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特朗普訪華的“全球錢袋子”芬克：華爾街權力中樞是如何煉成的

特朗普訪華，表面上看是一次國家元首之間的高規格外交行程；但真正值得觀察的，往往還藏在隨行名單里。

這份名單中，既有掌管萬億美元資產的華爾街巨頭，也有影響全球航空、糧食、芯片、支付、社交網絡和生命科學產業鏈的公司掌門人。他們不是普通意義上的“企業代表”，而是美國商業權力結構中最核心的一批人：有人從小鎮青年成長為資本帝國締造者，有人從工程師一路登上全球科技公司的最高位置，有人以金融手腕重塑華爾街，也有人執掌著橫跨中美貿易、制造、數據和資本市場的關鍵節點。

特朗普訪華帶來的不只是外交新聞，更是一張美國商業權力的側影。誰能隨行，說明誰的行業足夠重要；誰被安排在聚光燈下，也說明誰的公司與中美關系、全球供應鏈和未來商業秩序緊密相連。

本系列將聚焦隨特朗普訪華的企業領袖，講述他們如何崛起、如何掌權、如何塑造各自行業，也觀察他們為何會出現在這趟備受關注的訪華行程中。透過這些CEO的人物故事，我們看到的，不只是個人命運，更是資本、科技、制造、金融與地緣政治交織下的商業世界。

這個系列的第一篇，我們從貝萊德集團 CEO 拉里·芬克（Larry Fink）說起。

2026年1月，瑞士達沃斯。

世界經濟論壇的圓桌上，坐著兩個全球最炙手可熱的男人。黃仁勛剛剛講完英偉達的AI帝國，拉里·芬克接過話頭，半開玩笑地說了一句：

“英偉達自上市以來年化收益率是37%，我們貝萊德是21%。”

臺下一片笑聲。

但沒有人覺得這只是一句玩笑。芬克說這話時底氣十足——他掌管的貝萊德，是全球規模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管理著14萬億美元的資產。這個數字，超過了中國一年的GDP。

幾個月后的2026年5月，芬克隨特朗普踏上訪華之旅，是這支16人CEO團里最受矚目的金融面孔。他之所以坐在這里，既因為貝萊德在中國的深度布局，也因為他已經是特朗普最信任的華爾街顧問之一。這段關系，有一個出人意料的起點。

但很少有人知道，這一切，都是從一次巨虧開始的。

一、父親的鞋店，和一個不算聰明的孩子

1952年，拉里·芬克出生在洛杉磯北部的圣費爾南多谷，一個普通的猶太裔家庭。

父親開了一家鞋店，母親在當地大學教英文。家里不窮，也談不上富裕。芬克從小就在父親的店里幫忙，學會了和形形色色的顧客打交道，但在父母眼里，他并不是那個“更聰明的孩子”，那個頭銜屬于他哥哥斯蒂夫。

芬克考上了UCLA，讀政治學。他真正想做的是房地產金融，當時加州的樓市如日中天，這是他看得見的財富之路。

改變他命運的，是一個教授無意間的一句話。

那位教授在課后隨口說，你這個學生不錯，要不要去華爾街試試？然后給他寫了封推薦信，推薦他去面試第一波士頓（FirstBoston）。

就這樣，一個鞋店老板的兒子，陰差陽錯地走進了華爾街。

二、最年輕的合伙人，和那場決定命運的失敗

芬克入行的時機，好得近乎荒誕。

1970年代末，美國利率高企，通貨膨脹肆虐，整個債券市場亂成一鍋粥。但芬克嗅到了機會：他盯上了一個當時幾乎沒人看得懂的新玩意兒——抵押貸款支持證券（MBS）。

簡單說，就是把老百姓的房貸打包成金融產品拿去賣。芬克用幾年時間，硬是把它做成了第一波士頓的拳頭業務，他的部門每年為公司帶來數億美元的收益。28歲那年，他成為第一波士頓歷史上最年輕的合伙人。

沒有人懷疑，這個年輕人是天才。包括他自己。

然后，1986年的夏天來了。

芬克判斷利率將保持穩定，大量建倉。美聯儲隨后連續兩次降息，沒有任何預警，沒有任何鋪墊。芬克的倉位措手不及，單季虧損1億美元。

消息傳遍第一波士頓的每一層樓。

他后來回憶說，那段日子最難熬的，是公司里的人對他態度的變化。“即使在電梯里，也沒有人想見到我。”以前蜂擁而至的同事，突然間都消失了。公司開始對他進行“全盤否定”，好像他之前為公司創造的所有利潤，從來就不存在一樣。

芬克說：“我此前從來沒有想過要離開第一波士頓，但我不會原諒他們突然間對我的全盤否定，并忘記了我曾為他們帶來了多少收益。”

兩年后，他離開了。

但這次失敗，在他心里種下了一顆種子。他意識到，任何投資系統，如果沒有對風險的極致敬畏，都只是在賭博。

三、500萬美元，一間轉租來的辦公室

1988年，離開第一波士頓的芬克，背著那次巨虧的標簽，走投無路。

這時候，一個人向他伸出了手。史蒂芬·施瓦茨曼（蘇世民），黑石集團的創始人，給了芬克一個提議：黑石出資500萬美元作為信貸額度，換取新公司50%的股權。辦公室，是從貝爾斯登那里轉租來的一間交易室。就這些，沒了。

芬克后來說：“當時我沒有信心建立自己的投資公司，他們比我自己還相信我。”

新公司起名叫Blackstone Financial Management，一半是因為黑石（Blackstone），一半是因為芬克（Fink，德語里是“芬克鳥”的意思）。這家公司后來改名為貝萊德（BlackRock）。

起點，就是這么寒酸。

但芬克有一樣東西，是同行沒有的：那1億美元虧損換來的教訓。

他在新公司里，第一件事就是造系統。一套專門用來實時監控、計算和管理風險的計算機系統，他給它起了個名字：阿拉丁（Aladdin）。

資產、負債、債務和衍生品投資網絡——這套系統能做到的，是讓每一筆投資的風險，都無處遁形。

在此后的幾年里，貝萊德用這套系統幫客戶管理錢，管理資產規模從最初的12億美元，六年翻了44倍，到1994年達到530億美元。

四、開車路上的靈感，和那場“一石三鳥”的并購

蘇世民后來怎么樣了？

1994年，因為股權和控制權的矛盾，黑石出售了持有的貝萊德股份。蘇世民后來在自己的回憶錄里，把這件事稱為“英勇的錯誤（heroicmistake）”。他們用那點股權換來的錢，是微不足道的。而芬克，則帶著貝萊德走向了另一個量級。

1999年，貝萊德上市。

2006年的一天，芬克開車從紐約前往新澤西，路上突然冒出一個念頭：要不要合并美林證券的投資管理業務？

這個念頭讓他興奮起來。他在車里盤算了一路——合并美林可以“一石三鳥”：削減最大股東PNC的控制權，讓美林少拿股份，同時讓自己牢牢掌控新公司。

他沒有拖。五周內，并購談判的框架就確定了。一家管理近萬億美元資產的新貝萊德，誕生了。

2008年金融危機，雷曼兄弟轟然倒塌，整個華爾街惶惶不可終日。美國政府找來的救火顧問，是貝萊德。芬克的阿拉丁系統，成了政府評估危機資產的工具。貝萊德的聲望，在這場危機里不降反升。

2009年，貝萊德收購了巴克萊全球投資者（BGI），一躍成為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

五、連對手都在用他的系統

今天，阿拉丁系統管理的資產，已經超過了21萬億美元。

注意，這個數字，是它幫別人管理風險的資產規模。全球的養老金、保險公司，甚至貝萊德的競爭對手，都在用貝萊德的阿拉丁系統來管理風險。

就好比你在參加一場馬拉松，但跑道是你修的，計時器是你造的，連裁判用的規則手冊，也是你寫的。

有人把阿拉丁稱為“全球金融市場的操作系統”。芬克對此不置可否，但他說過一句話，可以理解為他的答案：“我們最重要的事，就是決不偏離這套準則。”

那套準則，從1986年那次1億美元的虧損里生長出來，至今沒變。

六、他是怎么贏得特朗普的信任的

在這支訪華CEO團里，芬克是最特殊的一個。

他自稱“保守派民主黨人”，和特朗普的關系，外界一度覺得是兩個世界的人。但這段關系，早在特朗普第一次入主白宮時就已經建立了。

那時候，特朗普是貝萊德的私人客戶。他親口說過：“拉里為我做得很好，他管理了我的很多資金，給我帶來了很好的回報。”

真正讓這段關系升華的，是2025年3月的一個電話。

特朗普就職后揚言要“奪回巴拿馬運河”，白宮和巴拿馬之間劍拔弩張。芬克主動聯系白宮，告訴他們：如果讓貝萊德來安排交易，就不需要美國動用武力。隨后，芬克親自向特朗普、財長貝森特、國務卿魯比奧做簡報，促成了一筆228億美元的港口收購交易。

特朗普公開表態：“相比于一家中國公司，我寧愿與貝萊德打交道，貝萊德很好。”

《華爾街日報》專門發文，標題是《貝萊德的拉里·芬克是如何贏得特朗普信任的》。

這就是芬克為什么能坐在這支訪華團里的原因。他不只是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的掌門人，他還是特朗普在金融世界里最信任的那個人。

七、他在中國押注了什么

芬克對中國的判斷，從來沒有隨著政治風向搖擺過。

這讓他付出了代價。2021年，貝萊德內部智庫建議全球投資者增加對中國的投資，投資界教父喬治·索羅斯公開炮轟，稱此舉“危險”且“悲劇性地判斷錯誤”。芬克沒有退讓，予以反擊。

他的邏輯很簡單：錢不講意識形態。

貝萊德早在2020年就拿到了中國首張外資全資控股的公募基金牌照。2021年第一只公募基金上市，募集了66.8億元人民幣，超過11萬名投資者認購，提前結束募集。今天，貝萊德在中國的持倉版圖里，有比亞迪、中國石化、人保財險，橫跨新能源、能源、金融多個領域。

2026年1月，達沃斯，芬克說出了那句話：“如果西方經濟體無法開展協作，最終勝出的將會是中國。”

這是一位管著14萬億美元的人，對全球資金流向做出的判斷。

在達沃斯那場對話里，芬克說了一段話：

“投資標普500指數的每1美元，20年可以增長8倍多。但如果你錯過了這20年里僅僅10個最佳交易日，總回報將不到原來的一半。”

這是他對市場的理解，也是他的人生哲學。

1986年那次巨虧，是他職業生涯里最慘烈的一課。

但也正是因為那一課，他建立了阿拉丁，建立了貝萊德，建立了一個14萬億美元的帝國。

一個鞋店老板的兒子，靠著一次失敗，成了這個星球上最有權勢的金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