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6月11日，美國和伊朗從再次滑向全面戰爭的邊緣后退了一步。就在數小時前，唐納德·特朗普還表示，美軍將連續第三個夜晚對伊朗發動打擊，但隨后推遲了這次襲擊。伊朗軍方此前警告，如果美國兌現威脅，美方將“遭到比以往更嚴厲的回應”。
而且，即便協議簽署，特朗普所說的也遠不是最終和平協議。它看起來更像是一份諒解備忘錄，為兩國就懸而未決的問題展開討論建立框架。這些問題包括伊朗的彈道導彈能力和核計劃。與其說是所謂的外交進展促使特朗普放棄重啟對伊全面戰爭，不如說，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重返沖突本身并不符合美國利益。
正如普魯士軍事戰略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在1832年的《戰爭論》中所說，戰爭是政治通過其他手段的延續。戰爭代價巨大，只有在它服務于連貫戰略、并且存在一個界定清晰且有合理實現可能的政治目標時，這種代價才可能被視為值得承受。以這一標準衡量，重返對伊戰爭并無充分理由。首先，華盛頓顯然缺乏明確計劃。除了含糊地表示要阻止伊朗獲得核武器外，特朗普沒有提出任何戰略，也沒有說明何為勝利。
他之所以卷入這場戰爭，是基于有關德黑蘭政權脆弱性的情報判斷，而這些判斷后來被證明存在缺陷；同時，他還押注于一些過度自信、并未發生的情景設想。這些設想認為，只要“斬首”伊朗領導層，政權就會迅速崩潰，民眾將發動起義，國家隨后轉向民主。
此外，即使重啟全面戰爭，也幾乎難以取得多少實際成果。原因在于，伊朗政權并不是一個可以靠壓倒性火力推翻的常規國家。這個如今由強大的伊斯蘭革命衛隊主導的政權，更準確地說，是一個“擁有國家外殼的民兵體系”。它通過分散部署在空中、陸地和海上的力量網絡運作。這一體系本就是一種非對稱權力工具，能夠吸收、分散并熬過美國軍隊最擅長施加的那種集中式軍事壓力。
戰爭早期持續數周的密集轟炸，并沒有摧毀這個政權的重心。相反，這反而鞏固了政權，使其比以前更加團結，也更具決心。與已故伊朗最高領袖阿亞圖拉·阿里·哈梅內伊時代那個更為謹慎、傾向于等待并作出回應的政權相比，新政權變得更加強勢。它迅速而嚴厲地報復美國和以色列的襲擊，并主動掌握升級節奏。比如在6月8日，伊朗向以色列發射多輪導彈，以抗議以軍在黎巴嫩不斷升級的軍事行動。
伊朗也仍然具備讓各方付出難以承受代價的能力，同時自身對痛苦的承受閾值又相當高。如果全面戰爭重啟，一個非常現實的風險是，伊朗可能會動員其盟友胡塞武裝，關閉連接也門與非洲之角之間的曼德海峽。
這種威脅已經擺上臺面。2025年10月加沙達成停火后，胡塞武裝暫停了在該地區對航運的襲擊，但他們警告說，如果伊朗戰爭升級，這些襲擊將恢復。曼德海峽是沙特石油以及海灣地區大量海上貿易的主要繞行通道，而目前這些運輸都無法通過已經關閉的霍爾木茲海峽。
伊朗也很可能恢復對海灣國家的直接打擊，而且范圍和強度都將超過此前水平。這可能會把本已嚴重的全球能源危機進一步推向更糟局面。因此，重返全面戰爭最具后果性的影響，也許在于它可能讓美國失去寶貴的海灣伙伴。伊朗每一次打擊該地區的美國設施，都會強化海灣君主國家越來越傾向接受的一種判斷：美國在其領土上的軍事基地，不是為它們提供保護，反而讓它們成為攻擊目標。
面對關閉的霍爾木茲海峽、下行中的全球經濟，以及11月美國中期選舉中共和黨可能遭遇失利的前景，特朗普正寄希望于通過施壓迫使伊朗接受一項協議。但這一策略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特朗普此次暫緩攻擊，更像是對高風險現實的退讓，而非外交突破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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