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后浪”到“斜杠”：青年應該被誰定義？

界面新聞記者 | 實習記者 鄧喬尹 記者 徐魯青
界面新聞編輯 | 姜妍

“炸過薯餅的就不能炸薯條。”春招季剛剛結束，這個職場梗又小小地火了一把，引發了求職年輕人的共鳴。這句話反映出當下招聘市場對經歷的要求：即使在某A品牌有過炸薯餅的經驗，也未必能去某B品牌炸薯條，因為經歷“不垂直”。

（圖源：小紅書截圖）

垂類，是“垂直類目”的縮寫，意味著深耕某一細分領域、邊界分明、拒絕跨界。而就在十年前，與它幾乎完全矛盾的另一個詞——“斜杠青年”，還占據著青年話語的主流。其倡導的恰恰是涉獵廣泛、身份多元：作家/程序員/攝影師，斜杠越多，似乎越值得驕傲。從斜杠到垂類，不過十年，曾經被鼓勵的，如今卻被嫌棄。

這不是青年第一次面臨標準的變化。從革命青年到知識青年，從奮斗青年再到躺平青年，“青年”這個詞本身，就經歷了一次次被命名、被改造的過程。每一代年輕人，都曾接過一個被社會遞來的標簽。“青年”究竟是誰的青年？

01 青年是近代的發明

要理解今天的青年話語，還需要從這個詞的起點說起。

在傳統中國，年輕人的社會位置由輩分決定，而非年齡。父母在世一天，孩子便是孩子，哪怕后者已年屆五旬。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陳映芳在《“青年”與中國社會的變遷》一書中指出，這種秩序里沒有青年的位置，有的只是尚未承擔成人責任的“幼”與“童”，以及隨時可以被推上家長席位的“子”。青年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群體，誕生于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民族危機與教育變革的交叉點上。現代學校的出現，讓年輕人第一次有了離開家族、在同齡人中間集聚的物理空間；而一次次對外戰爭的失敗，則讓整個社會開始以焦慮的目光打量這些聚集起來的年輕人。

《“青年”與中國的社會變遷》
陳映芳 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7-1

梁啟超1900年寫下《少年中國說》，“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強則國強”。這篇文章常被當作一篇被激勵的文章來閱讀，但它同時透露出另一層意思：年輕人的價值，從一開始就不是從他們自身生長出來的，而是由社會的需要從外部賦予的。陳映芳在《“青年”與中國社會的變遷》中將這種邏輯稱為青年的“有用性”，“人們并不是從對年輕人的特性、欲求和權利的認知出發對年輕人這個年齡群體作出高度評價……（而是從）社會的需要出發承認他們的價值。”

1915年，陳獨秀創辦《新青年》。在發刊詞里，他用六組對照勾勒出那個時代的青年模板。每一個“是什么”的背后，都跟著一個“不是什么”。青年被給予了一種身份，同時也被告知這種身份的使用規范。這一規范始終以反抗為主題，也延伸到了之后的五四運動和革命之中。

敬告青年海報（圖源：優酷）

五四時期的激進青年，反的是父權、封建禮教與一切舊權威。南京大學教授周曉虹在《中國青年的歷史蛻變：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視角》一文中，將這一代人的行動邏輯概括為“對一切權威的否定和蔑視”。隨后在救亡圖存的歷史壓力下，這份反抗逐漸被重新定向。個人本位與自由傾向在更大的集體敘事面前不斷收窄，青年話語轉向服務于新的組織目標，激進青年轉為了革命青年。

1949年之后，這一轉向在制度層面得到全面鞏固。國家對青年的角色規范相當明確：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的價值觀，忠誠、獻身的革命精神。這些規范不只停留在口號層面，也通過一整套制度裝置持續生產和維系。青年被組織進共青團、民兵與各類青年突擊隊；各級媒體持續報道青年榜樣的事跡；晉升與榮譽的評定，參考“積極分子”的選拔標準；個人的政治表現被記入檔案，跟隨一生。

這套規訓體系本身存在內部張力。陳映芳指出，革命青年的“反抗”，是以對最高政治權威的服從為前提的。周曉虹進一步指出，此時“‘革命’已經完全失去了原先的‘反抗’詞義，成為服從新秩序、在日常生活中循規蹈矩的同義詞”。

02 官方話語與青年話語的交錯

如果翻翻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青年》，會發現一件有點奇怪的事：雜志還在，榜樣故事還在，但年輕人開始用另一套語言談論自己的生活——下海、出國、炒股。那些榜樣故事里的詞匯，和街上真實發生的事情，越來越像兩個平行世界。

曾經那套高度統一的、以意識形態性為主要性格的青年角色開始失效，這或許就是陳映芳稱之為“青年解體”時想描述的東西。在過去，支撐青年話語的，是統一分配工作、統一組織生活、統一輸出價值的總體性社會結構。市場化打破了這個結構，個體開始自己找工作、自己選擇生活方式。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安東尼·吉登斯和斯科特·拉什在《自反性現代化》一書中解釋道，在晚期現代社會，福利國家、教育、勞動力市場等制度形式仍在運作，但“制度在其程序和基礎中正變得不真實，因而依賴于個人。”

《自反性現代化：現代社會秩序中的政治、傳統與美學》
[德]烏爾里希?貝克 [英]安東尼?吉登斯 [英]斯科特?拉什 著 趙文書 譯
商務印書館 2014-9

這個被壓抑已久的個體維度，最早以一種幾乎是集體宣泄的方式出現。1980年5月，《中國青年》雜志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題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信的開頭，作者寫道：“我今年二十三歲，應該說才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不復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盡頭。”她在信中坦白一代年輕人在理想破滅后的真實困惑，質疑長期以來灌輸的利他主義價值觀，最終得出的結論：“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

這些話在現在看來，或許不足為奇，但對當時不經意讀到這封信的人來說，“這是一顆真實的、不加任何粉飾的信號彈，赤裸裸地打入生活，引起反響。”太原讀者賀海毅這樣評價道。據新華網報道，雜志發行后第三天，編輯部收到第一批讀者來信；兩周后，每天來信量突破一千封；到年底，總量超過六萬封。有讀者說讀到曉潘來信后，自己的第一反應是“觸電”“感覺有一顆炸彈在心里爆炸”“渾身顫栗，激動得流淚”；也有許多讀者懷疑這是個“圈套”，是為了引誘青年談出真實想法；還有人擔心《中國青年》“弄不好要挨批評”。

事實上，“潘曉”并不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人。這封信由編輯馬笑冬執筆，主要取材自紡織女工黃曉菊長達八千字的來稿，又糅入了大學生潘祎的一些話，連筆名“潘曉”，也是從兩人姓名里各取一字拼成的。編輯馬麗珍告訴新華社記者，潘曉來信“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青年思潮”，是一份“思想典型材料”。其所講述的不只是一個人的故事，而是一代人的故事。

此后，青年話語的變動沿著兩條主線展開。

一條是青年自身的分化。隨著市場經濟發展，青年圖譜日趨多樣化，青年內部的差異越來越大。2000年代前后興起于中西部小城鎮和工廠區的殺馬特文化，便反映了這種青年話語圈層化的趨勢。其用夸張的發型和造型，宣示著與主流審美的決裂，吸引那些既無法融入城市中產文化、也不愿沉默的年輕工人。他們和“追星族”“二次元”有著各自不同的圈層語言和歸屬坐標，彼此之間未必相通。越來越多這樣的圈層出現，意味著越來越難僅僅用一個詞來概括所有年輕人。

紀錄片《殺馬特我愛你》海報（圖源：豆瓣）

另一條，則是官方話語的持續調適。新媒體時代，這種調適更為主動，也更注重形式上的親和力。從報紙到電視，再到微博、B站，媒介每更新一代，官方話語就嘗試在新的平臺上重新接觸年輕人。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吳小英在《80后青年話語的建構與表達》一文中指出，“青年話語包含兩層含義：一是主流話語中對青年的建構和定位，二是青年自身的話語表達……二者之間此消彼長，前一種話語往往因其權力作用而壓制后一種話語的存在，而后者在特定文化情境下能夠逐漸擴展自己的生存空間，并對前者產生滲透。”

03 變化的詞與焦慮的青年

2020年五四青年節，B站與多家主流媒體聯合發布演講視頻《后浪》，試圖用年輕人喜歡的語言和平臺，重新為青年注入理想主義想象。在視頻里，青年潛水、旅行、擊劍、穿漢服，朝氣蓬勃，熱愛生活。

但輿論的反應卻是分裂的。有人認為這一視頻令人動容，也有許多年輕人指出，視頻里的“后浪”代表的是少數擁有優渥條件的青年，而更多人面對的是租房壓力、就業焦慮和沒有盡頭的內卷。

《后浪》視頻截圖（圖源：嗶哩嗶哩）

事實上，就在《后浪》發布的前一年，“996”已經在網絡上引發大規模討論。視頻發布后的第二年，百度貼吧出現了一篇題為《躺平即是正義》的帖子。作者“好心的旅行家”在帖子里寫道，“躺平就是我的智者運動，只有躺平，人才是萬物的尺度。”

回顧歷史，這樣的落差并不新鮮。“四十年前，一個人被評價為‘文學/文藝青年’，他會非常驕傲，這說明他的精神境界比普羅大眾高出很多。但現在‘文青’變成了被嘲諷的對象。”在一場文學活動中，主持人駱新這樣感慨道。如今的“斜杠青年”一詞，亦在重演類似的軌跡。

2016年，人民網發文介紹“斜杠”這一來自《紐約時報》專欄的新概念，并稱“斜杠青年”為“職業定位新趨勢”；2018年，山東大學秋招雙選會上，用人單位明確表示，擁有復合型能力和多元身份素養的“斜杠青年”是"搶手的香餑餑”。時間來到2025年，公眾號正面連接的報道記錄了這樣的求職現實：崗位之間有壁，運營和策劃不能跨，游戲品類之間也不互通；“垂直簡歷”成為硬通貨，至少要有兩段強相關實習才算夠用。

2021年北京一場線下招聘會 攝影：匡達 圖源：界面圖庫

從表面上看，上述兩個詞匯的被否定各有其背景。但追根究底，它們反映的是相似的結構。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指出，現代權力的核心機制之一是“規范化裁決”：社會通過建立標準來區分正常與偏差，讓個體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將外部要求內化為自我管理。經濟上行期，新興業態的急速發展為多元身份提供了生存土壤；而市場收緊后，就業話語開始強調專精與深耕。標準在變化，青年很難預判，下一個階段自己該被塑造成哪一種人。前文所述的《自反性現代化》對此有更具體的描述：在教育擴張和勞動力市場靈活化等結構性變遷下，機會和風險都被個體化，個體被要求把自己塑造為可雇傭、可流動的主體。“所有這些要求并不會帶來任何東西，只是善意地要求個人把自身構筑為一個個體，并要求個人進行計劃、理解、設計和行動——或者在失敗的情況下忍受自己造成的后果。”

上述邏輯適用于所有人，但青年所承受的，或許比其他群體更難消化。陳映芳的分析提供了一個更深的解釋。如她在前文所指出的，青年被社會認可的理由，在于對國家和民族的有用性。一旦社會轉換，制度支配的價值發生變化，外在的否定便直接引發意義危機。文青如此，斜杠青年如此，每一代年輕人，都可能如此。

所以，青年的焦慮，從來不只是青年自己的問題。那些流行又消逝的標簽，更像是社會在不同時期對自身需求的投射。青年自己，也在這場爭奪中，企圖用“躺平”和“脆皮”來守住一點屬于自己的表達空間。

參考文獻：

新周刊：《那些關于“斜杠青年”的粉紅泡泡，該戳破了》，https://mp.weixin.qq.com/s/tZH6ZX3mg1I1e1T9UYcuJQ

周曉虹：2015，《中國青年的歷史蛻變：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視角》，《江蘇社會科學》第6期。

鳳凰網：轉載新華網：《史海：1980年引發全國關注的“潘曉討論”》，https://news.ifeng.com/c/7fYpMNgujAz

吳小英：2013，《80 后青年話語的建構與表達》，李春玲主編《境遇、態度與社會轉型：80 后青年的社會學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澎湃新聞：《網絡時代，“文學青年”是一個貶義詞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281178

人民網：《“斜杠青年”，為啥越來越多了？》，https://mp.weixin.qq.com/s/sTQYLZ9DmHLFnA8k3G096w

濟南教育電視臺新聞中心：《教育新聞丨啥樣人才最吃香？“斜杠青年”受追捧》，https://mp.weixin.qq.com/s/xB6surfO6iL6KjEDHfWNZQ

躺平-維基百科（中文），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A%BA%E5%B9%B3

正面連接：《我在秋招當“偽人”》，https://mp.weixin.qq.com/s/JWFTuXTptrOfiDCRRz5m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