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民國西北軍閥里，有三個姓馬的，把甘肅、寧夏、青海攪得天翻地覆，但有一個很奇怪的現(xiàn)象：青海的馬步芳外號“土皇帝”，寧夏的馬鴻逵人稱“寧夏王”，而夾在中間的馬鴻賓，老百姓卻管他叫“馬善人”。
同一個時代，同一個地區(qū)走出來的人，口碑天差地別，這就不僅僅是時勢造英雄的問題了，更是一個人在時代的濁流里，究竟選擇了守住什么、舍棄什么。
講這段歷史，咱們先把這三個人的關系徹底捋清楚。
民國時期盤踞西北的馬家軍，根子都在甘肅河州，也就是今天的臨夏回族自治州。河州這地方，地處青藏高原與黃土高原的過渡地帶，歷史上就是多民族雜居、教派林立的區(qū)域，民風彪悍，武人輩出。
馬家軍的發(fā)跡，要從晚清同治年間的西北回民大起義說起。那場持續(xù)十余年的戰(zhàn)亂，幾乎摧毀了西北的社會秩序，但也催生了一批以軍功起家的回族武裝首領，其中最重要的有三家——馬占鰲家、馬海晏家和馬千齡家。
馬占鰲在太子寺一戰(zhàn)中以"黑虎掏心"戰(zhàn)術大敗清軍左宗棠部，隨后主動請降，被左宗棠收編，其子馬安良后來成為西北回族武裝的龍頭老大。
馬海晏是馬占鰲的部將，也跟著一起降清，他的兒子馬麒后來接了馬安良的班，成為青海馬家軍的奠基人，馬步芳正是馬麒的兒子，這便是"青馬"一系的來路。
第三家就是馬千齡家。與馬占鰲、馬海晏不同的是，馬千齡當年沒有參與反清起事，反而在動亂中保護過當?shù)貪h民，因此在河州回民中屬于"溫和派"。
馬千齡有兩個兒子名震天下——長子馬福祿、四子馬福祥。馬福祿生馬鴻賓，馬福祥生馬鴻逵，這便是"寧馬"一系的根脈。
三大家族同出河州，論起來都是世交故舊，彼此聯(lián)姻通好，但在權力和地盤面前，這些交情比紙還薄。
再來說馬鴻賓和馬鴻逵這對堂兄弟。
他們的父親馬福祿和馬福祥是親兄弟，但命運截然不同。
馬福祿生于1854年，自幼習武，光緒二年中武舉人，光緒六年中武進士，是河州回族中少有的科班出身將領，他先后在甘肅、青海帶兵，參與過平定河湟事變，在西北軍界根基深厚。
1900年庚子之變，八國聯(lián)軍進犯北京，馬福祿奉命率甘軍簡練軍駐守北京正陽門，正陽門是北京內城的正南門，戰(zhàn)略位置極其關鍵。
八月十三日，英軍以重炮轟擊正陽門城樓，馬福祿率部在城樓上死戰(zhàn)不退，親自燃放大炮還擊，斃傷英軍多人。激戰(zhàn)中，一枚炮彈擊中城樓，馬福祿當場陣亡，同時殉國的還有他的從弟馬福貴、馬福全，侄子馬耀圖、馬兆圖以及百余甘軍將士。
這一仗打得異常慘烈，馬福祿時年四十六歲，尸骨無存，家人只尋得他的一縷頭發(fā)和幾片衣甲，帶回河州老家安葬，清政府追贈他為振威將軍，謚"忠烈"。
馬福祿戰(zhàn)死時，他的獨子馬鴻賓年僅十六歲。按照那個年代西北回族武裝的慣例，父死子繼是理所當然的事，但馬鴻賓還太小，撐不起他爹留下的攤子。于是，馬福祿的四弟馬福祥接手了兄長的部隊和家業(yè)。
馬福祥這個人，跟他那剛烈勇武的哥哥不同，性格圓融，善于交際，長袖善舞。他十四歲就跟著大哥馬福祿在軍營里滾打，深知"朝中有人好做官"的道理。接掌兵權后，他不但在西北穩(wěn)住了陣腳，還逐步打通了與北洋政府的關節(jié)，先后擔任寧夏護軍使、綏遠都統(tǒng)，把勢力從河州一隅擴展到了寧夏平原和河套地區(qū)。在北洋軍閥混戰(zhàn)的亂世里，馬福祥在各大勢力之間周旋自如，為自己的家族打下了牢固的地盤基礎。
馬福祥對大哥留下的這根獨苗，確實盡了做叔叔的本分。
他把馬鴻賓接到自己府中，與親生兒子馬鴻逵一同教養(yǎng)，請了河州最有學問的阿訇和漢族儒生來教他們讀書識字，既學四書五經(jīng)，也學阿拉伯文和伊斯蘭經(jīng)典。
馬鴻賓從小就顯出一種跟馬鴻逵截然不同的性情——馬鴻逵活潑外向，爭強好勝，什么事都要搶第一；馬鴻賓則沉穩(wěn)內斂，寡言少語，做事一板一眼，像個小大人。
馬福祥不止一次當著眾人的面夸這個侄子"沉靜有為，能成大器"，甚至在給北洋政府的公文里，也毫不掩飾對馬鴻賓的器重。
民國十年，馬福祥給大總統(tǒng)徐世昌的呈文中寫道："臣侄馬鴻賓，忠烈之后，練達老成，堪當方面之任。"這種公開的贊譽，讓漸漸長大的馬鴻逵心里越來越不是滋味。
在馬鴻逵看來，自己才是親兒子，憑什么父親總把最好的話留給堂兄？他私下里跟自己的親信發(fā)牢騷，給馬鴻賓起了個外號叫"我家圣人"，這個"圣"字從他嘴里說出來，沒有半點尊敬，全是酸溜溜的嘲諷。這句"我家圣人"后來在寧夏軍政兩界流傳開來，成了馬鴻賓一個半開玩笑半帶刺的標簽。
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馬家內部的關系變得更加微妙。
1921年，馬福祥升任綏遠都統(tǒng)，寧夏鎮(zhèn)守使一職空缺出來，按資歷按年齡，這個位置都該輪到馬鴻賓。
馬福祥也確實向北京政府推薦了侄子，于是馬鴻賓在1921年出任寧夏鎮(zhèn)守使，開始了他在寧夏的第一段執(zhí)政生涯。
這一下，馬鴻逵心里的疙瘩徹底變成了解不開的死結。馬鴻逵從小就被父親帶在身邊歷練，當過袁世凱總統(tǒng)府的侍從武官，在北洋軍界混了個臉熟，滿心以為寧夏這塊地盤遲早是自己的，結果父親把最肥的肉先給了堂兄，他這個親兒子反而被晾在一邊，心里的怨恨可想而知。
不過馬鴻逵也不是省油的燈。1925年，馮玉祥的國民軍進入西北，馬福祥審時度勢，率部歸附了馮玉祥。馮玉祥把寧夏的部隊改編為國民軍第七師，馬鴻逵當上了師長，馬鴻賓反成了他名義上的下屬。馬鴻逵逮住這個機會，處處跟堂兄別苗頭。
有一次馬鴻賓的部隊路過寧夏境內，按規(guī)定要經(jīng)過馬鴻逵的防區(qū)，馬鴻逵居然下令關閉城門，不許馬鴻賓的部隊通過。這件事被馬福祥知道后，狠狠罵了馬鴻逵一頓，但兄弟倆的關系從此再也回不去了。
1930年中原大戰(zhàn)后，馮玉祥敗北，蔣介石的勢力伸入西北。
馬福祥抓住時機投靠了蔣介石，被任命為蒙藏委員會委員長，成了南京政府里的西北事務紅人。他利用自己在中央的位置，不遺余力地為子侄們爭取地盤。正是在他的運作下，蔣介石在1930年任命馬鴻逵為寧夏省主席，但與此同時，馬福祥又向蔣介石極力推薦侄子馬鴻賓出任甘肅省主席。
蔣介石有些猶豫，畢竟馬鴻賓當時手里只有一個師的兵力，甘肅局面復雜，怕他鎮(zhèn)不住。馬福祥拍著胸脯擔保，說這個侄子"老成持重，必能勝任"，于是1931年1月，馬鴻賓正式就任甘肅省代理主席，8月又實授主席。一家兼兩省主席，馬家叔侄在西北的勢力達到了巔峰。
可誰能想到，正是這次甘肅任職，成了馬鴻賓軍事生涯中最大的滑鐵盧。
甘肅的局面比寧夏復雜得多。寧夏當時人口不過百萬，地廣人稀，馬家的根基又深，管起來相對順手。甘肅則不然，各地小軍閥林立，雷中田、高振邦這些人各有各的算盤，誰也不服誰。馬鴻賓雖然名義上是一省主席，實際上政令出不了蘭州城。
更要命的是，他這個人是真想做點事的——他在甘肅推行廉政，要求公職人員降薪，部隊核減軍餉，把省下來的錢拿去做地方建設。
想法是好的，但得罪的人實在太多了。甘肅的軍政官員們跟著前任主席撈慣了油水，突然來個清廉的主官要斷他們的財路，這還了得？1931年8月25日，駐扎蘭州的國民軍暫編第八師師長雷中田聯(lián)合蘭州警察局長高振邦，趁馬鴻賓不備發(fā)動政變。
馬鴻賓毫無防備，在省府公署被叛軍扣押，隨即被軟禁在蘭州一處宅院里，這一關就是三個多月。
消息傳回南京，蔣介石勃然大怒——堂堂一省主席被人說抓就抓，這成何體統(tǒng)？他嚴令雷中田放人，但雷中田仗著背后有馮玉祥舊部的勢力撐腰，對南京的命令置若罔聞。
最后還是馬福祥在南京多方奔走，托了吳佩孚出面斡旋，雷中田才在當年12月釋放了馬鴻賓，但經(jīng)此一劫，馬鴻賓顏面盡失，甘肅主席也當不下去了，灰頭土臉地返回了寧夏。
這場政變，后來在西北被稱為"雷馬事變"，是民國甘肅史上的一段公案。
灰溜溜地回到寧夏后，馬鴻賓發(fā)現(xiàn)自己的處境更加尷尬。
馬鴻逵已經(jīng)是寧夏省主席，軍政大權在握，對這個曾經(jīng)壓自己一頭的堂兄自然不會客氣。他把馬鴻賓的部隊限制在寧夏南部的中寧、中衛(wèi)兩個小縣，補給卡得死死的，不許他染指寧夏核心地盤的軍政事務。
馬鴻賓倒也認了，在中寧、中衛(wèi)一帶老老實實地練兵，養(yǎng)精蓄銳，等一個翻身的機會。
這個機會很快就來了。
1933年，日軍侵占熱河，進逼察哈爾。馮玉祥在張家口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華北震動。
蔣介石擔心馮玉祥借抗日之名東山再起，急調各路人馬圍堵。馬鴻逵奉命率部東調，馬鴻賓的部隊被編入第三十五師，也奉命開赴綏西地區(qū)駐防。
這一駐，就是好幾年。
1937年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馬鴻賓所部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十一軍，他任軍長。八十一軍在綏西一帶構筑工事，與盤踞包頭的日軍隔黃河對峙。1939年冬至1940年春，第八十一軍參加了著名的綏西戰(zhàn)役，馬鴻賓率部配合傅作義的第三十五軍，在五原、臨河一帶與日軍激戰(zhàn)。
日軍的裝備和訓練遠在馬家軍之上，但八十一軍的士兵多是河州子弟，吃苦耐勞，熟悉西北的地形和嚴寒，在冰天雪地里跟日本人打起了游擊，打得頑強。
是役，八十一軍傷亡千余人，但成功遲滯了日軍的進攻，為中國軍隊最終收復五原立下了功勞。這場仗打完，馬鴻賓在前線對部下說過一句話："咱們跟日本人打，是為國盡忠，不是為了誰升官發(fā)財。"話雖樸素，在當時的雜牌軍將領里，算是難得的清醒。
這里有必要專門說說馬鴻賓治軍的做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