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英特殊關系亮紅燈，查爾斯赴美救火，回顧蘇伊士危機曾鬧翻

約翰·肯尼迪和林登·約翰遜總統時期的國家安全顧問麥喬治·邦迪，曾這樣概括“特殊關系”——也就是美國人民與英國人民之間的伙伴關系。

英國國王查爾斯和王后卡米拉4月的國事訪問，為修復關系提供了一個機會。這里所說的英國，更準確地說是包括北愛爾蘭在內的聯合王國，以及英聯邦，也就是昔日的大英帝國。兩國關系此前受損，主要是因為伊朗戰爭。

在位英國君主首次訪美，是1939年6月喬治六世國王和伊麗莎白王后成行。這次訪問，是應富有遠見且頗為高明的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總統之邀。

我們的“特殊關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最黑暗的歲月里，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和首相溫斯頓·丘吉爾正式確立的。1941年8月，兩位領導人在紐芬蘭外海的海軍艦艇上會面。

同年12月，也就是珍珠港遇襲后不久，丘吉爾再次前往白宮與羅斯福會晤，并在美國國會聯席會議上發表講話。

這段英美之間的緊密伙伴關系，形成于二戰歐洲戰場那段令人恐懼又充滿挫敗感的早期階段。盡管其間不時出現緊張和摩擦，這種關系一直延續至今。

這種關系的演變，也凸顯了那場戰爭、冷戰以及后冷戰時代一系列重要事件的影響。

20世紀60年代中期，約翰遜政府極力施壓，要求盟友至少以象征性方式直接參與越南戰爭。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都派出了部隊，兩國當時同為英聯邦成員。

就澳大利亞而言，其投入遠不止象征性參與。英國沒有加入那場戰爭，這一點不難理解。事后看，這個親密盟友的缺席，已是美國軍事升級性質可疑的一個早期信號。

最嚴重的英美關系危機，以及更廣泛的大西洋聯盟危機，并不是當前的中東沖突，而是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英國、法國和以色列當時發動了一場協調一致的突然軍事打擊，試圖從埃及民族主義政府手中重新奪回這條水道及相關領土。

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總統對此完全反對，而且對對方事先沒有協商感到惱火。他的政府迫使這場行動突然停止。此后，再沒有哪場危機如此嚴重地威脅過這一聯盟。

經濟因素強化了聯盟合作。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在20世紀80年代推動的經濟放松管制，至今仍帶來強勁回報。

金絲雀碼頭所在之地，過去是倫敦東部陰沉破敗的碼頭區和工人階級住宅區，如今已轉變為全球商業中心。大量現代摩天大樓主導著城市天際線，周邊還有時尚零售業態相配套。

撒切爾作風強硬，因此得了個“鐵娘子”的綽號。但她大刀闊斧地放松管制、開放經濟，對當代英國的繁榮與實力至關重要。

前首相托尼·布萊爾因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期間忠實支持喬治·沃克·布什政府，付出了高昂的政治代價。

不過，布萊爾在政治上挺了過來，并帶領工黨再次贏得大選。更重要的是，英美軍事同盟以及更廣泛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架構，實際上從未真正受到嚴重威脅。當前難以預測的動蕩局勢，再次凸顯了這一穩定盟友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