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雜記｜劉少奇當年為何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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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當年為何說

“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作者：孫中華

【摘要】劉少奇問：你們的困難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沒有天災？

農民們回答說：天災有，但是小，產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1961年4月到5月，國家主席劉少奇親自在湖南農村進行了為期44天的考察。

這期間，他廣泛了解“五風”（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生產瞎指揮風）的危害和農民生活的狀況，“尋根究底”，得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結論，幫助地方干部糾正錯誤，提出解散食堂、保留社員自留地等多方面的政策措施，有力地糾正了“五風”所造成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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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風觀色：劉少奇覺得沒有聽到群眾的真實反映

1961年3月14日至23日，黨中央在廣州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研究解決當時農村許多急需解決的問題。這是自公社化以來研究解決農業問題的一次重要會議。

會議開得很活躍，但在對農村形勢的估計上卻出現了較大分歧：

一種意見認為，經毛澤東幾次直接給農民寫信和中央三令五申的指示和批評，農村“左”傾錯誤已基本得到糾正，群眾生產和生活已大有好轉；

另一種意見則認為退賠問題遠未弄清，農村問題還相當嚴重，最困難的時期尚未過去。

兩種意見，各有各的材料和數據，一時難定是非。

劉少奇在會上講了話，他說：

“1958年北戴河會議以來，放衛星，許多東西弄虛作假，都登報了，震動全世界。

我們確實犯了不少的錯誤，相當多的人吃了苦頭，現在要引起注意。”

他強調當前最重要的就是全黨要執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指示，像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那樣，進行卓有成效的調查研究工作，以便制定出正確的政策。

毛澤東主持了這次會議，對劉少奇發表的意見給予了肯定，他希望1961年成為調查研究之年、實事求是之年。

會后，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等中央領導都分別深入基層調查考察。

4月1日劉少奇身體力行，攜夫人王光美從廣州來到長沙，到湖南農村進行調查。

剛剛下了火車，劉少奇顧不上旅途的勞累，稍作休息后，第二天上午就聽取了時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的工作匯報。

劉少奇聽后說：

“這次是來蹲點搞調查，不要影響省委的正常工作。”

“這次到鄉下去，不住招待所，采取過去老蘇區的辦法，直接到老鄉家，睡門板、鋪禾草，不擾民。一切輕裝簡從，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勞動者的身份出現。”

當天下午，劉少奇只向省委要了一輛吉普車和一名工作助手，帶上調查用的望遠鏡、筆記本，收聽時事的袖珍收音機等幾樣簡單的東西，便和夫人王光美一起匆匆離開長沙，前往家鄉寧鄉進行調查。

吉普車顛簸在通往寧鄉的砂石公路上。由于視力不太好，劉少奇借助他珍愛的望遠鏡，透過車窗，細心觀察公路兩旁的一切，感慨萬千：

離開家鄉快40年了，山野已陌生難認。按季節應是青山堆翠、花紅柳綠了，可眼下，四面山頭光禿禿的，田垅里不知名的野草長得很高。遠處的村莊，農民的住房被拆得七零八落，剩下許多斷壁殘垣。

劉少奇不間斷地吸煙，緩解著自己沉重的心情。

當汽車行駛到離他的誕生地炭子沖16華里的王家灣時，附近有一處號稱萬頭豬場的院落，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下車察看，里面沒幾頭豬。

為了弄清情況，他臨時決定在豬場的飼料房里住下來。

工作人員架床時，卻找不到鋪床板的稻草。

魚米之鄉竟找不到稻草！他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

劉少奇在這里住了下來，開始更深入的調查和考察工作。

頭兩天，他認真聽取了先期到達的中央工作組的情況匯報，接著就直接找農民談話。每每看到荒蕪的田園和挖野菜的孩子，他就憂心如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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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初步調查完寧鄉、湘潭等地的劉少奇一行回到了長沙。

4月11日，毛澤東也從廣州來到長沙，下榻在省委院內的蓉園1號樓。

當晚劉少奇到毛澤東住處匯報了他到寧鄉、湘潭農村了解到的初步情況，并表示準備親自再剖析幾個典型，以便統一全黨的認識。

毛澤東很贊成劉少奇的意見，指出當前湖南農村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對中央1960年11月3日《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指示信》(即12條)貫徹不力，“五風”問題還未得到有效的整頓。

兩位領導人當即作出決定：派王任重、王延春等湖北省委領導同志來湖南住上三五天，幫助湖南同志解決一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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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準確掌握農村真實情況，劉少奇決定到長沙縣廣福公社天華大隊進行蹲點調查。

天華大隊是湖南省農業合作化運動以來樹起的一面“紅旗”。中央曾派一個調查組在這里調查了一兩個星期。他們認為這里是生產生活搞得比較好的典型，并向中央寫了報告。

實際情況卻是：由于受“左”的錯誤的影響，天華大隊糧食連年減產，平均主義、虛報浮夸現象嚴重存在。當地干部采取統一口徑、弄虛作假等手段，隱瞞實情。

4月12日下午，劉少奇到了天華，住在大隊部辦公的地方王家塘。

這里有兩間大屋，但由于年久失修，已破舊不堪，泥墻塊塊剝落，屋內陰暗潮濕。

社隊干部覺得讓國家主席住這樣的地方，十分不安，劉少奇卻說：

“這比延安時期好多了，恐怕現在多數農民還沒有這種房子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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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天華的第二天，劉少奇就開始了緊張的調查研究工作。劉少奇邀請天華大隊干部開座談會。劉少奇親自主持會議，大隊黨總支書記彭梅秀及其他干部共11人參加。

座談會上，劉少奇出了一些題目，如公共食堂問題、分配問題、糧食問題、社員住房問題，要求大家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敢于講話，一點顧慮都不要，一點束縛都不要，愿意講的都講，講錯了也不要緊，不戴帽子、不批評、不辯論”。

在征求對公共食堂的意見時，干部們一致表示，食堂有優越性，應當繼續辦下去，只是可以劃小一點。

劉少奇從他們的言談中感到，由于受“左”的思想束縛，這些干部沒有反映真實情況。

仲春的深夜，寒氣從四面裹著那間簡陋的辦公室。劉少奇既沒有睡意，也感覺不到春寒。窗外，沉沉夜色中的天華山，莽莽蒼蒼，伴著他不眠的身影。

尋根究底：劉少奇改變調查方式

4月15日，劉少奇決定不用社隊干部陪同，徑直到王家塘對面的施家沖生產隊，請來8位社員開座談會。

劉少奇自己站著，請大家入座，他說：

“今天請你們來講話，怕耽誤你們出工，讓和我一塊來的同志幫助你們勞動。

我們的同志不大會做事，幫半天不夠，明天再幫半天。

中央起草了一個六十條。是個草案，想問問你們的意見。請大家向我講真話。”

說完，劉少奇取下藍布帽，露出滿頭銀發，恭恭敬敬地向大家鞠了個躬。

脫帽、鞠躬，這是作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向老百姓行禮！

與會的人們，誰也沒做這樣的思想準備，大家面面相覷，一時不知所措。

片刻，大家恍然大悟：國家主席不是下來整我們的，是下來了解實情，真正關心我們鄉下人，黨的愛民政策又回來了。

頓時，與會人員在心靈上受到了極大的震撼。于是多年來不敢講也沒地方講的話，在這位近人情、知痛癢的領袖面前，像竹筒倒水一樣滾滾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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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發言的是個叫彭五的中年漢子。他頭一個說出了“農村辦公共食堂不好”這句話，且一一數落公共食堂的缺點：

“我住食堂，自己的屋空在那里，自留地不能種，豬、雞、鴨、蛋、紅薯、芋頭、豆子都沒有了。”

“如今做事難得來勁：肚子不飽，不愿積極；評分記分不分厚薄，不想積極；技術高低不分，懶得積極。”

辦事穩重、年過半百的彭玉鴻接著說：

“我們當社員的，總望日子過得好，上月望下月好，今年望明年好。現在呢？我們 11戶人家的食堂，喂的豬還頂不上原來一戶人家喂得多。

辦食堂，大家住在一起，雞不能喂，蛋沒有吃……看到隊上這個樣子，傷心呀！”

說完，彭玉鴻像流浪的孩子又見到父母一樣，失聲痛哭起來。

年紀最大的老人楊運桂直截了當地說：

“從前辦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時，生產搞得好一些，生活也好一些，人的體質也好一些。我看能分散住還是好一些，可以多喂豬，多喂雞，多種雜糧，多種菜。”

最年輕的李正球漲紅著臉，激動地說：

“從前雞鴨成群，現在一個蛋也吃不上。我們大隊現在只剩得六十頭豬，要分散居住，把豬放給私人養，不然都會拖死。”

劉少奇一邊聽取著群眾的意見，一邊認真地做著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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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后，劉少奇又仔細考察了天華大隊的生產生活情況，繼續走家串戶，進行個別訪問，先后走訪了幾十戶社員家庭。

一個個真實的數字，一件件親眼目睹的事實，使他清晰地看到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農村大隊的真實情況。面對這一切，劉少奇心潮起伏。

當天，他懷著沉重的心情，同中南局和湖南省委的領導同志認真而又謹慎地研究了上述問題。劉少奇說：

“一切從實際出發，這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現在有一股風氣，一切從上面的意圖出發，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

要看到在公共食堂問題上，我們同群眾的尖銳矛盾，直接影響工農聯盟，我們同人民群眾的尖銳矛盾如果不解決，群眾對共產黨失去希望，那將是很危險的。”

“90％的人要求退食堂，如硬是不同意退，那就是脫離了90％的群眾。”

“要看到在食堂問題上，我們同群眾的尖銳矛盾，直接影響工農聯盟，不是只靠命令維持的。這是尖銳的矛盾，如果群眾對共產黨失掉希望，那是危險的。”

“我的意見，公共食堂群眾要求退就退。”

為了慎重起見，他關照解散食堂不要一刀切，要防止造成新的損失和影響春耕生產。

解散食堂的決定，像一聲春雷，震醒了春天的田野。天華的群眾奔走相告，歡慶黨實事求是作出的重大決策。

劉少奇果斷地決定解散天華大隊的公共食堂后，又進一步指示要保障基本口糧加勞肥獎勵的糧食分配制度。重新分配了自留地，調動了社員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糧食生產的被動局面在較短的時間內扭轉了。

同時，他又召集省、縣、社的負責同志認真研究了社員缺少炊具、住房緊張、經濟退賠以及如何發展生產等一系列問題，對一些具體政策問題，劉少奇像舉行記者招待會一樣一一回答了大家的提問，制定了一些具體措施。

炭子沖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引起劉少奇深深的回憶。然而，他更關心的，是今天故鄉人民的生產和生活。

在故鄉，劉少奇繼續進行農村情況的調查研究。他察看炭子沖和附近生產隊的農田，走訪社員家庭，同家鄉農民和基層干部促膝長談。

一次，在同農民談話時，劉少奇問：

你們的困難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沒有天災？

農民們回答說：

天災有，但是小，產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還有一次，他問幾個農民，1960年門前塘里的水是不是干了？安湖塘的水是不是干了？

農民回答說：沒有，還有半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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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湖塘是離劉少奇家不遠的一口大水塘。他記得，小時候有兩年家鄉發生旱災，安塘湖和門前塘的水都干了。這次還有半塘水，可見旱災并不是像所說的那樣嚴重。

這兩件事給劉少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來在中央召開的會議上，劉少奇多次引用這兩個生動的例子，來說明農村困難主要不是自然災害而是我們工作中的失誤造成的。

從天華大隊到炭子沖，劉少奇通過廣泛的社會調查，深深感到，引導廣大干部群眾下決心總結經驗教訓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5月7日下午，他把炭子沖的干部、社員代表請到舊居的橫堂屋里召開座談會，仔細詢問了鄉親們的生活情況，并決定把自己舊居分給無房的鄉親們住。

在劉少奇的誠懇要求下，先后有6戶農民搬進劉少奇故居居住，這也是劉少奇故居在“文革”中得以完整保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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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下午，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在湖南省公安廳副廳長李強和當地領導的陪同下，視察了當時全國最大的大型土壩工程之一的黃材水庫。

5月10日至12日，劉少奇在寧鄉縣城住了三天，親自查處幾起冤案和老百姓給中央寫信為什么被多次扣壓的問題，穩妥解決了供銷社干部和工作人員搞特殊化的問題。

從1961年4月1日到5月中旬，劉少奇親自在湖南農村調查考察了44天。

這期間，他主持召開了20余次座談會，親自作了多本的調查筆記，并向各級干部群眾作了20多場即席講話，宣傳講解黨的農村工作《六十條》，反復強調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并親自動手解決了當時農村急需解決的公共食堂、社員住房、社會供給、干部作風以及平反冤假錯案等一系列重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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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事求是：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提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5月16日劉少奇離開長沙，回到了北京。

劉少奇回到北京后，立即出席了5月21日開始舉行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會議的主題仍然是分析農村形勢，研究解決農村工作和農業問題。

從會上反映的情況看，黨內外的思想仍然相當混亂，集中表現在對形勢的看法上，不少同志堅持把困難原因歸咎于自然災害，還有的自1959年批判彭德懷后，余悸尚存，不敢講真話，不敢講實話。

在會議的關鍵階段，劉少奇力排眾議發表自己的意見，他說：

“我在農村調查這么長時間，親眼看到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苦，農民已經餓了一兩年，很多人得了浮腫病，還死了一些人。

由于農村這個社會供給的大后方出了問題，城里人生活也不好過，不少人正在挨餓，全黨全國人民都應該有切身的經驗了。我們要回過頭來考慮考慮，總結經驗。”

當少數同志對這樣判斷形勢有不同看法時，劉少奇毫不客氣地說：

“如果不是嚴重問題，為什么會減產，為什么要后退，難道都是老天爺的關系，說到責任，中央負主要責任，我們大家負責。”

他在會議上還為老百姓大聲疾呼：

“我看是時候了，再不能繼續這樣搞下去了。”

毛澤東在會議上認真聽了劉少奇發表的意見和介紹的調查情況，有根有據，令人信服。毛澤東非常高興地肯定了劉少奇的調查成果，并以贊賞的口氣說：

“我也要向少奇同志學習，親自去做調查。”

同時毛澤東再一次提倡全黨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像少奇同志一樣真正深入群眾，聽取群眾的意見，努力解決農村中存在的實際問題。

這次會議以后，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的工作有了進展，鋼、煤產量和基本建設都有了較大壓縮，關停并轉的全民所有制企業達2.5萬個，回籠幾十億貨幣。由于下放了1000萬城鎮人口，使城市和鄉村、工業和農業的關系得到了初步調整。

196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七千人大會”。

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為了總結1958年以來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加強黨的民主集中制，以加快社會主義建設步伐。

因為上一次中央工作會議雖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但黨中央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提出一年多以來，圍繞國民經濟調整，黨內的認識并未從根本上解決，尤其在涉及1958年以來一些深層次的重大問題，并未取得一致意見。

比如對大躍進以來，國內形勢究竟如何看？在總體上如何估價？大躍進為什么適得其反？人民公社是不是非辦不可？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嚴重的經濟困難？調查工作如何進行？這些問題無法回避，困擾著各級領導和廣大干部，影響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

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由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做主報告，即《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劉少奇考慮這個報告時，抱定的宗旨是：

根據自己在湖南農村調查摸到的真實情況，堅持實事求是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決心不回避矛盾，不回避大家關心的問題，以此真正實現全黨思想的統一。

報告是劉少奇主持一個工作班子在會前起草的，這個報告稿發給與會人員征求意見后，毛澤東認為“代表中央的報告已印發，不必在會上發了”，他要少奇“口頭敞開講講，可以加深大家的理解”。

于是劉少奇又連夜寫了個口頭講話提綱，他的講話全面估價了1958年大躍進以來的形勢，他沒有遮遮掩掩，實事求是談到了當前存在的嚴重問題：

“關于目前的國內形勢，實事求是地說，我們在經濟方面是有相當大的困難的，我們應該承認這一點。

當前的困難表現在，人民吃的糧食不夠，副食品不夠，肉、油等東西不夠；穿的也不夠，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夠。

就是說，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

為什么不足？這是因為1959年、1960年、1961年這三年，我們的農業不是增產，而是減產了。減產的數量不是很小，而是相當大。

工業生產在1961年也減產了，據統計，減產了40％，或者還多一點。1962年的工業也難以上升。

這就是說，去年和今年的工業生產都是減產的。

由于農業生產、工業生產都減產，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夠。這種形勢，對于許多同志來說，是出乎意料的。

兩三年以前，我們原來以為，在農業和工業方面，這幾年會有大躍進的。在過去幾年中，的確一段時間是大躍進的。可是，現在不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

這種情況是不是應該承認呢？我想，要實事求是，應該承認事實就是這樣。”

劉少奇在列舉當前存在的困難之后，又分析了造成困難的原因。他說，原因在哪里？不外乎兩條：

一條是天災。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使我們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了。

還有一條，就是從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

他在會上大膽地提出了兩個“三七開”的觀點，即：

一是成績缺點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缺點和錯誤，二是困難三七開，“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他深刻指出：

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系，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系，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系。

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有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

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

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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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對發生的問題分析步步深入，對造成當前困難的原因提得十分大膽，尤其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樣的提法是他在家鄉湖南寧鄉炭子沖安湖塘作調查時，他的少年看牛伙伴、貧苦農民李桂生說的話，劉少奇認為李桂生這句話代表了廣大農民對當時農村形勢的判斷和呼聲，是廣大干部群眾對造成當前困難原因的一致看法，完全符合全國許多地方的實際，所以，他以此作為全局工作的教訓。

劉少奇敞開思路講的這些話，突破了中央傳統的表述方法，沒有對農村真實情況的深刻了解，沒有馬克思主義者敢于實事求是的勇氣和膽量，沒有蒼生在上的社會責任感，是不可能作出如此震聾發聵、引人深思的為民疾呼的。

七千人大會以后，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他敢于面對現實，堅持實事求是，大膽地在指導思想上破除“左”的誤區和傳統方法的束縛，領導廣大人民群眾開始了國民經濟調整工作。

來源《黨史博采》

轉自：老知青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