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查以色列戰爭罪，國際檢察官遭英美政客威脅：再查就斷你資金

首席檢察官稱，他正面對一套專門針對自己的“汗式程序”，意在將他免職。他還警告說，世界正面臨一個選擇：是接受赤裸裸的強權，還是堅持法治。

國際刑事法院首席檢察官卡里姆·汗指控稱，法院治理機構中的一些成員正發動一場“危險”且帶有偏見的行動，試圖借助毫無根據的性行為不端指控，以及他對以色列涉嫌戰爭罪的調查，將他趕下臺。

卡里姆·汗在接受《中東之眼》獨家采訪時表示，在推動對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及其前國防部長發出逮捕令的過程中，他遭遇了極不尋常的恐嚇和壓力，其中包括英國前外交大臣戴維·卡梅倫和美國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發出的威脅。

他指責締約國大會主席團成員無視一項由他們委托聯合國開展的調查結果，從而破壞了最基本的法律原則。負責審查該調查結論的法官認定，沒有證據表明他存在不當行為。

汗說，在針對他的投訴調查期間，他并未像此前面臨不當行為指控的其他法院官員那樣獲得匿名保護，因為主席團主席向媒體確認了他的姓名。“為什么我會受到如此不同的對待？”他問道。“這是一套‘為汗量身打造的程序’。它就是專門針對我的。”

他警告說，針對他的持續行動已將法院帶入“前所未有的領域”，這可能開創一個危險先例：通過政治壓力罷免民選官員。

汗對《中東之眼》說：“如果一個程序可以被操縱、被扭曲、被破壞，只因為各國任命的代表和外交官出于某種原因自以為比別人更懂，那么這就會成為一個模板——無論現在還是將來，任何民選官員都可能因虛假、站不住腳、捏造或毫無根據的理由被趕下臺。”

汗因相關指控已被無限期停職近一年，而他始終堅決否認這些指控。今年3月，《中東之眼》曾報道，由締約國大會主席團任命、負責審查聯合國內部監督事務廳調查的法官小組認定，沒有證據表明汗存在“行為不端或失職”。

但在一次主席團會議上，一批以西方和歐洲國家為主的國家投票決定無視法官小組的結論，并重新調查此案。此后，這位檢察官至今仍未恢復履職。

在整個調查期間，汗一直保持沉默。如今，他決定公開發聲。汗本周早些時候對《中東之眼》表示，他批評主席團主席、芬蘭外交官派維·考科蘭塔向媒體披露自己正因性行為不端接受調查。他還指控締約國大會兩名副主席中的一人，在完全不符合正當程序的情況下與指控他的女子會面。

他說，過去接受調查的法官和檢察官都享有“完整的保密權利”。2024年10月，《星期日郵報》報道稱，締約國大會主席考科蘭塔在一份聲明中確認，針對汗的指控已經提出。此后，締約國大會又將同一份聲明發布在其網站上。

汗說，這“違反了保密義務”。他還說：“我認為，那位副主席與投訴人見了面，這完全不符合正當程序。”

去年10月，《中東之眼》曾報道，擔任締約國大會副主席的波蘭外交官瑪格麗塔·卡桑加納，在締約國大會領導主席團決定將調查外包給聯合國之前，曾與提出投訴的女子會面并討論此案。

汗對《中東之眼》說：“我確實要求三個人回避。其中一人自愿回避。至于另外兩人，我隨后向主席團提出申請，基于多個不同理由要求取消他們的資格。“主席團用一份簡短決定駁回了申請。但我有擔憂，我的律師也有擔憂。我們提出申請，是因為基于我們給出的理由，確實存在明顯的偏見疑慮。”

《中東之眼》了解到，汗如今已提交了聯合國內部監督事務廳前助理秘書長本·斯旺森的證詞。該機構正是調查汗的機構。

斯旺森于2025年2月離職，因此他在任時間與針對汗的調查有所重疊。這項調查始于2024年末。斯旺森說：“無論是內部監督事務廳的調查報告，還是其基礎材料，都不足以在所要求的證明標準下支持任何關于行為不端的認定。”

那么，外界認為在職場騷擾案件中采用“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過高，汗如何回應？汗說，正是締約國大會主席團設定了這一標準。

他對《中東之眼》說：“法官適用的標準，就是政治主席團交給他們的標準。“這一標準在法院歷史上適用于每一名工作人員、每一名民選官員。”

汗表示，他不確定主席團下一步會怎么做。“我認為內部并沒有統一意見。比如，我們已經看到，第一次出現了不是以協商一致方式作出的決定。至少據報道，一些國家反對開啟這一新的后續階段。他們認為此事應當結案，主席團整體應當遵循法官的意見。”

如果至少三分之二成員維持“嚴重不當行為”的指控，締約國大會成員還可舉行第二輪投票決定是否將其免職，而這需要至少63票的絕對多數。

汗表示，如果自己被免職，他將向國際勞工組織行政法庭提出上訴，要求審查整個程序是否公正。

汗認為，主席團的程序“似乎正從法律問題滑向政治考量”。“通常來說，我愿意假定各方是出于善意。我認為大多數國家都想做正確的事，除非存在某種我并不了解的相反激勵或壓力。”

針對汗的調查，是在一場不斷升級的恐嚇行動背景下展開的。這場行動的目標不僅是這位檢察官本人，也包括國際刑事法院。原因在于，他的辦公室試圖就加沙戰爭中的戰爭罪起訴以色列領導人。

2024年5月，他申請對內塔尼亞胡及其時任國防部長約阿夫·加蘭特發出逮捕令。法院于當年11月簽發了逮捕令。此后，汗、他的兩名副手以及多名法官都遭到了美國制裁。

去年5月，汗開始休假。他說，在調查進行期間，“我完全沒有和任何媒體說過話”。但保持沉默真的是正確策略嗎？

汗告訴《中東之眼》，他收到信息稱，俄羅斯和以色列情報機構正在對他進行嚴密監視。他已通知有關部門，但無法進一步置評。“我沒有受過反間諜訓練。我也沒見過有人跟蹤我。我不會知道。”他說。

他證實，美國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曾威脅稱，如果他申請逮捕令，就會遭到制裁。“那次談話原本相當客氣，直到他說，‘如果你做了我聽說你打算做的事，就會有某些后果。’”

他還談到自己在2024年4月23日與卡梅倫的一次通話。汗稱，卡梅倫當時威脅說，如果法院繼續推動針對以色列官員的逮捕令，英國將退出國際刑事法院并停止向其提供資金。

這通電話最早由《中東之眼》在去年6月披露。汗說，卡梅倫曾告訴他，“如果我們按照他所聽說的那種方式繼續推進，那我就是失去判斷，或者至少會被認為失去判斷了”。“他提出了不少問題，也向我傳達了一些后果，或者說可能出現的后果。那是一場艱難的談話。”

汗還談到了國際刑事法院的使命及其工作方式。眼下，這家機構正被迫在一個日益敵對的環境中運轉。

談到自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于2025年1月重返白宮以來法院面臨的不斷加大的壓力時，汗說：“我想我是第一個被制裁的人。特朗普剛上臺時，2025年2月我就成了‘試驗品’。到了8月，我的副手

們也被制裁了。“再往后，一些巴勒斯坦非政府組織，以及像弗蘭切斯卡·阿爾巴內塞這樣的特別報告員，也遭到了針對。美國這樣做，當然是為了造成傷害，為了勸阻，為了迫使各方接受他們偏好的選項，也就是不要在巴勒斯坦展開調查。”

汗并不是第一位引發華盛頓不滿的首席檢察官。

他的前任法圖·本蘇達和另一名法院官員，也曾在2020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內因調查美國涉嫌在阿富汗犯下的戰爭罪而被列入美國制裁名單，不過在喬·拜登擔任總統期間已被移出名單。

汗認為，“法官、機構本身以及許多工作人員身上，都有一種韌性。他們會意識到……這不是關乎我們自己，而是關乎受害者。所以我們會繼續往前走”。

他說，像國際刑事法院這樣的機構，長期以來被一些人批評主要聚焦于調查和起訴發生在非洲的危害人類罪；西方領導人也正面臨來自全球南方國家的審視。那些國家懷疑，關于法治的漂亮話是否真的被一視同仁地適用。

但他表示，這些都不足以成為放棄國際司法理想的理由。“這恰恰是一個理由，促使我們做得更好，”他說，“也促使世界各地的人作出一個非常個人化的決定。“他們是希望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個由赤裸裸強權支配的世界，還是生活在一個由法律規范的世界？”

汗認為，正義“太重要了，不能只交給律師。它也太重要了，不能只交給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甚至不能只交給國際刑事法院法官。“每個人都應該說，自己在正義問題上有切身利益，不管他是否直接受到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