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年后宋慶齡才敢說：紅軍快餓死那會，我拿孫中山家底偷偷救的命

1969年，宋慶齡寫了一封信，把1935年到1936年那段事原原本本說了出來。這封信不是隨便寫的，她壓了整整34年，才挑這個時間點把事情講清楚。

信中提及，紅軍初抵陜北之時，隊伍深陷斷糧、缺藥、通訊中斷的艱難處境。彼時，宋慶齡動用了孫中山先生遺留之物，其中涵蓋電臺設備、銀元和證件等，并通過可靠途徑將其送至紅軍處，同時還籌集了五萬美元的款項。在當時，這些事宜皆屬絕對機密，不宜對外宣揚。

在此，不妨先闡述一下當時紅軍所處的狀況。1935年10月，中央紅軍歷經二萬五千里長征后宣告結束，主力部隊抵達陜北瓦窯堡附近。經過漫長征程，人員折損頗為嚴重，具備作戰能力的戰士僅余一小部分。陜北地區經濟較為落后，糧食只能按照最為節儉的標準進行分配，傷病員亦缺乏充足的藥品。

最為關鍵的是，電臺在行軍過程中出現故障，致使無法與上海及莫斯科方面保持通信聯絡。這無異于切斷了外部物資補給的通道，使得隊伍的生存面臨嚴峻挑戰。

周恩來當時重點抓重建通訊和物資保障，這兩件事直接關系到隊伍能不能在陜北站住腳。就在這個節骨眼上，遠在上海的宋慶齡開始行動。

宋慶齡那時候住在上海莫里哀路29號的寓所。她身為孫中山先生的夫人，自1925年孫中山先生逝世后，便始終妥善保管著其遺物，其中包含若干銀元、證件以及通訊設備等。這些物品她已保存多年，平日極少動用。

1935年冬，她毅然決定拿出這些珍藏之物以支援陜北。最先被啟用的便是電臺。

她提供呼號和密碼，幫陜北重新接通外部線路。共產國際聯絡員林育英1935年11月中旬到達陜北后，機要人員架起天線，沒過多久就收到上海方向的回應。

這條線接通后，外部信息開始定期傳入，物資協調也有了可能。艾黎后來回憶，紅軍到陜北不到一個月，就恢復了定時對外聯系。這一步讓陜北的局面慢慢穩下來。

通訊問題初步解決后，宋慶齡又安排了人員聯絡。1936年1月，她委托董健吾去陜北。董健吾公開身份是牧師，當過西童公學校長，1927年就秘密加入共產黨，從事中央特科的工作。他的牧師身份在當時是很好的掩護，不容易引起懷疑。

宋慶齡讓他帶一封信給毛澤東和周恩來，信的內容涉及國民黨方面有談判意向。她還通過關系給董健吾辦了三張通行證，蓋著財政部鋼印，身份寫成財政部西北經濟特派員周繼吾。

這些證件是護身符，能幫他通過沿途哨卡。董健吾出發時，還帶了宋慶齡準備的一包云南白藥和電臺呼號密碼。

董健吾從上海坐火車去西安，一路上注意安全。到了西安，正趕上三九天，大雪封路，國民黨哨卡查得嚴，他持證件也暫時被阻，只能等了四十多天。后來他通過關系見到張學良。張學良先用電報向南京核實身份，又聯系瓦窯堡方面確認。

核實清楚后，張學良安排私人飛機把董健吾和另一位聯絡員張子華送到膚施。從膚施到瓦窯堡還有兩百多里路，張學良派騎兵連護送。他們走了六天，2月底到達瓦窯堡。董健吾把信交給秦邦憲，由秦邦憲轉呈前方。

那時候毛澤東正在山西東征，秦邦憲當晚發電報匯報。3月4日，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聯名回電，提出停止內戰、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允許紅軍集中河北抗日、釋放政治犯、推行內政經濟改革五項條件。

這封回電為后來的談判打下基礎。董健吾返回時，林伯渠給了他幾枚江西蘇區鑄的銀幣和布幣，讓他帶給宋慶齡，作為到過蘇區的證明。

除了電臺和信使，宋慶齡還解決了錢的問題。1936年，毛澤東通過潘漢年帶信給她，希望籌一筆款子支持陜北。紅軍當時資金緊張，藥品、糧食、彈藥都缺。宋慶齡沒有直接找弟弟宋子文借，因為雙方政治立場不同。

她將孫中山先生逝世后所獲的撫恤金盡數取出，還把莫里哀路寓所進行抵押，從而籌齊了五萬美元。在當時，這筆款項數額頗為可觀，依照1936年的物價水平，足以維持隊伍較長時間的開支。

她借助秘密渠道將這筆款項送往陜北，并未留下公開記錄。為避免資金來源暴露，她當時對外宣稱這筆錢是宋子文所出，而實際上是她自行設法籌措而來。此事她一直未曾對外透露，直至1969年，才在信中予以清晰闡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