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記者調查博福斯丑聞：曾犯事實錯誤，頭版道歉保住公信力

我1967年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生院，1968年以優異成績獲得比較新聞學理學碩士學位。這對我來說是一次全新的經歷——因為當時在印度，和英國一樣，主流看法是，新聞不是一門可以在課堂里“學習”的學問，而是要在工作中“摸索”出來的本事。

但對22歲、剛起步當記者的我來說，哥倫比亞徹底改變了一切。這個碩士項目節奏很快，要求很高。你幾乎一直處在奔跑狀態，一周都在追新聞，趕嚴格的截稿時間，中間幾乎沒有喘息空間。適應之后，這種節奏和壓力反而變得容易應對。

哥倫比亞的課程特別強調新聞的價值觀，以及職業和倫理原則。你知道，對新聞可以有一種犬儒式的理解：那種嗜酒、冷酷、毫無操守的記者，為了目的不擇手段；你跟他談新聞原則，他只會嗤之以鼻；欺騙、淺薄和玩票式態度，對他來說都是家常便飯；還有那種群體盲從心理，伊夫林·沃在《獨家新聞》里就把它諷刺得入木三分。

但在哥倫比亞，至少在當時，你接受的是另一套訓練：新聞被視為某種更高的志業，它建立在價值和原則之上，也建立在對真相和公共利益的有紀律追求之上。你被教導要以尊重事實、頭腦冷靜而且強硬的方式去調查，核實一切，不把任何事情想當然。學校也鼓勵你在實踐新聞自由和承擔社會責任之間保持平衡。這種多少帶點理想主義、也帶點崇高感的路徑，給我留下了持久影響。

順便說一句，我現在是哥倫比亞新聞學院訪客委員會成員。讓我很高興的是，盡管自1967年至1968年以來，很多事情都變了，但這種多少有些理想主義的辦學取向依然延續至今。

我們當時有一些非常出色的老師——既有智慧，也能啟發人。對我來說，拉里·平克姆教授尤其重要。他在哥倫比亞秉持進步、親民的理念和方法，對我個人影響很大。差不多十年前，我們還把他從退休狀態中請出來，帶到金奈，參與塑造亞洲新聞學院。還有弗雷德·弗蘭德利，他是傳奇電視記者埃德·默羅的杰出同道，也是一位極具魅力、分量十足的人物。

我還有一些很有才華、也很慷慨的同學。直到今天，我仍和其中幾位親密朋友保持聯系——偉大的調查記者韋恩·巴雷特，出色的新聞教育者羅賓·賴西格，1985年獲得普利策國際報道獎的喬希·弗里德曼，當然還可以再列出一些名字。

最重要的是，1967年至1968年是在哥倫比亞、在紐約、在美國求學的一個絕佳時刻。反越戰的大規模抗議浪潮，以及“黑人力量”運動，都帶來了強烈而震撼的影響。我的眼界由此打開，我也被激進化了——而且是一生如此，我很高興可以這么說。

對我們許多人來說，那個時代的精神，那種壓倒性的、令人振奮的感受，可以用華茲華斯回憶法國大革命“開端”時的詩句來概括：活在那個黎明是幸福的，而年輕更如置身天堂——啊，那樣的時代……這一段當代世界史已廣為人知，也無需多說。

當然很難，但在1987年調查的第一年過去之后，這種挑戰多數時候反而讓人精神振奮，像是完全進入狀態。這項調查持續了兩年多，我們圍繞博福斯事件的報道是分多次刊發的。執政的國大黨嗅到了陰謀和布局的味道，內部許多高層人士的反應常常顯得緊張、極度缺乏安全感，甚至可以說帶有幾分偏執。

對我們來說，這無疑是一場團隊作戰。很多人都作出了扎實而重要的貢獻，尤其是奇特拉·蘇布拉馬尼亞姆、馬諾杰·喬希、馬利尼·帕爾塔薩拉蒂和維·凱·拉馬錢德蘭，他們幫助把這幅拼圖的不同碎片一點點拼接起來。

1987年4月，瑞典公共廣播電臺首先打響了第一槍，指稱存在回扣，并在點到一些名字后戛然而止。其他報紙，尤其是《印度快報》，也在積極競爭，試圖查明真相。阿倫·肖里這位強悍的記者，以及著名刑辯律師拉姆·杰特馬拉尼，也在緊追不舍，不斷向前總理拉吉夫·甘地拋出一連串質問。

在關鍵報道角度上，我們總是先扮演“反方辯手”，把每一個細節都核實一遍。我記得有一次，我們犯下了一個重大的事實錯誤，誤解了前總理拉吉夫·甘地在一次閉門會議上的發言。我們立刻在頭版刊登更正和道歉。報社外有些人認為，把更正和道歉放得這么顯眼完全沒有必要。

但我們極其看重自己的公信力、聲譽，以及讀者對我們的信任。我們相信公平和正義，因此對那些根本沒有證據可指的人，我們始終謹慎克制，絕不潑臟水——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阿米塔布·巴強。我們也沒有采用任何在今天這個隱藏麥克風和偷拍攝像頭盛行的時代會被視為欺騙的做法。我們有自己的一套數據安全方法，而且出人意料地奏效了。我們的消息來源也一次又一次地給了我們好運。

我們的團隊在串聯證據、建立事實之間的“對應關系”、從敏感而復雜的數據中作出推斷方面，既大膽也自信。因此，我們才能在《印度教徒報》1989年10月9日的一篇重點報道中作出這樣的判斷。

哥倫比亞新聞學院后來把這篇報道選入其百年紀念“50篇偉大報道”專題網站：“如果公眾可以把1987年6月以來博福斯公司與印度政府之間的整個互動，理解為一場被‘做局’的足球比賽——在這場比賽中，所有攻破印度球門的進球都是‘烏龍球’或‘自擺烏龍’，也就是由印度人的腳或頭把球送進了印度隊自己的球門——那么現在已經可以確認，瑞典官方裁判英瓦爾·卡爾松先生，也是這場比賽被‘操縱’的同謀。”

有些時候，這件事看起來像是一道根本無解的謎題。苦干整整一年后，我們在1988年4月取得突破：奇特拉·蘇布拉馬尼亞姆從一位享有特殊接觸權限、且極具權威性的消息人士那里挖到了關鍵材料。我見過這位消息人士，也核查過其情況。此后，對方從未讓我們失望。再往后，事情就可以說是一路推進了。

這是一個合理的問題，也確實有人這樣問過我們。一些關鍵被告還沒等到案件進入法庭程序就已經去世。另一些人則逃脫了法律追究，其中包括奧塔維奧·夸特羅基。此外，還有一個難題，就是如何調和——或者更準確地說，如何彌合——新聞報道中的證據標準與《印度證據法》之下證據標準之間的差距。

但博福斯最終成了高層政治腐敗的代名詞，甚至進入了一些印度語言的詞匯系統，成為骯臟交易和陰謀詭計的同義詞。在我看來，博福斯事件是一個轉折點：它改變了印度政治，也改變了印度新聞業。我不想再多說了，只能說，這一切非常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