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下的“海灣模式”防御性轉型

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新金融聯盟NFA）

在今年爆發的美以伊戰爭中，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GCC）六國成為延伸戰場，美國駐軍從安全保障轉變為伊朗打擊的誘因，GCC國家的中立定位也隨之失效，“海灣模式”賴以運轉的安全前提被動搖。

本文綜合國際智庫及專家的研究，梳理這場戰爭對海合會六國的多重沖擊：霍爾木茲海峽受阻造成能源出口驟減，伊朗的打擊使得基礎設施受損、能源收入下滑且長期產能難以恢復，但因替代通道運力和受襲程度的差異，沙特和阿曼反而獲得相對優勢；航空、旅游、房地產與勞動力市場全面承壓，宏觀經濟預期大幅下調，但資本在短期觀望的同時并未大面積撤離，顯示出對海灣地區長期韌性的一定信心。

面對危機，GCC國家普遍將經濟轉型重心轉向防御性建設。在加速防務來源多元化的同時，GCC對美安全依賴或仍將維持；部分短期沖擊預計將隨停火趨于平復，如航運阻斷與金融市場波動；但經濟“避風港”屬性正被重新評估，防務開支擠占了原本用于經濟多元化的資源；以及沙特與阿聯酋之間的分歧，或將成為結構性改變。

* 本文摘自CF40 2026年5月19日已發布的《戰爭下的“海灣模式”防御性轉型》，全文請登錄CF40 APP查看。本文觀點僅供了解海外研究動態，不代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和中國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意見和立場。受版面所限，參考文獻略。

2026年5月，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海合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簡稱GCC）六國——沙特、阿聯酋、卡塔爾、科威特、巴林、阿曼——已成為美以伊戰爭的延伸戰場，在經歷了伊朗系統性導彈和無人機的大規模打擊之后，仍面臨持續的安全風險。

這場沖突動搖了“海灣模式”的兩個核心前提：其一，美國駐軍從安全保障轉變為誘發伊朗打擊的風險源；其二，海灣國家長期奉行的中立定位失效，經濟“避風港”的信譽基礎遭到沖擊。本文綜合IMF、世界銀行及多方智庫研究，系統梳理這場戰爭對海合會六國的結構性沖擊。

戰爭對“海灣模式”的沖擊

1. 戰爭打破了GCC本土的安全假設

在今年的美以伊戰爭中，伊朗將約83%的導彈和無人機襲擊對準了海灣六國，不僅限于駐灣美軍基地，還精準鎖定了與美國和以色列利益相關的關鍵能源基礎設施和運輸樞紐。多數戰略分析認為，此舉意在將戰爭成本擴散至整個海灣地區，以此向美以施壓。

阿聯酋承受了最為密集的火力，所受發射物數量超過了其他五國的總和，甚至多于以色列。大西洋理事會對此提出，阿聯酋因參與《亞伯拉罕協議》并與美以關系密切，加上其地區主導地位，成為首要破壞目標。

截至4月9日，阿聯酋國防部數據顯示共攔截了伊朗的537枚彈道導彈、26枚巡航導彈和2256架無人機。未被攔截的彈藥及殘骸廣泛擊中了富查伊拉儲油設施、魯韋斯煉油廠、迪拜國際機場、帆船酒店以及阿聯酋全球鋁業公司（EGA）工廠等標志性設施。

此外，亞馬遜和甲骨文在阿聯酋的云數據中心也遭到無人機直接物理打擊，皇家聯合研究所（RUSI）提出，這是實體武器首次被用于攻擊公共云基礎設施。

其他五國——卡塔爾、沙特、科威特、巴林、阿曼——也未能幸免。3月18日至19日，伊朗對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氣（LNG）出口樞紐——拉斯拉凡工業城實施了導彈打擊，導致卡塔爾LNG出口產能驟降17%。沙特雖采取了謹慎的對話策略，但其位于延布的Samref煉油廠等繞開霍爾木茲海峽的唯一備用出口路線仍數次遭到襲擊，直接威脅了海灣地區規避海上封鎖的備用方案。

在科威特和巴林，受襲設施不僅包括駐有多國軍隊的空軍基地和美國第五艦隊司令部，還廣泛波及兩國的國家石油公司煉油廠、發電站以及對國家生存至關重要的海水淡化廠。即使是一貫秉持中立外交路線、受襲數量最少的阿曼，被視為替代物流樞紐的杜庫姆、塞拉萊港以及沿海油輪也遭到了伊朗無人機的直接打擊（圖1）。

伊朗的系統性打擊打破了“海灣模式”中的安全外包假設。長期以來，GCC將國家安全建立在對美國的安全依賴和自身的中立外交之上。但此次戰爭表明，美國駐軍不僅未能提供絕對保護，反而成為了海灣本土的風險源；而伊朗對于海灣六國的普遍打擊則表明，表面的中立已無法換取安全豁免。

2. 宏觀經濟預期全面下調，戰爭持續時間是關鍵變量

安全形勢惡化直接拖累了宏觀經濟預期。世界銀行在4月的報告中，將2026年海合會的實際經濟增長預期從1月的4.4%大幅下調至1.3%。牛津經濟研究院的預測更為悲觀，認為海灣國家受到的打擊最重，GDP降幅可能超過8%，將在今年上半年陷入衰退（圖2-3）。

宏觀沖擊程度在GCC內部分化顯著，高度依賴霍爾木茲海峽出口的國家衰退風險極高。據IMF與世行的分析，因航運受阻及關鍵基礎設施遭襲，卡塔爾的經濟增速被大幅下調近15個百分點，預計將萎縮5.7%；科威特也將面臨6.4%的負增長。

相比之下，沙特和阿聯酋因具備部分繞開霍爾木茲海峽的備用管道運力，以及非油部門的相對韌性，預計仍將分別保持3.1%和2.4%的正增長，但預期也遭遇了下調（圖4）。

中短期內，GCC宏觀經濟的走向高度取決于戰爭的持續時間。IMF指出，盡管大多數海灣國家擁有較為充足的緩沖資源可用于緩解中期風險，但隨著能源基礎設施受損加劇，年中恢復正常的預期已變得愈發渺茫。戰爭的延續不僅會導致海灣國家在旅游、物流等非能源領域的投資與收入持續惡化，也將加大短期沖擊演變為長期產出和就業損失的風險。

長期沖突將對GCC經濟基本面造成難以逆轉的“疤痕效應”。IMF的測算模型顯示，即使在未來幾年出現一定程度的復蘇，到2030年，直接受影響經濟體的實際產出中位數仍將比戰前的趨勢水平低2%左右。

《經濟學人》強調，今年夏末是一個關鍵節點，若屆時仍未達成重開海峽的協議，當前的短期衰退將演變為深遠的長期經濟損害。

能源沖擊與內部分化

1. 整體能源收入驟減

自戰爭爆發以來，霍爾木茲海峽受阻導致出口滯留，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出口量已下降約三分之一，阿聯酋下降了近一半，巴林、科威特和卡塔爾幾乎失去全部出口。據高盛全球投資研究部估計，GCC國家僅在原油收入上每天的損失就高達7億美元，累計損失已超過150億美元。

出口通道受阻導致儲能設施迅速達到極限，迫使海灣產油國減產。根據IMF的評估，此次沖突導致海灣地區受損及被迫關閉的產能合計超過每天1000萬桶石油和約5億立方米天然氣，直接影響了海灣國家的財政現金流。

此外，能源基礎設施的損壞將進一步限制長期產能。受襲的卡塔爾拉斯拉凡LNG綜合體、沙特部分煉化設施等，修復周期長達數月到數年。能源咨詢機構Rystad Energy分析指出，中東戰爭給能源相關基礎設施造成的修復和恢復成本可能高達580億美元（圖5-6）。

值得注意的是，霍爾木茲海峽危機引發的油價飆升也為產油國帶來了溢價紅利。IMF分析指出，這場危機對海合會經濟體外部平衡和財政平衡的最終影響（改善抑或惡化），取決于油價上漲與出口量下降之間的相對幅度。在這一邏輯下，若部分國家能通過替代通道或潛在的通航協議實現出口量的維持，油價飆升將轉化為財政紅利；反之，若完全受制于無出路的物理封鎖，賬面的油價紅利將無法兌現，并加劇宏觀經濟的惡化。

2. GCC內部能源收益分化

海灣六國都仍在經歷霍爾木茲海峽封鎖的沖擊，但同時國際油價暴漲也使得有能力繞開海峽出口的國家獲得了巨大的溢價補償，從而將GCC分化為相對受益者與相對受損者兩個陣營。

（1）阿曼、沙特：憑借替代通道運力優勢，將危機轉化為短期價格紅利

由于阿曼的石油港口位于霍爾木茲海峽之外，其出口未受實質性削減。高盛估計，自沖突爆發以來，阿曼的石油收入激增了80%，其財政平衡甚至從占GDP 7%的赤字逆轉為8%的盈余。IMF也印證了這一點——阿曼的貿易和生產中斷影響極小，油價上漲預計將使其經常賬戶和初級財政余額較戰前水平提升數個百分點。

沙特的替代管線運力較大，能夠轉移大部分出口并享受油價上漲的紅利。沙特擁有一條連接紅海延布港的“東西向管道”（East-West pipeline，圖7），近期擴建后的運力高達每天700萬桶，相當于該國戰前產能的70%。沖突爆發后，沙特將每天400萬至440萬桶的原油改道至延布港。高盛的分析表明，這使得沙特能夠避開封鎖，加之全球油價暴漲彌補了總出口量下降的缺口，其每周石油收入較戰前逆勢上漲了10%。

（2）阿聯酋：替代通道運力受限且遭遇密集打擊

阿聯酋繞開霍爾木茲海峽的替代通道——阿布扎比原油管道（ADCOP）——每天的輸送能力僅為150萬至180萬桶左右，不到其戰前正常出口量的一半。

更為致命的是，作為管道出口的富查伊拉港，屢次遭到伊朗無人機的直接打擊，導致原油裝載作業被迫多次暫停；阿布扎比國家石油公司（ADNOC）旗下日產能為92.2萬桶的魯韋斯煉油廠因無人機襲擊起火而被迫關閉；哈布尚天然氣設施和巴布油田也因遭到導彈襲擊而被迫暫時關閉。高盛數據顯示，阿聯酋每周石油收入較戰前實質性下降了約25%。

（3）卡塔爾：出口命脈遭受毀滅性破壞，面臨經濟“疤痕效應”

卡塔爾的海上基礎設施均深處波斯灣內部，完全沒有繞開霍爾木茲海峽的備用出海口，這使其在封鎖面前極為脆弱。

《紐約時報》的深度分析指出，伊朗的導彈精準摧毀了全球最大的拉斯拉凡液化天然氣設施中的核心低溫換熱器設備，而這一精密設備的制造被美國霍尼韋爾公司（Honeywell）等極少數企業所壟斷，重新采購和替換的周期長達四到五年。卡塔爾能源部長也曾預計這部分設施需要長達三到五年的時間才能完全修復，每年將造成約200億美元的收入損失。

相比之下，卡塔爾2025年的政府財政總收入預算僅為540億美元，巨額的收入減損對該國國民經濟構成了沉重的結構性打擊。

卡塔爾經濟面臨萎縮風險。高盛的最新研究報告指出，受設施物理受損和海峽封鎖導致的出口滯留雙重影響，預計今年卡塔爾的總產能降幅可能高達三分之一。此外，《紐約時報》強調，由于全球航運公司缺乏保險覆蓋，加之菲律賓等主要海員供應國出于安全擔憂開始拒絕向沖突水域派遣船員，導致大量液化天然氣運輸船被困，進一步鎖死了卡塔爾的出口能力。世界銀行據此警告，卡塔爾將是受戰爭打擊最重、經濟萎縮幅度最大的海灣國家之一。

（4）科威特、巴林：出口通道徹底切斷，財政與債務壓力急劇攀升

科威特與巴林的經濟命運高度取決于國際油價飆升的“價格紅利”與海峽封鎖導致的“出口阻斷”之間的博弈。IMF的模型（圖8-9）顯示，科威特對這種波動最為敏感：油價每上漲10%，其經常賬戶余額可改善約4個百分點，而出口量每下降10%，其余額則惡化近3個百分點。

基于沖突將在2026年中期結束的相對樂觀假設，IMF實際上調了對科威特2026年經常賬戶和初級財政平衡的預測。然而，IMF同時警告，如果戰爭曠日持久，能源生產和出口的持續中斷將徹底壓倒高油價帶來的意外之財，導致這些高度依賴單一通道的國家的財政和外部平衡急劇惡化。

在現實中，兩國由于缺乏繞開霍爾木茲海峽的備用出口路線，油氣生產被迫大規模停滯，世界銀行預計科威特的經濟在2026年將陷入深度衰退，實際GDP將大幅萎縮6.4%。彭博社援引高盛的悲觀估算進一步指出，若出口通道被長期切斷，科威特和巴林將無法兌現油價紅利，其油氣收入將出現斷崖式下跌，預計財政赤字將急劇惡化，分別飆升至占GDP的40%和17%。

對于本已面臨高額公共債務和財政赤字的巴林而言，出口阻斷直接引爆了流動性危機。戰爭導致占政府收入三分之二的鋁材和石油出口嚴重受阻，還引發了金融市場的猛烈拋售。根據IMF的數據，沖突爆發后巴林的主權債券息差大幅走闊了超過50個基點，借貸成本顯著上升。彭博社報道指出，為了應對迫在眉睫的流動性危機，巴林被迫與阿聯酋簽署了一項價值54億美元的貨幣互換協議以獲取資金支持。

非能源經濟沖擊與信心分化

戰爭不僅通過能源部門，也通過相互強化的多重傳導渠道對GCC經濟體造成更廣泛的沖擊。高盛的分析指出，海灣國家非石油GDP的降幅可能比新冠疫情期間還要大。

1. 霍爾木茲受阻，民生底線受考驗

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鎖威脅了GCC的食品供應鏈。GCC國家對進口食品的依賴度高達85%，其中科威特、卡塔爾和阿聯酋的谷物進口依賴度已接近100%。更為脆弱的是，該地區超過70%的食品進口必須途經霍爾木茲海峽。

盡管國內儲備能在短期內提供一定緩沖，但若戰爭長期持續、庫存耗盡，將對食品價格形成巨大的上行壓力。IMF據此上調了對該地區的短期通脹預測，上修幅度從沙特的約0.5個百分點到巴林的約1.5個百分點不等（圖10）。

更嚴峻的是水資源風險。水資源系統長期以來被視為平民生命線，并受《日內瓦公約》保護，如今已被卷入沖突。美軍于3月7日先行攻擊了伊朗基什島上的海水淡化廠，伊朗外長阿拉格奇指責這是一起“公然而絕望的罪行”。在美國總統特朗普對伊朗發電廠的威脅之下，伊朗軍方發言人易卜拉欣·佐爾法加里明確警告稱，將把“海水淡化設施”作為進一步戰略報復的目標。到目前為止，并沒有公開、確鑿證據顯示GCC國家的海水淡化廠遭到完全毀壞或長時間停產，報道多集中在局部設施受損或遭襲未完全癱瘓。

不過，海水淡化類基礎設施的易損性和受襲風險顯著提高。對于卡塔爾、巴林和阿聯酋而言，淡化水占總供水量的40%以上（圖11）。哈德遜研究所的分析強調，與擾亂石油市場僅造成經濟后果不同，對海水淡化基礎設施的直接打擊“直接威脅著這些極度缺水國家內數百萬人口的日常生存”。若沖突進一步升級，民生威脅將從經濟層面上升至人道層面，沖擊將遠非經濟數據所能衡量。

2. 航空和旅游業遭遇休克，多元化經濟支柱受創

生存底線之上，海灣經濟多元化的支柱——航空和旅游業——也遭受中斷。戰爭引發的領空關閉與基礎設施受襲，直接導致海灣地區的航空樞紐停擺。

IMF數據顯示，沖突爆發后，海灣關鍵國際機場的航班起飛量急劇下跌，其中阿布扎比下降約三分之一，迪拜下降約三分之二，多哈下降約四分之三，而科威特城和麥納麥的機場則經歷了完全的航班停飛。

世界銀行的報告進一步指出，作為海灣地區最大的航空公司，阿聯酋航空在3月和4月僅運送了470萬名乘客，約為正常運力的一半，且主要依賴中轉客流勉強維持運營，而非赴灣消費的游客。

旅游業收入更是斷崖式下跌。在戰前，旅游及相關服務業貢獻了海灣國家超過11%的GDP，卡塔爾的入境游客消費規模約相當于本國家庭消費的一半。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會（WTTC）在3月份估計，自戰爭爆發以來，中東地區每天損失的旅游收入高達約6億美元。評級機構穆迪預測，迪拜在今年第二季度的酒店入住率將從2月份的80%暴跌至僅10%。

在巴林，3月份酒店的信用卡消費額較2月份大幅下降了64%。IMF警告稱，區域航空交通的急劇下降不僅打擊了旅游業，其負面影響正不可避免地溢出至零售、運輸和商業服務等非油氣經濟的核心領域，削弱了海灣經濟多元化的根基。

客流的枯竭進一步向零售、餐飲等服務業蔓延，對GCC高度依賴的外籍勞動力市場造成了嚴重沖擊。BBC和《經濟學人》指出，迪拜等地的旅游和酒店相關企業普遍遭遇預訂量和客流量的大幅下滑，迫使企業采取無薪休假和裁員措施，整個海灣地區已有數以萬計的服務業工人被臨時解雇或辭退。菲律賓、印度等主要勞工輸出國有大量勞工回流。

海灣經濟運轉高度依賴龐大的外籍勞工群體。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數據顯示，外籍勞工占海灣國家勞動力的76%至95%，在卡塔爾和科威特的私營部門中占比更至少達到95%，阿聯酋和卡塔爾的外籍人口比例分別高達86.9%和88.2%。阿拉伯海灣國家研究所（AGSIW）警告稱，長期風險或許在于未來招募新勞動力的難度、成本以及地緣政治風險溢價將大幅上升。

3. 資本短期觀望與長期信心并存

這場戰爭觸發了對海灣地區風險溢價的重估，國際資本呈現出觀望與推遲態勢，同時伴隨著部分機構的撤離與資金的避險轉移，但并未完全喪失對海灣的長期信心。

短期內，投資推遲已相當普遍。在安永針對海灣地區企業的調查中，有半數企業正推遲投資決策，等待地緣趨勢明朗；普華永道中東的投資顧問證實，客戶已進入等待模式，政府招標普遍擱置。

與此同時，部分機構已實際撤出：花旗銀行關閉迪拜辦公室，普華永道暫時關閉利雅得、迪拜、阿布扎比等地辦事處并轉為遠程辦公，埃克森美孚、畢馬威和谷歌也已撤離部分員工，《經濟學人》報道外國承包商正從海灣多個項目撤退。

風險重估在資產價格中表現最為直觀。據房地產數據機構Property Monitor的估算，迪拜二手房3月份交易額環比暴跌43.5%，部分賣家被迫提供12%至15%的價格折扣。花旗分析師警告稱，戰爭給迪拜未來的人口增長預期帶來了相當大的風險，在悲觀預測下，到2028年房地產價格可能會以每年平均7%的速度持續下跌。

信用市場同步承壓。彭博社3月數據顯示，迪拜兩家開發商發行的六只美元伊斯蘭債券（Sukuk）收益率利差飆升至無風險利率1000個基點以上，跌入不良債務區間，占中東美元房地產債券總量的約15%。標普3月發出警告，戰期中東一級債券市場實際上已關閉，開發商面臨流動性壓力。若霍爾木茲海峽封鎖持續導致建材供應瓶頸，或銷售持續下滑，高杠桿運營的開發商的財務緩沖空間正被快速壓縮。

然而，多數資本并未選擇徹底離場。安永的同一份調查顯示，僅10%的企業在真正縮減或重新考慮投資，33%的企業仍按原計劃推進，高達90%的受訪企業對海灣地區的業務連續性和長期經濟韌性表達了信心。OCO Global認為，由于綠地（新建）和棕地（擴建）投資規劃周期較長，長期來看外商直接投資仍將“照常進行”。

迪拜期房市場提供了最直觀的例證：3月交易額逆勢同比增長20.3%，單筆價值高達4.22億迪拉姆的豪宅交易仍能達成。開發商憑借靈活的分期付款方案、全球品牌營銷能力和托管賬戶制度，將銷售重心集中在有長期持有意愿的高凈值買家。部分投資者的策略也從單一押注轉為對沖，同時在阿聯酋和沙特設立機構，或將部分業務轉向印度等“中立走廊”作為備份。

“海灣模式”的防御性轉型

1. 經濟轉型重心轉向安全與防御

戰爭迫使GCC國家將經濟轉型的重心，從大型擴張項目轉向防御性建設。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指出，重建需求與防空系統的長期投資，迫使海灣政府將原本用于科技和民用基礎設施的預算轉移至軍事領域。

在現實的資金約束下，包括“新穆拉巴”（New Murabba）巨型立方體建筑和“線城”（The Line）在內的多個“2030愿景”標志性項目已停工或縮減；沙特王儲訪美代表團成員阿卜杜勒拉赫曼·拉希德（Abdulrahman al-Rashid）表示，當計劃落空或出現更好的選擇時，王儲會選擇止損，“如果2030愿景變成2040愿景，那又怎樣？”。

GCC國家也推出了短期紓困措施。迪拜政府宣布了10億迪拉姆的私營部門支持計劃，為酒店和旅游業提供流動性支持；阿聯酋銀行業為數千家企業推遲貸款償還，救助規模逾60億迪拉姆（約合16億美元）。GCC央行也同步行動：阿聯酋央行推出彈性框架，允許銀行動用最高30%的法定準備金；卡塔爾、科威特央行推出新的短期融資工具并允許企業延期還款，以維持信貸流動。

GCC國家主權財富基金（SWFs）在收縮全球配置。戰爭帶來高達數百億美元的基礎設施修復賬單，疊加財政壓力擴大，迫使各國主權財富基金將資金從全球擴張轉回國內重建。沙特公共投資基金（PIF）已公開宣布將國際投資比例從30%削減至20%。

海合會六國主權財富基金合計管理規模逾4萬億美元（見表1），這一量級的資本向內收縮，對全球金融市場具有深遠影響。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CFR）警告，若海灣資本大幅撤退，高度依賴中東資金的美國科技與AI企業將面臨資金鏈斷裂的風險。

在基建投資方向上，擺脫霍爾木茲海峽單一通道依賴成為了GCC的優先事項。英國《金融時報》報道，海灣的官員和行業高管正在加快論證和建設繞開霍爾木茲海峽的陸上備用輸油管線，以保障出口通道的穩定。此前在該地區建設管道的計劃屢次受阻，高昂的成本和復雜性使其未能實現。但大西洋理事會中東項目的資深顧問邁松·卡法菲（Maisoon Kafafy）表示，如今海灣地區的氛圍已經有了從假設走向實際操作的改變。

卡法菲還指出，最具韌性的選擇“不是一個單一的替代管道，而是一個網絡，一個走廊的網”，盡管這將是最難實現的。科威特大學教授、智庫查塔姆研究所研究員巴德爾·賽義夫表示，這場危機可能會促使卡塔爾、科威特和巴林等國也發展管道網絡，作為油輪運輸的替代方案。在此背景下，由美國主導的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IMEC）計劃被重新提出，該走廊將從印度經海灣再到以色列的海法港，并從那里通往歐洲（圖14）。

國防安全領域也是GCC的投資重點。截至2026年 3 月 29 日，美國猶太國家安全研究所的分析員估計，海灣國家已經消耗了他們的大部分攔截導彈，其中阿聯酋和科威特在防御伊朗襲擊方面已經消耗了約 75%的愛國者導彈庫存，而巴林估計發射了高達87%。

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指出，在遭受伊朗襲擊后，海灣國家加速國防采購，自3月19日以來，美國已批準向海灣國家出售超過410億美元的緊急武器，其中約一半用于愛國者攔截系統；英國還成立了一個特別工作組，以幫助加速向海灣國的國防出口融資和許可；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于3月、4月和5月訪問了海灣地區，與卡塔爾、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簽署了防務協議，澤連斯基還表示，正在與巴林、科威特和阿曼進行討論（表2）。

2. 維持對美安全依賴的同時，尋求與其他國家合作

戰爭暴露了美國安全承諾的局限性，但GCC國家目前沒有能夠充分替代美國的外部安全保障，多數分析認為GCC仍尋求與美國加強軍事關系。

一方面，遭受伊朗攻擊的GCC國家認識到，自身防御能力不足以建立可信的威懾，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東項目主任阿姆爾·哈姆扎維（Amr Hamzawy）指出，即便是像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這樣武裝力量強大的國家，也無法單獨維持應對持續、大規模空中襲擊所需的分層導彈防御、預警情報網絡和后勤基礎設施，因此，海灣國家越來越依賴美國的軍事能力，尤其是先進的防空系統、情報共享以及部署在該地區的美軍。另一方面，中東和美國智庫學者較為一致地認為，全球沒有其他大國具備保護海灣的意愿和能力——“美國與海灣國家依然彼此需要”。

為了對沖美國政策多變帶來的風險，GCC國家正加速實現武器采購來源和防務合作的多元化。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的報告顯示，戰爭期間防空攔截彈的短缺暴露了單一依賴美國軍工供應鏈的脆弱性，促使海灣國家將目光投向其他具備先進軍工產能的國家。

在具體的防務多元化布局上，阿聯酋正加緊與土耳其無人機制造商組建合資企業，并增加對韓國防空系統的采購；沙特不僅采購了土耳其戰斗機，還在今年3月下旬與烏克蘭簽署了將無人機技術整合到防空系統中的協議；而巴林則在尋求深化與印度的防務關系。

在宏觀戰略層面，GCC國家也在構建多極化對沖網絡。海灣研究中心（GRC）指出，沙特阿拉伯在戰前就試圖重塑區域多邊安全架構，最顯著的動作是將其在2025年9月與巴基斯坦簽署的共同防御協議轉化為更廣泛的聯盟基礎。

戰爭爆發后，沙特迅速與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召開了緊急會議，并促成巴基斯坦出面擔任調解人。意大利國際事務研究所的學者認為，通過拉攏這些擁有龐大軍隊、先進武器甚至核能力的伊斯蘭中等強國，海灣國家不僅能在應對伊朗時獲得更大的戰略縱深，還能在與美國進行安全談判時增加外交籌碼。

同時，海灣國家也積極利用金磚國家和上合組織等平臺，與印度、歐洲中等強國深化在AI、太空和關鍵礦產等領域的非傳統安全合作。海灣研究中心認為，這種“與所有人合作、不與任何人結死盟”的多矢量外交策略，成為海灣國家在多極化世界中維護戰略自主、避免陷入大國競爭的核心路徑。

3. 戰爭深化GCC成員國之間既有的戰略與經濟分歧

長期以來，海灣六國在資源稟賦、外交目標和經濟利益上始終存在顯著差異，沙特與阿聯酋在過去幾年間的緊密協調被認為是一種例外，而非該地區的常態。卡內基中東項目的分析認為，此次戰爭為海灣國家引入了關于如何界定責任以及如何應對美國和伊朗的新分歧，使得成員國在歷史遺留的邊境爭端、意識形態差異和經濟競爭之外，面臨更深層次的摩擦。

建立集體防務看似是理想答案，但多數分析都認識到，這些被戰爭催化的舊有矛盾，導致GCC越來越難以作為一個統一的政治或經濟實體采取集體行動。

承受了最密集物理打擊的阿聯酋采取了更為強硬的路線，傾向于深化與美國及以色列的軍事與情報合作，并希望借此徹底消除伊朗的地區威脅。相比之下，沙特、阿曼和卡塔爾等國則傾向于外交降溫與風險對沖，試圖通過維持與德黑蘭的對話來保護本國脆弱的基礎設施和國內現代化進程免受進一步打擊。

這種威脅認知的差異已經引發了相互指責，例如沙特輿論批評阿聯酋過去與伊朗的經濟聯系未能有效約束德黑蘭，而阿曼媒體則嚴厲批評部分海灣國家未能對美國和以色列的激進政策提出異議。阿聯酋正式宣布退出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被視為與沙特經濟決裂的標志性事件。此外，兩國的經濟競爭還反映在也門等地的代理人沖突中，集體整合的愿景已被擱置。

綜合來看，美以伊戰爭對GCC國家的沖擊正隨著停火談判的僵局而日益加深。5月10日，伊朗提出的最新永久停火建議被美國總統特朗普定性為“完全不可接受”，各方在鈾濃縮暫停期限與核設施存廢等核心議題上仍未達成共識。脆弱的停火局面不僅令企業在重啟運營和投資上保持猶豫，也增加了產能恢復的難度，最終的經濟代價預計將隨時間推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