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魯迅弟弟寫信到中央，希望得到關照，毛主席知道后是這樣回應

1949年北平剛解放，大批干部進城接管文教機構，誰都沒料到會收到這么一封特殊的信。信從天津秘密轉來，落款是周作人，也就是魯迅的親弟弟。這封信寫了六千多字，說來說去就是一件事，找新政權求個活路。

那時候周作人剛從監獄出來沒幾個月，原本是和魯迅齊名的大散文家，偏偏當過偽職身份敏感，遞信的工作人員都拿不準該怎么處理。信層層上報，最終放到了毛主席的案頭，誰也沒想到他只說了一句話。毛主席說，現在懂希臘文的人不多，既然是能做事的文化人，那就把他養起來，讓他安心翻譯書就行。

這句話直接定了周作人后十八年的人生走向，也讓很多人看到新政權對歷史人物的態度。不會不問青紅皂白趕盡殺絕，人有能用的長處，就留下來發揮價值。周作人出生在浙江紹興周家，是家里的老二，從小和哥哥魯迅一起長大。

小時候兄弟倆一塊兒在三味書屋讀書，共用一支狼毫筆，感情好得不分你我。后來他考上南京水師學堂，拿到自費留學的機會跟著哥哥去了日本，這次出行徹底改變了他的命運。

在日本，周作人認識了日本女傭羽太信子。羞澀寡言的江南書生，遇上爽朗熱情的日本姑娘，兩個人年紀相仿，很快就談起了戀愛。1909年兩人結婚，婚后一家子全過起了日式生活，榻榻米味噌湯，樣樣都按日本的習慣來。

魯迅好幾次提醒弟弟，不能太沉溺于安逸生活，兩個人甚至為此鬧過別扭。這點早年的不和，其實已經埋下了后來兄弟分道揚鑣的伏筆。1911年周作人回國，進到北大國文系當老師，提倡“人的文學”，和哥哥魯迅的戰斗雜文剛好呼應。

當年北平的讀書人，把周氏兄弟稱作文壇雙璧，名聲不相上下。五四運動的時候，周作人還親身出面，為被捕的學生奔走呼吁，寫文章痛斥軍警的暴行，風頭一點不比哥哥差。1934年夏天，周作人帶著妻子回日本探親，回來之后整個人的態度就變了個樣。

他開始公開唱日本歌曲，宣揚日本武士道，立場不知不覺就歪了。1937年七七事變之后，北大整體南遷，周作人以要留在北平看守圖書、拖家帶口走不動為由，留了下來。這一下，他直接暴露在侵略者的視線范圍里。

1939年元旦，有個自稱是學生的人闖到他家開槍，子彈剛好打在衣扣上，周作人虛驚一場。之后日本憲兵天天上門，勸他出任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督辦，妻子羽太信子也在旁邊勸，說為了一家子生計就答應吧。周作人架不住軟硬兼施，最終妥了協，從此成了人人唾罵的文化漢奸。

抗戰勝利之后，南京國民政府判了周作人十四年徒刑，蔣夢麟胡適這些舊日同僚出來作保，說他當年確實留在北平看守公物，給他把刑期減到了十年。1949年春天，李宗仁下令保釋大批政治犯，周作人就這么出了獄。那時候北平馬上就要解放，周作人沒錢南逃，也沒法去日本，只能滯留在原來的老宅里，天天發愁以后的出路。

聽了朋友的勸告，他猶豫了好久，最終還是寫下了那封六千字的長信，輾轉遞到了中央。信里先是夸贊解放軍紀律好，盛贊新政權，接著說自己過去的錯是時代誤會，只請求保住北京的老屋，允許自己繼續做翻譯工作。說白了，就是給新政權遞話，求給一條活路。

毛主席那句“養起來”，根本不是出于可憐，是從國家文化建設的需要出發。1950年，人民出版社給周作人安排了編外譯者的身份，每個月能領二百元稿費，十年之后漲到了六百元，這個收入在當時完全夠養家，還能安安穩穩做學問。周作人也確實拿出了真本事，不管是希臘神話，還是安徒生童話，或是日文隨筆，他都翻譯得一絲不茍。

每頁稿紙都是他習慣用的蠅頭小楷，密密麻麻寫滿，連一處涂改都找不到。現在很多學生在圖書館翻到《伊索寓言》《希臘牧歌》，很難想到譯者的前半生居然這么曲折。文化的傳遞，本來就不總跟個人歷史完全綁定，這件事想想真的挺耐人尋味。

當然，周作人過去的政治污點，沒有因為翻譯工作就一筆勾銷。1956年知識分子改造運動，他被列入重點改造對象，參加學習班，寫了好多份檢討。哪怕后來年紀大了身體越來越差，他還是攥著譯稿不肯停。

1963年他病得已經很重了，還在堅持翻譯《奧維德變形記》，自嘲說還能做點苦工，不枉拿這份錢。1967年5月的一個傍晚，他兒媳下班回家，看見他斜靠在床頭，手里還攥著沒寫完的譯稿，喊他已經不應聲了，終年八十二歲。直到現在，歷史也沒給周作人一個統一的定論。

有人恨他漢奸身份，罵他一輩子洗不掉污點，有人喜歡他的文章譯筆，念著他給文化界做的貢獻，還有人唏噓他不過是亂世里被命運推著走的普通人。1949年那封求生的信，就像一面鏡子，照出了文人在時代洪流里的選擇和代價。毛主席當年那句簡簡單單的話，反倒折射出新政權的胸襟，罪責留給歷史，價值用到當下，能用人就用，不會一棒子打死。

這么多年過去，風云早就散了，留下的文章譯著還在流傳。周作人留在大家記憶里，既是魯迅的弟弟，也是被時代裹挾的凡人，更是留下幾十種譯著的翻譯匠人。功過是非到底怎么評，還得留給后來人慢慢說。

參考資料：人民網 1949年周作人致信中央求關照 毛主席的處理盡顯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