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海霞等：4月政治局會議的六大關注點——政治局會議精神學習

袁海霞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中誠信國際研究院院長

張 堃 中誠信國際研究院副總監

燕 翔 中誠信國際研究院研究員

本文轉載自4月28日中誠信研究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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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作為“十五五”開局之年的關鍵節點，此次會議對全年經濟工作進行承上啟下的戰略部署，對穩定市場預期與后續經濟工作安排具有重要信號意義。本次政治局會議首先肯定當前經濟順利實現良好開局，“各地區各部門靠前發力、綜合施策，我國經濟起步有力，主要指標好于預期，彰顯強大韌性和活力”。但同時指出，當前宏觀經濟運行“也面臨一些困難和挑戰，經濟持續穩中向好的基礎還需進一步鞏固”。我們認為此次會議有以下六點值得關注：

一、宏觀政策保持定力，強調“精準有效實施”與“用好用足”

一季度在政策靠前發力、外需維持韌性以及新動能加速成長等因素支持下，經濟順利實現“開門紅”，GDP實際同比增長5.0%，名義同比增長4.94%，名義與實際增速差值大幅收窄，經濟內生動能有所修復，內需貢獻率升至84.7%，較上年末提升15.8個百分點。但三月以來，美以伊沖突引發的原油、天然氣等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以及霍爾木茲海峽航運中斷風險，輸入性通脹壓力與供應鏈擾動已成為影響我國宏觀經濟穩定的主要外部變量。在此背景下，二季度宏觀經濟運行仍面臨一定壓力，此次會議宏觀政策延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政府工作報告的提法，堅持穩中求進的總基調，提出要“增強信心，以更大力度和更實舉措抓好經濟工作”。相較大規模增量政策出臺，此次會議更加強調“用好用足”現有政策，聚焦政策落實，同時強調政策發力的“精準有效”實施，這也為后續應對復雜外部局勢進一步發力留有空間。

二、財政政策強調支出結構的優化，注重財政支出的效率和邊界

財政政策方面，會議提出“持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兜牢基層‘三保’底線”。今年以來，在財政前置發力背景下，順利實現經濟開門紅。從地方政府專項債和超長期特別國債發行進度來看，均保持較快速度。截至4月19日，累計發行新增專項債12311.36億元，完成全年額度的27.98%，進度顯著快去去年同期，并且今年的超長期特別國債已于4月24日啟動發行，合計發行規模1190億元，為推動“十五五”重大項目開工落地以及兩新、兩重提供資金支持。后續來看，我們認為仍然需要抓住二季度黃金期，加快債券發行使用和投貸聯動，盡快形成實物工作量。對于符合要求的項目簡化審批流程，推動資金直達項目，爭取二季度末至少完成超長期特別國債60%（7800億元）下達、項目建設類專項債60%（2.16萬億元，快于去年的49%）下達，以及政策性金融工具的快速銜接，投放周期控制在1-3個月內。近期財政部、國家發改委明確將河北、江西、湖北、重慶納入地方專項債券項目“自審自發”試點范圍，此次擴大范圍后，“自審自發”試點范圍擴大至14個省市，也均有利于加快專項債的發行和落地。此外，還需要同步完善融資對接及項目儲備機制，避免“錢等項目”、“項目等錢”等問題。

在保持政策前置發力的背景下，進一步優化支出結構，注重財政支出的邊界和效率。一方面，厘清邊界和投向，推動各類資金功能互補、形成合力，聚焦新質生產力、綠色、民生等重點領域。財政資金不缺位、不越位、不搞“大水漫灌”，給社會資本參與保留充足空間。超長期特別國債聚焦外部性強、周期長的跨區域戰略項目和設備更新，發揮中央資金兜底作用，“補位”社會資本不愿進的純公益領域；專項債側重地方基建、民生及產業園區配套，兼顧化債與清欠，并探索資本金領域“負面清單”管理，打破社會資本參與的領域限制；政策性金融工具重點補足項目資本金缺口，緩解地方配套壓力，并為有一定收益的政府投資項目搭橋，為銀行信貸等社會資本鋪路。另一方面，積極擴大有效投資，提高投資效益，發揮政府帶動作用，對于經濟轉型發展中的重點領域及未來產業，如新型城鎮化、新基建、科創、綠色低碳等，仍將加強財政支出力度；而對于傳統基建領域仍存在的區域發展不均衡、城市更新不充分等問題，也將加力補足短板項目，并繼續支持“兩重”建設。

三、貨幣政策維持適度寬松基調，更加強調其前瞻性和針對性

貨幣政策方面，會議提出“增強貨幣政策前瞻性靈活性針對性，保持流動性充裕”。“前瞻性”要求貨幣政策的實施要將國際環境變化與國內經濟走勢納入考量，提前做出預判，保留充足的政策空間。在“促進社會融資成本低位運行”要求下，伴隨當前整體物價水平邊際回升，我國實際利率有所降低，降準降息的緊迫性下降，但隨著宏觀債務持續增長，仍需保持低利率環境，調整政策利率仍有必要，但在節奏上要更加靈活。我們建議后續可在政府債券發行高峰期，靈活運用降息、降準、公開市場操作（如國債買賣）等方式平抑流動性擾動，年內可按需開展1次降息、1-2次（定向）降準（建議在二季度末三季度初、三季度末或者年底）。此外，需進一步加大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加大對受成本沖擊較大的中下游制造業和中小微企業的定向支持力度，同時加大與政府投資項目的銜接，切實落實對消費、科技、綠色、養老等重點領域提供低成本資金支持，與財政政策形成合力。

會議還強調了“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今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歐元等主要貨幣呈現升值態勢，主要受集中結匯、人民幣資產重定價等因素影響。近期，央行將境內外商獨資銀行、境內中外合資銀行、外國銀行境內分行的境外貸款杠桿率由0.5上調至1.5，意圖暫緩人民幣快速升值趨勢。考慮到單邊升值對出口的負面影響，貨幣政策在關注內部均衡的同時，也需兼顧外部均衡，防范匯率單邊一致性預期引發“超調風險”。后續來看，貨幣政策還需要綜合運用預期引導和宏觀審慎管理工具，確保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四、深挖內需潛力需優化供給與增強居民消費能力同步

考慮到當前“以舊換新”等政策面臨邊際效應遞減，會議特別強調了發揮“優化供給”對消費升級的支撐作用，提出“擴大優質商品和服務供給，推動消費升級”，標志著政策重心正從需求側的短期刺激，轉向供給端發力挖掘內需潛力。目前來看我國在服務消費供給方面仍存短板，而企業對于微觀主體的服務需求挖掘不充分是導致服務消費供給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4月初商務部等9部門已印發《服務消費提質惠民行動2026年工作方案》，從完善政策支持、創新消費場景、搭建平臺載體、擴大對外開放、強化標準引領、優化消費環境等6個方面對服務消費進行部署，后續相關舉措仍需加快落地落實。建議結合不同群體消費特點，進一步挖掘居民消費需求，拓展新型服務消費領域。通過“深入實施服務業擴能提質行動”，聚焦綠色智能商品、線下實體零售以及文旅康養等高品質、多樣化的消費新場景，以高質量的新供給創造有效新需求，為內需增長注入可持續的韌性。

此外，提振消費還需要增強居民的消費能力，讓居民“有錢花”。當前部分地區已經開始制定或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例如安徽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并提出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完善勞動者工資合理增長機制等；浙江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若干政策》也明確提出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具體目標包括推動全省低收入農戶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8%以上，且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我們認為，后續各地仍需要在促進低收入群體增收、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完善薪酬和社保制度等方面推出一批務實舉措。此外，會議還提出“強化就業優先政策導向”，將高質量充分就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先目標，通過“穩就業”從根本上保障居民工資性收入的穩定增長。近期中辦、國辦印發《加強新就業群體服務管理的意見》，提出“強化合法權益保障。督促互聯網平臺企業、快遞企業等根據工作任務、勞動強度等合理確定新就業群體勞動報酬，及時足額支付”，進一步強化對就業群體的薪酬和社會保障。

五、以“六張網”與重大項目工程為抓手，擴大有效投資

今年一季度以來，固定資產投資止跌回穩，呈現出修復態勢，同比增長1.7%，較上年末回升5.5個百分點，主要支撐來源于政府投資。此次會議進一步明確了“六網”建設作為政府投資發力的重要抓手，提出“加強水網、新型電網、算力網、新一代通信網、城市地下管網、物流網等規劃建設”。“六網”不僅涵蓋了保障能源與民生安全的傳統基建，還包括算力、通信等支撐“人工智能+”與新質生產力的數字底座，結合此前國新辦發布會釋放的信號，相關領域年度投資規模預計將超過7萬億。會議同時強調“推動條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項目開工”，結合此前國新辦發布會提出的加快制定《2026—2030年擴大內需戰略實施方案》要求，以及繼續推動“兩重”（國家重大戰略實施和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設）建設的部署，我們認為后續基建投資仍有支撐，“十五五”開局之年政府投資的引領作用將進一步凸顯。

此外，投資的持續改善仍依賴民間投資企穩。當前我國民間投資增速仍然為負，考慮我國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占固定資產占比超過50%，因此穩投資、擴投資還需要進一步激活和釋放民間投資活力。一方面，深化準入改革，研究制定民間資本參與重大項目的實施細則，明確民間資本持股比例等要求，完善民營企業參與重大項目建設長效機制；另一方面，以落實《民營經濟促進法》為契機，優化民營企業的營商環境，確保民營企業在重大項目招投標、要素獲取中享有公平待遇，做好民營企業合法權益保障等，同時進一步優化民企投融資環境，通過強化信貸政策的精準性，降低擔保費率、加大中小企業貸款貼息，拓寬民企直接融資渠道等。

六、再次強調發展智能經濟新形態，提高能源安全保障應對外部沖擊

繼今年兩會首次提出“發展智能經濟新形態”后，此次會議再次強調“要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全面實施‘人工智能+’行動，發展智能經濟新形態，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標志著智能經濟已成為打開高質量發展新空間的重要抓手。智能經濟是以人工智能為核心驅動，以高質量數據為關鍵要素，以算力和網絡為基礎設施，以人機協同為主要組織方式，以治理規則為保障條件，通過持續把知識、經驗和流程轉化為可調用、可擴展的智能能力，進而重塑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過程的經濟形態[1]。當前我國人工智能發展已從單點技術突破轉向系統生態構建新階段，一方面通過催生新產業、新業態（如智能原生企業、AI短劇等“一人公司”模式），直接帶動了高技術制造業和數字產品制造業的快速增長；另一方面還能夠通過深度賦能傳統產業，推動其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升級。在此背景下，我們建議，加快推動人工智能的商業化、規模化應用，推動其從技術層面向產業層面躍遷，同時充分發揮國家創業投資引導基金等工具的杠桿作用，引導社會資本加大對相關領域投入。

會議還指出，“系統應對外部沖擊挑戰，提高能源資源安全保障水平，以高質量發展的確定性應對各種不確定性”。雖然我國能源的對外依賴度較低，但當前美以伊沖突仍存變數，在沖突升級的極端情形下，國內產業鏈安全與社會民生保障將面臨更加嚴峻考驗。一是進口來源集中度較高，對中東國家依賴度仍然接近總進口量的一半，而這些國家的原油出口幾乎都要經過霍爾木茲海峽，有必要進一步分散進口來源；二是煉化短板和卡脖子環節仍然存在，我國煉化產能大多集中在低端的成品油煉制，中高端加工如高端化學原料、特種化學品、電子化學品依然大量依賴進口，這對我國加速國產替代和自主可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一方面需要夯實國內化石能源產能，完善儲備體系，增強風險緩沖能力；另一方面，還需要加快能源綠色轉型，大力發展風電、光伏、水電、核電等非化石能源，同時加快抽水蓄能、新型儲能、氫能儲能等多元儲能建設，以高質量發展應對外部沖擊。

表1、近三次政治局會議比較

[1]李三希等：《準確把握智能經濟新形態的內涵與著力點》，https://mp.weixin.qq.com/s/xJ12M-Kv6qOv-KxYk1nIXQ?scene=1&click_id=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