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至22日,紐約聯合國總部對四位秘書長候選人開展了所謂“全球面試”。聽起來像公開招聘,但更像各方在提前亮底牌:到底站在哪一邊、敢不敢推動流程層面的調整、能不能把預算與會費這類硬問題給管起來。雖然安理會要到10月才會敲定唯一候選人,但這出戲其實已經提前上演。
巴西方面動作很積極。巴西總統盧拉在出訪歐盟期間,多次對智利前總統、前聯合國人權高專巴切萊特進行力推,評價幾乎拉滿,甚至稱其為“最完美候選人”,并且把“拉美都支持她”的旗幟舉得很高。看上去,理由也很漂亮:一是推動產生首位女秘書長,二是契合聯合國人選上的“地區輪換”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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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盧拉的急切未必只為了這些“好聽的理由”。原因并不復雜:符合“拉美+女性”標簽的并非只有巴切萊特。比如同樣參加面試的格林斯潘,也來自拉美,并且擁有聯合國系統的履歷以及一定的國際知名度。也正因為如此,在聯合國這種高度政治化的場域里,“人選”很多時候其實是在指代“路線”。
盧拉押注巴切萊特,更像是在為拉美左翼尋找一個國際舞臺上的支點,去對沖特朗普式“美國優先”帶來的外溢沖擊。美國的反應則更直接:不僅推動智利新政府撤回對巴切萊特的支持,還釋放出“會一否到底”的威脅。表面說法是“能力不足、無法勝任”,但實際緣由更貼近政治現實:價值觀不契合、政治記憶難以接受、陣營利益不愿讓步。
巴切萊特的左翼色彩較為明顯,在墮胎等議題上立場偏自由派,這與MAGA陣營的保守路線天然存在沖突。她在2022年訪華期間,對中國脫貧、社會治理等方面給出過正面評價。這在美國國內“人權敘事”那條既定話語鏈里,幾乎等同于“破壞劇本”。對部分美國政客來說,中立尚可接受,但“夸中國”往往會被視作不可容忍,即便只是基于事實的描述。
因此,巴西一邊借助拉美與歐洲開展“拉票式動員”,不斷強化外部支持;美國一邊由國會共和黨議員公開施壓、駐聯合國大使當眾放話,擺出“你們選她就掀桌”的姿態。美國還同步啟動“備胎策略”,轉而力推阿根廷籍的格羅西。因為阿根廷現政府對美國相對貼近,相當于把拉美內部的一部分力量重新往“親美陣營”方向拉。
不過,美國也不可能想怎樣就怎樣。《聯合國憲章》對程序約束很硬:安理會需要至少9票支持,并且五常都擁有否決權。美國作為聯合國所在地的“房東”影響力很大,但并不能一錘定音。許多國家確實期待出現首位女秘書長,而格羅西是男性,天然少了“政治正確加分項”,英法等國是否會配合,仍存在不確定性。
盧拉背后牽動的是拉美左翼在安全感層面的需求:特朗普時期的關稅戰、產業鏈重組、以及對拉美內政的影響,都讓一些左翼政府長期處于焦慮狀態。美國背后則是另一套計算:聯合國可以存在,但不能成為“不聽話的擴音器”,更不能讓對手借這個平臺進行力量集結。聯合國的核心問題并不是缺少口號,而是“會議強、落地弱”。
目前繳費率大約只有66%,秘書長甚至警告“7月前可能關門”。也有人擔心:提出“減少官僚主義”,是不是為了少繳費?事實上,中國一向是較為積極履行會費義務的成員之一,因此這類表述更像是“逆耳忠言”:錢本身不是主要問題,關鍵在于錢花出去是否有效,能不能把資源真正投向和平、安全、發展以及人道行動,而不是被層層審批與內部消耗稀釋。
聯合國走到80年,歷史功勞不必否認,但世界格局已更趨多極化與碎片化,舊程序明顯跟不上新現實。秘書長人選之爭再熱鬧,最終仍繞不開同一個檢驗標準:能不能讓聯合國少一些空轉、多一些執行,讓承諾不再停留在會議紀要里,讓改革不只是紙面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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