

歷史上文人修筑房屋者甚多，如杜甫成都草堂、王安石半山園、李漁芥子園等，而且這些居室也影響著文人的創作。盡管房屋的規模大小、裝飾風格不一，但是有一處安身立命的居室，可以安心創作，則是不爭的事實。白居易初到長安，遇到顧況調侃“久居長安大不易”，廬山草堂的建立則對他有非同尋常的意義，讓“江州司馬青衫濕”忘卻郁悶，謳歌自然。魏源在清涼山下烏龍潭邊構建湖干草堂小卷阿，閉門著書，寫出《圣武記》，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主張；魏源批閱十載完成的《海國圖志》，風行于世，對近代的影響最為久遠。

通過比較，就可以看出同為筑園，社會反應是不一樣的；同樣的行為，因為當事人的身份，也有不同的說法。李漁沒有官職，外出演出、寫稿拿潤筆費，被稱為“打秋風”。袁枚翰林出身，做過知縣，系江南總督尹繼善的門生，富人向他索文，袁枚堂而皇之賺取高額潤筆費，沒人說他是“打秋風”，他在《遺囑》中說過：“賣文潤筆，竟有一篇墓志送至千金者”；他以詩壇盟主自居，收費選詩出書，從不手軟；名頭大，底氣足，收費高，袁枚比李漁手段高了許多。從這個方面來說，研究文人置業，可以看出不同時期文人，出身背景不同，所遭遇的世態炎涼是有所區別的，時代的審美傾向、價值追求也是千變萬化的。

對于文人的藝術創作，以往研究多從其出身、思想等方面入手，而對經濟、生活等方面相對關注得少。家庭生活背景、個人成長經歷、思想意識形態，固然對創作影響很大，但是經濟也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因素。杜甫吟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實主義詩篇，其“詩窮而后工”的創作思想的形成，除了仕途的不得意，不能不說與他人生坎坷、顛沛流離的生活經歷有關。

文學研究側重的是與文學有關的研究，經濟研究側重與經濟相關的研究，而相對忽視的是文學與經濟的結合，文人生活中瑣碎的經濟因素，比如說他的收入多少、他的經濟來源。大概因為文人清高，羞于“孔方兄”，而淡化了對這方面的關注，加上多年以來，我們對于具有政治傾向的文人研究，強調其革命性，而有意回避其經濟生活因素，唯恐貶低了他們的革命性，不利于他們光輝形象的塑造。

《長安三萬里》（2023）劇照。

又比如說芥子園對于李漁、秦淮水亭對于吳敬梓，盡管是其定居南京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在李漁、吳敬梓的著作中，都沒有修筑房屋的經濟記錄。只有很少的文人，在其房屋、園林修筑中有經濟記錄，如袁枚購置隨園有“三百金”的記載。袁子才何以會有購園的經濟記錄，因為袁枚在文人之中，是一個喜歡追逐金錢，善于經營的人物，在當時就頗有爭議。他“三百金”購得此園，大加修葺，“為置高樓”“為置溪亭”“為之橋”“為之舟”“綴風燦”“設宦窔”（《隨園記》），并且自言“二十年來，朝斯夕斯”（《隨園五記》），甚至于園中葬其“先君子”，并“為己生擴”（《隨園六記》），以為終老計，但他在園中住得并不安逸，經常外出。

劉聲木在《襲楚齋隨筆》卷七“論袁枚出游”中說，袁子才“坐享山林之福者四十年，后人羨慕之者眾矣。實則隨園當日廣通聲氣，肆意逢迎高位，以為己用。下材又奔走其門，以為間接之光榮。隨園遂借此為漁獵之資，收為點綴山林、放浪形骸之用，其用心亦良苦矣。觀其后半生，大半出門遨游，在家時少，實為避難而起。不知者，以為真好”。也就是說，袁枚居住在隨園，當時比較張揚，作風、做法也沒有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可，袁枚后來又不常居隨園，經常外出實際是為了避難。劉墉做江寧知府時，有人陰告袁枚放浪，為害群之馬，劉墉就要拿袁枚開刀，“欲以法誅袁枚”（章學誠《論文辯偽》）。袁枚愛錢，善于掙錢，其行為風流，不拘于時，所以會在著作中留下金錢交易的記錄。

文人購房置業有哪些要求？

置業是現代熱門的經濟活動，卻是前人研究不足或忽略的經濟行為。文人置業與創作的關系，往往也為研究者忽視。從經濟生活角度探究影響文人創作的因素，從文化角度探究歷史上的名宅建筑特點，糅合文學與歷史、建筑與經濟多方面知識，探究文人的創造歷程，這是非常必要的，而且通過這樣的比較，可以得到客觀乃至更為科學的結論。純粹從意識形態探究文人創作，失去了影響創作的經濟基礎，也使某些結論缺乏依據，有失真實，甚至不科學。

置業不僅是對建筑藝術形式的選擇，還體現審美情趣和思想傾向。每一個居住者，都有自己對建筑環境地理的選擇和建筑風格、形式的喜愛。唐代詩人王維置業輞川，追求詩中畫、畫中詩的意境，將輞川建設成山居田園和詩意的王國；大詩人白居易在廬山構建草屋，以親近自然，親近佛寺梵音，表達他對佛陀的禮拜和對佛教的敬仰。

置業也不單純是一次購房的經濟活動，有生活中的無奈，有對故土的眷念，有對新故鄉的向往。清代諷刺小說家吳敬梓離開桑梓安徽，遷往南京，固然有對南京的熱愛，也是為了離開傷心之地，開始自己的新生。大詩人杜甫于成都建草堂，是他安居生活的開始，離開草堂乃是由于經濟靠山、政治庇護的崩塌。他眷念成都草堂，卻又不得不離開。

文人購房置業對人文背景也有特殊的要求。袁枚修筑小倉山，不就是看中了小倉山的文化底蘊嗎？一脈承天地，人文出大家。陶淵明“采菊東籬下”，為的是“而無車馬喧”，因此才能“悠然見南山”。坐看鐘山，寄情山水，王安石選擇了半山園，實踐他建筑人文景觀、感悟自然的理想。

文人置業還與政治背景有著不可分割的關聯。置業既是居住者對藝術、人生、環境的一次綜合考察，也是對置業者經濟能力的檢驗（是否具備獨立置業的能力）。甚至，通過置業的投資額可以看出置業者的經濟收入能力，檢驗經濟來源的合法性，分析置業主人為官是貪還是清。阮大鋮的石巢園就是他玩弄權術、禍國殃民的見證。

《長安三萬里》（2023）劇照。

在心儀的環境，有一處屬于自己的天地，可以拋開塵世的煩惱，看庭前花開花落，望天邊云卷云舒，沉下心來，創作文藝作品。這是筆者研究文人營造家園對其藝術創作影響究竟有多大的另一個重要原因。謝靈運喜愛山水，始寧園讓他親近自然，寄情山水，成為中國文學史上山水詩派的開創者；王維歸隱輞川別業，欣賞田園的美景，感悟生活的真諦，形成“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藝術風格；成都草堂讓一生顛沛流離的杜甫有了家的感覺，四載安居，詩情勃發，創作詩作240余首，不乏《春夜喜雨》《蜀相》等名篇以及千古絕唱《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李漁建筑芥子園之后，主要作品寫成于芥子園內，刻印的《芥子園畫譜》也完成在芥子園里，芥子園成就了李漁；龔賢居住半山園是他繪畫創作的盛年，鴻篇巨制和精細入微的冊頁大都完成于這一時期；沒有秦淮水亭的置業，就沒有《儒林外史》，就不會有吳敬梓的犀利筆法，沒有中國諷喻小說的巨大成就……

自己的房屋，自己的天地，文人的家園是他們心靈的歸宿，也是溫馨的港灣，是藝術創作的畫室，是孕育激情的場地。沒有自己的居所，沒有文人的家園，就沒有文人安身立命的物質保障和精神平臺。

正因為如此，對置業經濟的分析、研究，不僅有探究置業者經濟收入的數據分析，還有著欣賞、鑒別建筑的審美意味，更有以史為鏡的現實意義。

親近中國文化的過程，對今天的房地產文化開發、構建最佳人居環境也會有所幫助。可以說，《桃源深處有人家》既是置業經濟史的專書，又是中國文人創作心態、歷程的記錄，可以歸屬大文學史概念的著作，屬于文學與歷史、與經濟相結合的專著。

本文選自《桃源深處有人家：中國古代文人置業志》，是作者為該書所作的序言。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撰文/黃強 黃沐天

摘編/何也

編輯/張進

導語校對/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