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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如此,他還是把自己能付出的最大努力都給了阿爾及利亞,這種投入在別人身上并不多見。即便在最艱難的時期,他也選擇留在這里,面對暗殺和毫無意義的暴力事件。
他從未認真想過離開,盡管他本可以拋下一切走人。他一直留在阿爾及利亞,住在卡卜區的老宅里,照常工作、會友、授課,仿佛什么都沒有發生。
我曾在內戰最激烈的時候,在我位于阿爾及爾的家里問過他:為什么在黑色十年里,你一直留在卡卜區的家中,沒有離開,盡管危險近在眼前?
他深深吸了一口煙斗,長嘆一聲說:“瓦西尼,我并不完全屬于自己,但我屬于這個給了我那么多快樂、善意、關懷,以及許多安全感和信任的民族。我是教師,也是翻譯,但歸根到底,我還是一個信奉上帝為我們寫下命運的宗教人,而宗教人應當在一切事情上都盡量做到完美。我不愿把拋下那些在需要我時愛過我的人的痛苦留在記憶里;即便我腦海里閃過離開的念頭,我也做不到。”他一直留在阿爾及利亞,直到去世。
有一天,他剛翻譯完我的歷史小說《東方的灰燼》時,一邊像往常一樣抽著煙斗,一邊帶著那種短暫的沉思神情說:“瓦西尼,我從這部小說里學到了很多,關于我們這個時代,也關于更早的時代,還關于阿拉伯的悲劇——巴勒斯坦不過是這場悲劇最尖銳的表達。它是阿拉伯偉大悲劇的史詩小說,我已經非常清楚地理解了當今人類崩塌的本質。賽克斯——皮科協定并不是對世界的劃分,而是自那一刻起就在流血的身體上的一道深深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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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家說的話,遠比歷史學家說的話更有力量。他們讓歷史重新有了脈搏,而歷史學家只是在描述一個已經過去、已經死去的時代,仿佛自己與發生過或將要發生的事情毫無關系。小說家不只是寫作,他們還在生活,并帶著我們一起生活,仿佛他們講述的一切就在閱讀的當下發生;我們只有在合上書時,才會發現自己已經被他們講過的內容填滿。”
他說:“我無法接受這種說法。沒有人有權剝奪別人的國籍認同。他當時越過了紅線,我不可能對此保持沉默。”
馬克西爾·布瓦是我多年的朋友,但我和他的翻譯合作,是從《王子之書》開始的。就在他把這部小說的第一章完整譯成法語、并請我提意見的那一刻,我們之間新的合作關系就已經真正形成了。我的看法當然是積極的。他隨后請求獲得整部作品的翻譯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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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法語版我的小說一直由出色的譯者卡特琳·沙里奧在阿克特蘇德出版社翻譯。不過,我還是提醒了他一件重要的事。
我對他說:“親愛的馬克西爾,我不想讓你在沒有事先簽約的情況下白白費力。最好我把你介紹給阿克特蘇德出版社,你們直接就《王子之書》的翻譯達成協議。”事情后來確實就是這樣辦成的,而這也給了我一個機會,把馬克西爾·布瓦作為一位重要譯者介紹給阿克特蘇德出版社,他也理應得到所有的尊重。從那以后,他就成了我在這家老牌出版社里正式登記的法語譯者。
還有一點很難不提。盡管年事已高、身體也有不少毛病,馬克西爾·布瓦在工作上始終忠誠而嚴謹,到了極致。他不會隨便翻譯,必須先對將要投入其中的那段翻譯時間感到踏實,覺得這部作品值得他花時間,值得他投入,也值得他面對那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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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在黑色十年最嚴重的時候,我的小說《蘿莉塔的手指》出版了,按理說本該由他來翻譯,而不是別人。讀完之后,他帶著一大堆意見來找我。他對小說很著迷,但也提出了許多道德上的保留,并要求我刪去很多帶有明確而密集性描寫的段落,因為那些內容涉及恐怖主義背景下的暴力。
我很直接地對他說:“馬克西爾,我知道你深厚的宗教信念會讓你無法翻譯這些段落,但如果刪掉它們,人物結構和小說結構也會失衡。你很清楚,這里的性并不是普通意義上的性,而是對女性所遭受的象征性傷害的極端表達。這種帶有強制意味的性,指向的是小說中某些人物的心理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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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寫的目的,是為了呈現罪行的程度,以及恐怖分子究竟能把罪惡推到什么地步。每當我們以為罪惡已經到底時,下面總還有另一層空洞,而他們會用自己的暴行去填滿它。”我們始終沒有達成一致,但我尊重他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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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講述的不只是已經過去的歷史,也是一段正在危險擴張的時代,把阿拉伯世界的傷口變成了持續撕裂的空間。這部小說分為兩卷,超過1000頁,描繪了阿拉伯世界過去100年的圖景,從賽克斯——皮科協定一直寫到今天。馬克西爾花了將近三年才把它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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