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叔銘：老蔣旗下空軍將領，背叛我黨，晚年喪家之犬

1936年12月14日凌晨，南京航空委員會的電話刺耳地響個不停，西安的槍聲與談判消息混雜而來。當時僅31歲的王叔銘披著飛行皮衣站在機庫前，對同伴說了一句，“我去把委員長接回來。”這一句被記錄進軍報，也改變了他后半生的軌跡。

誰能想到，這名企圖空降西安的少校飛行員，早年竟是在共產黨的師資幫助下摸到發動機零部件的？1905年，王叔銘出生于山東諸城一個庠生家庭，家境不算殷實，求學之路卻頗順。1924年黃埔軍校第一期招生，他趕赴廣州，以優異成績入學。那年，孫中山口中的“航空兵必不可缺”讓年輕學員心潮澎湃，王叔銘也被卷入“要想打勝仗，天空得有人”的狂熱。

黃埔沒有成熟的飛行訓練設備，蘇聯援助的尼古拉耶夫斯克航空學校成了捷徑。1926年秋，他與二十多名同學遠赴莫斯科郊外受訓。在那里，教官要求每人熟背列別捷夫起降守則，還特設思想課介紹布爾什維克革命。兩黨合作尚在蜜月期，組織關系的表格就放在教室后排的桌子上，王叔銘猶豫片刻還是填了名字。不可否認，這一舉動更多是為了“好拿到蘇聯的津貼”，身邊人私下議論他“主意太活”。

1928年春，他攜帶蘇制R-1教練機使用手冊返國，卻發現政治風向突變。4月后的南京政府對“左傾青年”格外警惕，王叔銘自覺火候不對，索性藏起那張黨員登記證，主動跑到筧橋機場毛遂自薦。軍政部航空署對他的來歷將信將疑，先是勒令寫自傳，后又將其扣押檢驗。拘押期間，有同鄉勸他重新聯系共產黨，他卻冒出一句：“大樹底下好乘涼，小樹可擋不了暴風。”譏諷意味十足。

憑借同窗蔣伯誠的擔保，王叔銘一個月后恢復自由并獲準編入第五飛行大隊。此后兩年，他的職務卡在尉官，工資也不及同批同學。一些飛行員晚飯后在機庫聊天，說他“沒后臺，技術再好也白搭”。這種落差讓王叔銘心生焦躁。1931年“九一八”事變，他曾要求調往前線卻被拒，更加郁悶。直到西安事變的那一次“請纓”，他才進入蔣介石的視線。

蔣介石安全返南京后專門召見了這位山東籍飛行員。據記錄，蔣問：“西安那么多高炮，你真敢飛？”王叔銘答：“槍口多，天空也大，飛得快就打不著。”一句輕飄的話，讓蔣介石笑了三聲。自此，他被拔為空軍第一大隊大隊長，官階一躍而上。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他數次參與空襲松井石根指揮部，軍報大書特書，卻很少提他曾是“左翼學生”。

值得一提的是，抗戰期間他對陜北根據地表現得格外“積極”。1939年冬，第一航空隊奉命轟炸延安外圍時，王叔銘親自坐在震動劇烈的H75座艙里投下炸彈。其實這些炸彈并未對日軍造成直接損傷，卻在城郊刮起火海。延河岸的窯洞一片狼藉，百姓對著殘磚罵“叛徒”。心理學上稱之為“認知背離補償”，越怕被認定為叛變，越要用行動切割舊身份，王叔銘正是典型。

1946年全面內戰爆發，他已升任空軍第四路司令。那兩年，東北與華北的空域常可見P-63戰機轟鳴下降，解放區口碑極差的“甩尾轟炸”手法大都出自他的指令。1947年3月，國民黨軍突入延安，空軍在寶塔山上空投彈四十五枚，王叔銘在電報里寫：“去舊根據地掃塵。”字句冷硬，引起同行側目。

戰局很快逆轉，1948年末，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次第失利，南京空軍內部動搖者增多。王叔銘卻仍宣稱“剩下一個海南島也要飛到底”，現實卻不給他機會。1949年12月，他跟隨蔣介石乘“太康號”離開上海，定居臺北。到達時，他47歲，攜帶的除了制服，就是那本俄文飛行手冊。

島上空軍體系重建初期，他任訓練司令部副司令，權責有限。1955年，蔣介石采納“年輕化”意見，大批老牌飛行員被調整為顧問，王叔銘名列首位。此后長達二十多年，他居住在臺北郊區一棟租來的日式木屋，靠少量軍職退休金度日。鄰居偶爾見他清晨整理軍裝，卻無處佩戴，只能折回屋內。

1979年，大陸改革開放的消息通過廣播傳到島內，諸城鄉親托人遞來一封信，勸他回鄉省墓。王叔銘沉默許久，把信紙折成四折塞進抽屜，同屋老人問他為什么不回，他搖頭：“那邊沒有我的跑道。”一句話，道盡晚景凄涼。

1998年春，他因肺部感染住進臺北榮民總醫院。臨終前，他要求護士幫他取下床頭的空軍徽章，放在枕下。6月20日，他停止呼吸。葬禮現場，沒有家屬愿意大張旗鼓，舊部也僅十余人到場，墓碑上的職銜被刻成“空軍二級上將（退役）”。

山東諸城的族譜一直空著他的名字。當地老人提到他，只說：“會飛，不會落。”四個字，給投機者的結局作了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