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尸帝國”遇見“死去帝國”，英王訪美是一場“腐爛的擁抱”？

英國君主此次華盛頓之行，表面上是為幫助跨大西洋的“表親”慶祝250年前擺脫其前任喬治三世的統治。當然，做一個有王者風度的失敗者，僅僅是個借口。

現實情況是，正如跨大西洋正統觀念的首要英國傳聲筒《經濟學人》所哀嘆的那樣，查爾斯的使命是從華盛頓與倫敦之間正在沉沒的“特殊關系”中，挽救還能挽救的東西。

這種關系狀況非常糟糕，這一點從英國領導人基爾·斯塔默那種不由自主的、不斷堅持該關系依然存在的姿態中便可一目了然，同時他還強調自己“將繼續激光般聚焦于英國的國家利益”。

的確，這位支持率跌入深淵的斯塔默遭受了如此多特朗普式的典型“捉弄”，以至于如《衛報》所指出的，他或許正在享受“因其相對強硬的回應而獲得的、轉瞬即逝的罕見公眾認可時刻”。

從歷史上看，這種“特殊關系”當然有過更好的時光。它源遠流長，盡管這個詞本身直到1946年才被創造出來，當時溫斯頓·丘吉爾需要一個禮貌的說法來暗示一種帶有利益交換的政治友誼：大英帝國已經破產并在萎縮，倫敦準備屈服于其前美洲殖民者，以換取在針對蘇聯的冷戰初期十字軍東征中，成為其永久特權跟班的新地位。

從歷史上看，歐洲海岸外那個中等大小的島嶼王國，確實為大西洋對岸的那個大陸巨獸奠定了基礎，盡管——為公平對待英國人——這并非有意，而是戰略失誤的結果。反叛殖民者與頑固母國之間的血腥分離（在許多方面確實是一場包括大量奴隸主和奴隸販子在內的競爭寡頭之間的戰爭），已被富有想象力地烘焙進美國自我美化的基石，成為一場獨立與革命戰爭。

誠然，起初英國人確實非常惱怒，并于1812年回來燒毀了白宮。當19世紀60年代美國人自己內戰時，英國的上層階級大多支持南方，即支持美國分裂。但即便如此，倫敦當時也已足夠謹慎，保持了官方中立。

快進半個世紀，那被證明是一個非常明智的決定。當德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爭奪霸權并擊垮了因革命而削弱的俄國時，柏林很可能已經獲勝，或者至少能在西線對抗其主要對手法國和英國時達成僵局和平。而美國的干預，反而確保了德國在1918年的戰敗。

無論如何，正如現實世界發生的那樣，德國（這次也包括日本）進行了第二次爭奪主導權的嘗試，比第一次糟糕得多。同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過度擴張的英國和蓬勃發展的美國不僅站在同一邊，而且形成了一種特別緊密但不平等的關系。

這種模式在隨后的冷戰時期及之后得以延續，美國和英國的間諜與軍人常常合謀推翻合法政府，代之以專制的附庸政權，包括1953年的伊朗、20年后的智利、2003年的伊拉克，以及不久前的敘利亞，僅舉幾例。

簡而言之，丘吉爾本人的美國夢實現了：在帝國瓦解的同時，一個大幅衰落的英國（實際上是一個制造業基礎薄弱、實力受損的中等強國），很大程度上由于找到了作為美國“初級共犯”的新定位，得以持續發揮超越其經濟和地緣政治實力的影響力。

當然也存在部分例外和失誤。例如，英國拒絕派遣軍隊幫助美國打越戰。盡管現在幾乎被遺忘，但在其他方面，倫敦確實始終如一地支持華盛頓那場殘酷而無用的戰爭，盡管是偷偷摸摸的。當然，最大的一次慘敗是1956年的蘇伊士，這是英法以三國對埃及帝國主義式閃電戰的簡寫，當美國和蘇聯將猶太復國主義-殖民主義掠奪者打回原形時，事情就搞砸了。那時，一位英國君主，查爾斯的母親伊麗莎白二世，最終也對華盛頓進行了一次非常微妙的訪問。

而蘇伊士將我們帶回了今天。因為，如果這種西方-以色列的圖謀、粗劣的謊言和惡毒的侵略、戰略水道（蘇伊士運河）以及一個被西方主流媒體系統性妖魔化的國家（賈邁勒·阿卜杜勒·納賽爾的埃及）的成功抵抗組合在一起，看起來似曾相識，那么這是因為特朗普主義的美國政權剛剛無意中重演了這一幕。這一次，英勇有效的抵抗來自伊朗，基于謊言的陰謀侵略戰爭來自以色列及其美國附庸，而戰略水道當然是霍爾木茲海峽。

1956年的蘇伊士與當前對伊朗的戰爭也有許多不同之處。就英美特殊關系而言，重要的是，這一次是美國與以色列共同發動的侵略戰爭嚴重受挫，陷入失敗。英國絕沒有“拒絕參與”，正如《紐約時報》向讀者誤導的那樣。實際上，通過允許美國將其作為轟炸伊朗的跳板，倫敦再次成為了永遠可靠的共犯，與德國別無二致。

斯塔默政權正試圖通過玩弄訟棍式的詭辯來掩蓋其深度參與，同時拒絕華盛頓要求更多合作的要求，以此兩頭討好。結果是，斯塔默把自己扭成了“椒鹽卷餅”，在盡可能不危及自身政治生命的前提下取悅華盛頓，但這并不足以讓美國的唐納德·特朗普滿意。“當我們需要他們時，他們不在，”這位身處困境的總統咆哮道。

這對“特殊關系”伙伴之間還存在其他不滿和痛點：特朗普政府質疑英國對馬爾維納斯群島（又名福克蘭群島）的主權，倫敦對此一點也不覺得有趣。這個具有地緣政治意義的帝國殘骸，離阿根廷（也聲稱對其擁有主權）比離英國更近。倫敦針對擁有英美基地的查戈斯群島的計劃，也遭遇了美國的反對。

英國曾憑借作為歐盟內部的美國“寵物”，擁有一些特殊的影響力，但英國脫歐終結了這一切。每當歐洲未能滿足特朗普的突發奇想時（比如他對格陵蘭島的渴望），華盛頓確實將倫敦視為歐洲的一部分。在美國，恰恰是最支持“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群體，對英國的印象往往最差，將其諷刺為伊斯蘭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溫床，而現實中，它正日益成為一個猶太復國主義影響力彌漫的威權中心。

民意調查顯示，這種幻滅感更為普遍：在大西洋兩岸，“表親”們越來越不喜歡對方。事實上，英國公眾對國王的此次訪問感到不滿。

因此，在前全球帝國與其自身也走在衰落軌跡上的當前繼任者之間的“特殊關系”中，確實存在著許多腐朽之處。但這并非事情散發惡臭的唯一原因。其中最大的諷刺在于，美國和英國確實仍有一些重要的共同點，但這些共同點甚至比它們的差異更為糟糕。華盛頓和倫敦都與以色列培養了一種病態緊密的關系，支持這個沉迷于戰爭的種族隔離國家，卻損害了各自的社會、國家和民族利益。

想想看：盡管倫敦和華盛頓之間存在種種不和，他們仍在共謀種族滅絕及其實施國這一點上保持一致，并且可以就深陷本世紀最惡劣、最惡心、最具政治破壞性的丑聞而相互安慰。無論一致還是分歧，這種“特殊關系”都散發著腐敗的惡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