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現東京審判“薩頓檔案”揭露侵華日軍四方面暴行

　　6本寫于約80年前執行東京審判任務期間的日記、數份泛黃的“來自中國的報告”原件，近日入藏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經專家初步研究，這批檔案為東京審判時期美國副檢察官大衛·納爾遜·薩頓的私人遺物，從多方面揭露了侵華日軍暴行。

　　薩頓作為東京審判時期美國副檢察官，于1946年隨國際檢察局團隊來華，負責調查日軍在華戰爭罪行，尤以南京大屠殺證據搜集為重心。在華期間，他曾赴上海、北平、重慶、南京等地調查，搜集大量親歷者證詞、統計資料等，并會晤中國政府官員、傳教士、醫生及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為東京審判準備了關鍵證據。

　　經專家初步研究，這批珍貴檔案從四個方面揭露了侵華日軍暴行：

　　其一，大規模屠殺罪行。薩頓在1946年4月7日的日記中寫道：今日探訪當地一座年久失修、曾在戰火中被炸毀的中國基督教教堂。隨后前往揚子江邊一處執行大規模屠殺的地點，據稱，日軍曾在此使用機槍處決6000名中國人……佐證了日軍大規模屠戮平民與戰俘的史實。

　　薩頓日記中的部分內容。（受訪對象供圖）

　　在南京期間，他還搜集到書面證據，如1946年3月編寫的《1937年日本人大屠殺南京之報告與統計》，里面詳細記載了被殺害與被強奸者的總人數、尸體發現地點等關鍵內容。另一份薩頓提交的報告《暴行摘要——日軍在華所犯反人類罪（丙級戰罪）1937-1945》系統列舉日軍在華實施的強奸、掠奪與惡意破壞等暴行，并指出這些暴行持續時間長、范圍廣，且在日本軍政當局默許乃至授意下進行。

　　其二，殘害平民的暴行。薩頓撰寫的《來自中國的報告：針對平民的南京暴行》共89頁，收錄了27份中國證人的證詞復印件，證詞詳細陳述了目擊者親歷的大規模屠殺、強奸等暴行。這些證詞大多由證人親自提供，由薩頓與同僚實地調查所獲。

　　薩頓撰寫的《來自中國的報告：針對平民的南京暴行》。（受訪對象供圖）

　　其三，對華實施細菌戰。據薩頓日記記載，1946年3月至4月他與同僚在華調查取證期間，已觸及日軍細菌戰罪行線索。1946年3月28日，在重慶與金寶善博士及陳文貴博士等證人會面，會談主題明確記錄為“關于細菌戰”。后來，薩頓在給檢察官基南的信中表示“現在正在中國努力搜集額外的證據”，顯示檢方并未放棄對這一罪行的追究。

　　其四，逼迫中國人種植鴉片。薩頓在日記中寫道，日軍不僅允許鴉片與毒品在占領區流通交易，更通過扶植的中國偽政權加以縱容和鼓勵，目的主要有二：將鴉片貿易作為偽政權的財政收入來源；削弱并摧毀中國人民的健康與抵抗意志。

　　《來自中國的報告：日占區的鴉片和毒品貿易》共41頁，進一步追蹤并勾勒出這條罪惡的鴉片供應鏈，報告同時揭露毒品泛濫對南京市民造成嚴重危害。

　　薩頓撰寫的《來自中國的報告：日占區的鴉片和毒品貿易》。（受訪對象供圖）

　　專家認為，新發現的薩頓日記與系列“來自中國的報告”原件，與現有檔案史料相互印證。“這批檔案作為一手史料原件，是日軍侵華罪行的鐵證。”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專家楊夏鳴說。

　　紙頁泛黃、字跡如刻，那些被時間封存的細節，以無可辯駁的史實力量駁斥著歪曲與遺忘，時刻警示世人銘記戰爭罪責、守護歷史真相。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周峰表示，這些法庭卷宗之外的一手親歷記錄，飽含薩頓對日軍侵華暴行的強烈震撼與對戰爭的深刻反思，使那段民族浩劫以更為直白而確鑿的面貌，永久銘刻于人類記憶之中。（記者蔣芳、邱冰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