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遺憾：最先醒來的一代人，也是最孤獨痛苦的人

　　1872年到1875年間，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青少年學生赴美國留學。這是近代中國第一次正式主動成規模向外求索，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一次重要契機。可惜的是，1881年，清政府卻突然將這批幼童提前強制召回。幾乎所有留學生學業中斷，被迫回國。

　　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巨大遺憾，一紙召回令，困住一代人，也困住了整個老大帝國，錯失了原本可以從容轉身的機會。此后，清朝雖然仍在與西方的碰撞中被迫慢慢改革，但卻始終流于表面，最終走向了崩潰的結局。

　　那么，當年清政府召回留美幼童的核心原因是什么？歸國后又為何不重用他們？歷史走向為何是這樣的？這一切都是注定的嗎？

　　要徹底弄清楚這些問題，就必須回到當時具體的歷史情境中去。根據葉克飛《先醒來的人：近代中國第一批留學生》的詳細記述，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拆解出這一事件的本質。

　　他們剪去了辮子，卻被視為大逆不道

　　120名留美幼童，其中9名早在1881年之前就因“不守紀律”而被提前召回。而1881年集體召回的原因，表面上也是因為他們“不守紀律”。

　　剛到美國時，留美幼童們還要向孔子畫像行跪拜禮，面朝東方向皇上跪拜。但幾年后，隨著英文水平的進步，他們逐漸適應了留學生活，日益融入美國社會，有些人開始與美國女孩自由戀愛，有些人加入了棒球隊、賽艇隊，以及各種社團。他們接觸到豐富的人文社科與自然科學知識，對四書五經失去興趣，更反感那些煩瑣的禮節。很多人不僅拒絕穿中式長袍，甚至剪掉了辮子。其中部分人還無視清政府規定，開始信奉基督教。

　　耶魯大學賽艇隊隊長鐘文耀與隊員的合照

　　這些行為遭到同行的監督官員吳子登等人極力反對，他們頻頻致信回國或上奏朝廷，指責留美幼童思想墮落、不聽管教，最終導致原本15年的留學計劃中途夭折。盡管美國前總統尤利西斯·格蘭特、作家馬克·吐溫等人曾出面斡旋，但仍未能改變這一結局。

　　為什么會這樣？葉克飛在《先醒來的人》中寫道：“說到底，這是文化碰撞與體制沖突所致。”也就是，中國傳統文化思維與西方現代社會思維的碰撞，清朝忠君愛國家天下的體制與現代政治邏輯的沖突。

　　清政府派遣留學生的初衷，也只是“師夷長技以制夷”，希望他們學成歸國后用學到的技術來“攘外安內”，保衛清廷的統治，而不是靠他們進行什么實質性的變革。所以，當留美幼童們違背了清朝的“政治正確”，自然會被視為“大逆不道”，他們的留學生涯也就到頭了。

　　他們有機會成就事業，基本上仍然是依靠“關系”

　　120名留美幼童，除之前被遣返、執意不歸及病故者26名外，其余94人于1881年分三批被遣送回國。回國后，他們不僅沒有得到重用，反而遭到拘押和社會的譴責，隨后被隨意分配到各地工廠、礦場、船廠等處“回爐重造”，從底層做起。

　　這些歸國留學生中，有一些人完全被時代埋沒了，完全查不到他們后來的人生走向。另有些人則早早死在戰場上，其學識也幾乎沒有得到用武之地，如在中法馬尾海戰中殉國的薛有福、楊兆南、鄺詠鐘、黃季良，在甲午海戰中戰死的陳金揆、沈壽昌等。

　　從上到下，從左至右依次為：薛有福、楊兆南、鄺詠鐘、黃季良、陳金揆、沈壽昌

　　另外很大一部分留美幼童，雖然最終都以自己的方式為中國現代化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整個過程卻異常艱辛，并且往往不得不靠傳統社會中的“關系”才得以打通門路。

　　比如，民國首任國務總理唐紹儀、曾任關內外鐵路總辦的周壽臣，都是因為早年任涉外小吏前往朝鮮時與袁世凱產生交情，才得到上進報國的機會。唐紹儀又向袁舉薦了蔡紹基、梁如浩等留美幼童，袁還重用了蔡廷干、曹嘉祥等留美幼童。

　　從上到下，從左至右依次為：唐紹儀、周壽臣、蔡紹基、梁如浩、蔡廷干、曹嘉祥

　　另外，歐陽庚是因為出身于外交世家，梁誠最初是受到總理衙門外交官張蔭桓的賞識，梁敦彥是經過多年摸爬滾打后被張之洞偶然發現才真正嶄露頭角，唐國安也是經過多年打拼后經唐紹儀舉薦才進入仕途，鄺孫謀最初是受到唐廷樞的提拔，而詹天佑則是經鄺孫謀的舉薦才有機會一展才華......

　　從上到下，從左至右依次為：歐陽庚、梁誠、梁敦彥、唐國安、鄺孫謀、詹天佑

　　《先醒來的人》清晰地展現了留美幼童們的成才之路：他們基本上走的還是傳統社會中“故吏門生”“知遇之恩”的那一套老路，不屬于政府直接起用，與現代的選拔機制更是相去甚遠，如果沒有一些“開明大臣”的賞識，他們大多終生都難有出頭之日。

　　他們是先醒來的一代人，卻也是最孤獨、受壓的一代人

　　通讀《先醒來的人》會發現，留美幼童是近代中國最先擁抱現代文明的一群人，卻也是最身不由己的一代先行者。

　　他們早早接受西學，思想開化，有遠見、有學識，也不乏赤誠之心，大多都懷有以現代知識推動國家走向現代化的理想。雖然他們很多人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終究被時代困住了腳步，他們最初的理想并沒有實現，或者說是很多年以后才部分實現。

　　以唐紹儀為例：辛亥革命后他代表清廷參與南北和談，在前往上海的火車上，他就直接剪掉了辮子，表明支持共和的立場。不久后他成為民國首任國務總理，組建內閣推行共和之政。這些都符合他年輕時的理想，但距1881年被召回國已經過去了整整30年。并且他很快又陷入了軍閥時代的漩渦，終究難以完全施展抱負。

　　那些懷有相似理想的留美幼童，大多轉向了工程技術行業，為中國器物的現代化做出了卓越貢獻，在制度上卻鮮有建樹。這是時代使然，也是命運的捉弄：清朝未亡時，他們只能隱忍蟄伏；清朝滅亡后，他們卻已逐漸凋零。

　　1919 年 ，部分幼童在“幼童出洋肄業滬局”舊址合影，因年齡相加為一千歲故稱之為“千歲圖”。

　　也許，這就是“先醒來” 的代價，注定要成為“少數人”，還要在時代夾縫中承受一般人不會承受的誤解、排擠、挫折與孤獨。葉克飛《先醒來的人》詳實敘述了諸多“先醒者”的完整人生歷程，讓我們看到那代人的拼搏，也看到近代中國轉型之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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