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雨刮器在擋風玻璃上發出沉悶的橡膠摩擦聲，車廂里沒有開音樂，只有輪胎碾過積水路面時單調的白噪音。我雙手握著方向盤，視線穿過蒙蒙細雨，盯著前方灰蒙蒙的省道。副駕駛的座位空著，上面放著我妻子早上起來裝好的保溫杯，還有一套嶄新的、剪了吊牌的深灰色中老年羽絨服。
十二年前我大伯因為經濟犯罪被判入獄。那天，是他刑滿釋放的日子。
家族的微信群“相親相愛一家人”已經死寂了整整一個星期。平時在這個群里，大姑喜歡發養生文章，小叔喜歡轉發國際時政，我爸每天雷打不動地分享他晨練的照片。可自從進入那個月后，群里的消息就越來越少，直到徹底沒人說話。每個人心里都清楚那個日子，但每個人都在裝傻。
去接我大伯之前，我特意回了一趟父母家。我爸坐在沙發上看電視，抗日神劇的音量開得震天響。我走過去，遞給他一根煙，沒有繞彎子：“爸，明天十五號，大伯出來。咱們一塊去接一下他吧。”
我爸接過煙的手明顯抖了一下，那根煙掉在了茶幾上。他沒有去撿，也沒有看我，而是死死盯著電視屏幕，清了清嗓子說：“我這兩天風濕犯了，腿疼得厲害，坐不了長途車。你自己去吧，接到人……接到人就在那邊給他找個便宜點的旅館住下，讓他找個工作以后好好做人。”
大姑的借口是孫子今天鋼琴考級，她得去陪考；小叔干脆沒接我的電話，只在微信上回了一句“公司年底查賬，走不開”。
我看著我爸那張因為心虛而有些漲紅的臉，心里涌起一股難以名狀的悲涼。十二年前的大伯，是我們這個家族絕對的頂梁柱。他腦子活絡，膽子大，九十年代初就下海包工程，后來做建材生意發了家。那時候，大姑家買房子的首付是他墊的，小叔找工作托關系也是他一手包辦的。那時候的家族聚會，大伯永遠坐在主位，聲音洪亮，出手闊綽，每個人都圍著他轉。
后來生意失敗，資金鏈斷裂，大伯在一夜之間從身價千萬的暴發戶變成了階下囚。樹倒猢猻散，這句老話在我們家體現得淋漓盡致。墻倒眾人推也就罷了，最讓人寒心的是，這十二年來，去監獄探視過他的，只有我一個人。他們怕他，怕這個一無所有、背著案底的六旬老人出來后，會成為扒在他們身上吸血的螞蟥。
車子下了高速，拐進了一條坑洼不平的土路。道路盡頭，是高聳的灰色圍墻和纏繞著生銹鐵絲網的高壓電網。
我在探視家屬等待區停下車。初冬的風夾著冷雨，吹得人骨頭縫里發寒。高大的黑色鐵門緊閉著，旁邊的小門前站著幾個和我一樣等待的人。沒有鮮花，沒有橫幅，氣氛壓抑得像是一場沒有遺體的告別儀式。
上午十點半，伴隨著沉重的金屬摩擦聲，那扇小鐵門緩緩開了一道縫。
一個佝僂著背的身影從陰影里走了出來。他手里提著一個極其簡陋的紅白藍相間的塑料編織袋，身上穿著一件明顯大了一號的舊夾克，腳上是一雙磨得發白的黑布鞋。他走出大門，站在冷風中，茫然地四下張望。他沒有戴眼鏡，瞇著眼睛看著外面的世界，像是一個剛剛從漫長冬眠中蘇醒、對一切都感到畏懼的老獸。
我推開車門，踩著泥水大步走過去，眼睛在看清他面容的那一瞬間猛地酸澀起來。
那是我的大伯，那個曾經能喝一斤白酒、拍著桌子指點江山的男人。他頭發全白了，稀稀拉拉地貼在頭皮上；臉上的皺紋深得像刀刻的一樣，眼窩深陷，背駝得像背著一座看不見的山。他整個人縮水了一大圈，看起來像個七十多歲的老頭。
“大伯。”我走到他面前，聲音有些發啞。
他渾身一顫，猛地轉過頭死死盯著我。渾濁的眼睛里先是閃過一絲警惕，隨后慢慢聚焦，看清了我的臉。他的嘴唇劇烈地哆嗦起來，干癟的臉頰肌肉抽動著，想笑，卻比哭還難看。
“小……小輝啊。”他的聲音像砂紙打磨過一樣粗糙嘶啞，“你怎么來了？今天不是周末，你不上班啊？”
他一邊說，一邊下意識地把手里那個破舊的編織袋往身后藏，似乎怕那東西弄臟了我的眼。
“我請假了。”我一把搶過他手里的編織袋，很輕，里面大概只有幾件舊衣服。“走，回家。”
大伯站在原地沒動。他的目光越過我的肩膀，看向我身后那輛黑色的轎車，又看向空蕩蕩的馬路。他是在找人，我知道他在找誰，但我實在不忍心把殘酷的真相赤裸裸地擺在他面前。
“天氣不好，我爸他們腿腳不方便，大姑和小叔都有急事……”我結結巴巴地撒著謊，連我自己都覺得這套說辭拙劣得可笑。
大伯看了我很久，眼神里的光一點一點地黯淡下去，最后化作一聲極其輕微的嘆息。他擺了擺手，嘴角扯出一個苦澀的弧度：“我知道，我知道。大家都挺好的就行，我這樣子，晦氣，不怪他們。”
我拉開副駕駛的門，讓他上車。他站在車門外，低頭看了看自己沾滿泥水的布鞋，又看了看干凈的真皮座椅，死活不肯坐進去。“別弄臟了你的車，我墊張報紙，有沒有報紙？”
“大伯！”我按住他的肩膀，強行把他按在座位上，拿過那件新買的羽絨服披在他身上，“這是你侄子的車，臟了洗就是了。穿上，車里冷。”
車子重新駛上高速。車廂里安靜得只能聽見空調出風口的聲音。大伯雙手局促地放在膝蓋上，脊背挺得筆直，目光一瞬不瞬地盯著窗外飛馳而過的景色。十二年，外面的世界翻天覆地。他看著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樓、縱橫交錯的高架橋，眼神里充滿了陌生。
“這路……以前是片荒地吧？”他突然指著窗外一片繁華的商業區，小心翼翼地問。
“嗯，那是高新區，五年前建的。”我把保溫杯遞給他，“喝點熱水，我媳婦早上剛泡的紅棗枸杞。”
他雙手接過保溫杯，連聲說著“謝謝”，那份客氣和卑微讓我心里像針扎一樣疼。他喝了一口水，沉默了很久，突然說：“小輝，我進去那年，你剛上大學。一轉眼，你都成家立業了。大伯沒用，沒能喝上你的喜酒，也沒給你包個紅包。”
“大伯，您別說這些。”我握緊方向盤，努力讓聲音保持平穩，“過去的就過去了，以后日子還長。”
中午，我們在服務區停下休息。我帶他去餐廳點了一碗最貴的牛肉面。面端上來，熱氣騰騰的。大伯咽了一口唾沫，拿起筷子，卻把面上那幾塊厚厚的牛肉全挑到了我的碗里。
“你吃，你年輕，每天上班費腦子，多吃肉。”他說得理所當然，仿佛時間倒流回了十五年前，他還是那個帶著我去下館子、把所有好菜都堆到我面前的暴發戶大伯。
我看著自己碗里的牛肉，視線模糊了。“大伯，我三十多了，我不缺肉吃。您自己吃。”我強硬地把牛肉夾回他碗里。他沒再推脫，低下頭，大口大口地吃了起來。他吃得極快，幾乎不咀嚼，連面湯都喝得干干凈凈，一滴不剩。那是監獄生活留下的不可磨滅的印記。
吃完飯，繼續趕路。下午三點，車子駛入了我們所在的市區。
“小輝，在前面那個路口把我放下吧。”大伯突然開口，指著前方一條破舊的老街，“我記得那里有個招待所，以前跑長途的司機都在那住，便宜。我先在那對付幾天，等辦好了身份證，我就去找個看大門或者掃地的活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