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識之士一針見血，1億日本人根本沒意識到，現在有多么危險

國內官方媒體日前刊登了日本媒體人木村知義的采訪，而他提出的那句判斷，在我個人看來，值得當作觀察當下日本的入口。

“對于日本軍備擴張和軍事行動，外界看來無不充滿危險，而日本人自己卻遠未充分意識到這一點。”

這句話可謂是一針見血，可以看出日本國內的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當下日本真正的危險不只在于高市早苗、小泉防衛大臣，也不只在于某一項防衛政策，而在于日本社會正在被實際動員，卻仍然以為自己只是變得“現實”了一點——這就是“被動員而不自知”。

傳統分析常說日本右傾化，甚至說日本社會右傾化。這個說法不是錯。日本確實存在歷史修正主義、排外主義、民族主義、保守鷹派和民粹政治的上升。但如果只說右傾化，就會漏掉更深的一層。

許多日本人并不是主動變成右翼，也不自認為軍國主義者。他們仍然覺得自己是普通人、中間派、現實主義者，甚至是自由派。

他們不一定支持戰爭，不一定討厭外國人，也不一定贊成戰前復古，卻已經接受了動員政治的基本前提：世界很危險，日本必須緊張，中國是威脅，臺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防衛費增加是沒辦法，遠程導彈是現實需要，武器出口是產業政策，媒體反復講危機是負責任。

這比“變右”更危險。變右是意識形態位置變化，被動員則是政治心理狀態變化。

一個人可以價值觀上仍然反戰，社會議題上仍然自由，自我認知上仍然溫和，但只要開始用動員體制提供的語言理解現實，他就已經被帶進去了。

他會說“我不想戰爭，但日本不能太天真”。他會說“我也不喜歡高市，但中國確實危險”。他會說“我支持和平憲法，但安全環境已經變了”。這不是簡單右傾，而是危機敘事對中間層的捕獲。

這種捕獲并非突然發生。

曾有一位NHK出身的日本老人，跟我很形象地評價安倍晉三。他說，第一次安倍政權是“蠢”，第二次安倍政權是“壞”。

這句話當然帶有自由派知識人的諷刺，也帶有老一代媒體人對安倍政治的不滿，但它抓住了安倍政治的變化。

第一次安倍急躁、青澀、意識形態色彩濃，想做事卻做不穩。第二次安倍則完全不同，他變得老練、堅韌、會聽各方意見，也會把真正想做的事情拆成制度工程。

他沒有修成憲法，卻通過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特定秘密保護法、解釋改憲、安保法制，把事實上的動員體制搭了起來。

這正是問題所在。安倍不只是把日本往右推了一點，而是改變了日本國家機器的運行方式。修憲沒有完成，但安全國家化完成了。明文意義上的軍隊國家沒有恢復，但國家、媒體、財政、產業、教育和社會心理，開始越來越圍繞“安全環境嚴峻化”重新排布。

第一次安倍是口號式保守，第二次安倍是制度化保守。所謂“蠢”與“壞”的差別，正在這里：前者只是想沖，后者知道怎么改機器。

新型軍國主義最厲害的地方，正在于它不再一開始就穿軍裝。它穿的是“防衛能力強化”的外衣，是“經濟安全”的外衣，是“防衛產業振興”的外衣，是“同盟協作”的外衣，是“現實主義”的外衣。

舊軍國主義用國家總動員法，新型軍國主義用供應鏈、軍工出口、網絡安全、遠程導彈和太平洋防衛構想。舊軍國主義直接講擴張，新型軍國主義講“周邊環境嚴峻”。

舊軍國主義讓國民上戰場，新型軍國主義先讓企業、媒體、學校、財政、產業和普通人的心理進入準戰時狀態。

高市內閣廢除殺傷性防衛裝備出口限制，把防衛產業作為經濟動力，這不是普通產業政策。它意味著武器出口從戰后禁忌變成增長想象，軍工從和平國家的陰影變成經濟再生的工具。

防衛省部署遠程導彈，設立“太平洋防衛構想室”，小泉防衛大臣強調要針對中國動向強化太平洋一側的廣闊海空域防衛體系，也不是單純技術調整。

它意味著日本防衛范圍正在從本土防衛外推到太平洋縱深，日本正在把自己重新嵌入美國印太戰略，把中國塑造成社會動員的核心對象。

問題在于，日本社會對這種變化的感受是遲鈍的。許多人并不覺得這是危險的軍國主義回潮，而覺得這是“正常國家該有的防衛”。他們沒有意識到，所謂正常化本身已經被動員政治重新定義。

正常國家本應意味著自主判斷、區域協調、歷史反省、民生優先和風險控制。可是高市路線中的正常國家，越來越意味著更強硬的對華姿態、更深的對美依附、更高的防衛預算、更寬的武器出口、更緊的輿論動員和更弱的戰略回旋。

這正是木村知義感嘆的意義。外界看見的是危險，日本內部看見的卻是日常。外界看見日本正在把戰爭準備產業化、制度化、輿論化，日本內部許多人卻只覺得這是對“中國威脅”的正常反應。

外界看見日本正在成為美國對華戰略的前沿節點，日本內部許多人卻還以為這是恢復日本主體性。外界看見新型軍國主義在實際動員，日本內部許多人卻還以為自己只是比較現實。

媒體在這個過程中責任很大。

戰前日本媒體并不是一開始就完全被軍部按著頭宣傳。918事變后，戰爭報道“賣得動”，民族主義能漲發行量，媒體主動卷入戰爭敘事，后來才被國家統制徹底納入動員機器。

今天當然不是戰前，但機制上并非毫無相似之處。中國威脅、臺海有事、朝鮮導彈、俄羅斯動向、外國人問題，被不斷制成日常新聞空氣。

媒體可以批評高市，也可以批評某些右翼失言，但只要不斷重復安全國家的問題設定，就在幫助動員體制擴散。

因此，對日本社會的分析，應當從舊的左右二分，轉向新的動員二分。

一類是鐵桿動員派，也就是本來就強硬、本來就排外、本來就民族主義、本來就歷史修正的人。

另一類是被動員而不自知的中間層，也就是仍然自認為溫和、現實、普通、自由，卻已經接受危機敘事的人。前者是發動機，后者是燃料。

真正讓動員體制成立的，往往不是鐵桿右翼本身，而是中間層開始覺得鐵桿右翼提出的問題“雖然刺耳，但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歷史的危險從來不是一天形成的。戰前日本也不是突然進入戰爭，而是在一次次“不得不”的語言中，被改造成一臺停不下來的機器。

今天日本當然不是1930年代，但它正在重新習慣那套語言：“安全環境嚴峻”，所以軍備必須擴張；“中國威脅存在”，所以社會必須緊張；同盟壓力加大，所以財政必須轉向；經濟不振，所以軍工可以成為增長動力；外部危險逼近，所以個人、企業、媒體和教育都要配合國家。

“日本社會還遠未意識到危險性”這句話之所以沉重，是因為它不是外部批判，而是內部警報。

一個社會最危險的時候，往往不是人人狂熱，而是多數人覺得一切都很正常。

新型軍國主義并不需要每個人都喊口號，它只需要足夠多的人在心里點頭：沒辦法，現實就是這樣。等到“沒辦法”成為社會共識，動員體制就已經完成了最關鍵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