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法研究》2026年第2期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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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法研究》2026年第2期要目

【中國自主法學知識體系】

1.在技術體與組織體之間：數字平臺法律屬性的理論框架

梅夏英

2.論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的利益衡量

王毓瑩

3.論生態環境法典中國家義務的體系化表達

陳海嵩

【專題研討：競爭法理論前沿】

4.《反不正當競爭法》數據保護專款的法律構造

——行為規制與數據賦權的二元統一

孔祥俊

5.論我國反壟斷執法評估制度的構建

王建文

6.人工智能模型的競爭利益范疇

賈海東

【論文】

7.民法典框架下對破產管理人合同解除權限制的正當理由

李永軍

8.數字時代個人信息同意規則的解釋論修正

呂炳斌

9.論檢察機關專門偵查機構之設置

陳永生

10.刑法中事后行為不法評價的體系性展開

孟紅艷

11.面向數字法治政府的行政主體理論變革與重塑

韓春暉

12.平臺對消費者不公平商業行為的法律規制

張彤

13.以董事會為中心：仍待澄清的“主義”之爭

周游

【中國自主法學知識體系】

1.在技術體與組織體之間：數字平臺法律屬性的理論框架

作者：梅夏英（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

內容提要：數字平臺作為數字技術的基礎現象，有必要在法律上系統性地探討它的基本理論分析框架。數字平臺作為技術體促成了平臺組織形態和社會組織形態的變化，它的技術體品性表現在節點性、去中心化、比特性和中立性等，由此帶來的平臺社會組織變化則體現為平等開放性、扁平化、自組織性和無“主權”的治權等特性，技術體與組織體呈現同步進化的特征。平臺帶有一定的層次性，它包含聯結和通信、數字媒體、虛擬空間、電商以及未來的人機智能交互等層次，這種大致的區分具有一定的法律意義。對平臺法律屬性的分析應當超越傳統公私法區分的理論背景，在公共性原理的基礎上，可以采用類似“蜂巢”的系統性思維來理解平臺權力的來源和性質。在上述基礎上，結合法律3.0時代技術規制興盛的背景以及超級平臺對于社會的壓倒性影響，平臺的宏觀規制原則應當體現為公法優位主義、技術規范主導以及平臺自治等基本原則，它的目的是在尊重平臺的原初自治原理上，借用技術主義觀念，通過國家的強制監管和干預，來使超級平臺服務于現實生活的秩序和福祉。

關鍵詞：數字平臺；技術綜合體；數字空間；平臺自治；超級平臺

2.論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的利益衡量

作者：王毓瑩（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學院）

內容提要：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旨在判定是否排除執行機關對特定執行標的的強制執行，其權益對抗主體是案外人與申請執行人。案外人與申請執行人之間的權益對抗關系，不同于案外人與被執行人之間的實體法律關系，也不同于申請執行人與被執行人之間的執行法律關系，需要立法者就二者之間的權益優先順位作出新的利益衡量和價值判斷。利益衡量的因素，包括民事權益的實體法性質和效力、民事權益受侵害性、程序利益以及保護案外人的生存權等特殊政策。且在排除式模型中，即案外人對特定執行標的享有所有權時，通常可以直接排除強制執行。而在沖突式模型中，即案外人對特定執行標的享有其他民事權益時，需要就案外人與申請執行人之間的利益沖突作出具體衡量。

關鍵詞：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利益衡量；權益對抗；排除強制執行

3.論生態環境法典中國家義務的體系化表達

作者：陳海嵩（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

內容提要：我國生態環境法典的審議通過標志著環境法治發展的歷史性跨越，提出了全新的研究命題，需要圍繞法典條文及其重點問題進行闡釋和分析。環境保護的國家義務是落實我國憲法“美麗中國”國家目標的關鍵環節，是深入理解生態環境法典內在規范脈絡的重要方式。環境保護的國家義務在我國生態環境法典的各部分得到系統體現，形成生態環境保護領域國家權力行使及各類國家機關活動的整體法秩序。基于憲法規定，行政權在實現國家環境保護義務中發揮著最為核心的作用，通過法典編纂方式在主體、內涵及范圍等方面得以擴展和深化，同時進一步確認了審判權、檢察權、監察權在實現國家環境保護義務中的規范定位。我國生態環境法典對國家所承擔環境危險防止義務、環境風險預防義務、環境質量改善義務進行了系統規定，明確每種類型國家義務的內涵與任務要求，并形成相應的制度體系。我國生態環境法典對各國家機關相互協同配合的制度機制進行了總體規定，要求通過協同配合形成國家治理合力，進一步豐富實現國家環境保護義務的規范方式，同時需要在法典的解釋適用中予以進一步細化。

關鍵詞：生態環境法典；國家環境保護義務；國家權力；體系化

【專題研討：競爭法理論前沿】

4.《反不正當競爭法》數據保護專款的法律構造

——行為規制與數據賦權的二元統一

作者：孔祥俊（上海交通大學）

內容提要：我國第二次修訂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專設數據保護條款（第13條第3款），實現了數據權利此前由司法確認到權利法定的轉變，開創了承前啟后的數據保護新格局。《反不正當競爭法》雖籠統地以行為法著稱，但在具體權益保護上其行為規制與賦權則是一體兩面和二元統一。數據保護專款由適格的受保護數據及法定類型化的侵害行為所構成，首先確定受保護數據的“合法持有”即合法性和歸屬性，也即以數據確權為前提要件；以法定方式確定的類型化侵害行為，實則界定了受保護數據的權利范圍，因而是以制止數據侵害行為為表，卻以實現數據賦權和保護為里，確立一種數據產權結構。數據侵害行為的判斷范式應當與數據權利保護的定位相匹配，簡化判斷要素，增強法律保護的確定性。數據是信息類無體財產，具有來源的公共性和開發利用的驅動性，強調賦權并不等于強調強保護，數據保護應當以最低限度為宜，平衡數據保護與數據利用至關重要，數據保護應當基于財產理論與政策取向的雙重考量，進一步探索限制權利和允許例外的制度設計。

關鍵詞：反不正當競爭法；數據保護專款；行為法；數據賦權；數據保護的例外制度

5.論我國反壟斷執法評估制度的構建

作者：王建文（南京大學法學院）

內容提要：在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進程中，構建科學完善的反壟斷執法評估制度，是強化競爭政策基礎地位、提升反壟斷治理效能的核心路徑。我國反壟斷執法歷經多年實踐，在平臺經濟、經營者集中等領域積累了大量案例，但與世界主要經濟體的長期實踐不同，目前尚缺乏針對執法效果的案后評估制度，易導致立法目的與執法實效間產生偏差。此類偏差因反壟斷執法的敏感性與影響力，可能對企業、行業乃至地區經濟發展造成嚴重負面影響。在國內反壟斷法律制度不斷完善的背景下，結合國際成熟的理論研究成果，從評估制度的界定入手，有效利用國內已有的實踐與制度基礎，使其順利成為我國反壟斷執法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在反壟斷執法評估的基本框架中，評估指標體系是至關重要的核心部分，應以我國反壟斷法的立法目的為出發點，涵蓋執法對企業、行業、社會的多重影響，通過精準的具體指標設計，有效驗證反壟斷執法與市場變化間的因果關系。

關鍵詞：反壟斷執法；案后評估；評估框架；制度參照；指標體系設計

6.人工智能模型的競爭利益范疇

作者：賈海東（南京大學法學院）

內容提要：作為非著作權客體的人工智能模型，其結構與參數可能構成開發者的競爭利益。對模型競爭利益的保護，面臨著反不正當競爭法一般條款的適用詰難，如何平衡自由競爭與知識壟斷成為核心議題。基礎模型與專業模型的技術分類構成競爭利益分析的前提，模型的開放性、中介資產屬性與數據網絡效應為模型的競爭利益劃定了技術邊界。以行為為中心的“競爭—損害”分析范式摒棄了以權益損害為中心的分析模式，意在宏觀層面維護有效的市場競爭，而非在微觀層面保護任何一方的競爭利益，契合反不正當競爭法一般條款的適用邏輯。市場界分確立了模型競爭利益的空間范疇，但要與競爭關系區分開來，前者通過“技術—營收—產品—用戶”框架將模型的競爭利益限定在主營市場范圍內，后者僅能回應模型跨市場競爭特性，其與“損害”一道構成判斷模型競爭行為正當性的形式要件。

關鍵詞：人工智能模型；反不正當競爭法一般條款；競爭利益；技術邊界；市場邊界

【論文】

7.民法典框架下對破產管理人合同解除權限制的正當理由

作者：李永軍（中國政法大學）

內容提要：我國企業破產法第18條規定了管理人的合同解除權，但未規定對該解除權的合理限制。2025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也沒有從體系上提及。考慮到我國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應在民法典的基礎上來重新認識破產管理人的合同解除權限制。首先，管理人行使合同解除權要受到破產財產最大利益化標準的限制。其次，如果在破產程序開始之前，合同相對方對于破產債務人有法定或者約定抗辯權的，管理人的合同解除權應受到限制。再次，民法典中的“買賣不破租賃”原則在有限的范圍內應該得到承認，從而限制管理人的解除權。第四，我國民法典的“所有權保留制度”發生了根本變化，之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所有權保留買賣在破產程序中的規則已基本不能適用。這種變化對于管理人合同解除權有較大的限制。第五，預告登記的不動產買賣合同不應影響管理人的合同解除權，因為它還是合同債權，僅僅是因登記具有了對抗第三人的效力，對管理人不產生影響。同時，應清楚認識管理人的法律地位：既不是債權人的代理人，也不是債務人的代理人，其具有獨立的法律地位，應站在公正的立場上行使職權。

關鍵詞：管理人合同解除權；所有權保留；承攬合同；預告登記；租賃合同

8.數字時代個人信息同意規則的解釋論修正

作者：呂炳斌（復旦大學法學院）

內容提要：同意規則在個人信息保護體系中居于核心地位，但在數據要素規模化利用與生成式人工智能爆發的數字時代，正面臨深刻的范式危機。我國個人信息保護法同意規則設定的“充分知情”與“明確作出”的高標準要求，因陷入“形式家長主義”的誤區，在算法黑箱與海量訓練數據面前，產生個人認知虛無與產業發展受阻的雙重困境。面對歐盟擬經由《數字綜合法案》（草案）的立法修正主動回調立場以適應時代發展的新動向，我國若固守僵化的文義解釋將面臨制度倒掛的風險。基于私人自治與家長主義的二元互動理論，可引入“自由式家長主義”作為基本理念，對同意規則進行解釋論修正：在知情維度，應摒棄完美的主觀全知，轉向基于助推理念的客觀有效告知，重點改善信息成本；在明確維度，應厘清“明確”旨在要求意愿非模棱兩可，而非苛求全場景的“明示同意”。此解釋方案旨在超越形式束縛，打造一種適應數字時代發展需求的同意秩序。

關鍵詞：個人信息保護；同意規則；生成式人工智能；自由式家長主義；明確同意

9.論檢察機關專門偵查機構之設置

作者：陳永生（北京大學法學院）

內容提要：檢察機關設置專門偵查機構有助于遏制公安司法人員違法辦案，有助于強化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能力，有助于完善公安司法人員違法辦案的責任體系。從檢察機關以往偵查貪污賄賂犯罪與瀆職犯罪的數量對比、從檢察機關以往偵查司法工作人員瀆職犯罪的數量、從檢察機關以往偵查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瀆職犯罪的數量對比、從國家監察體制改革以后檢察機關偵查司法工作人員瀆職犯罪數量的增長情況來看，檢察機關偵查自偵案件的數量都有巨大的提升空間，因而檢察機關設置專門偵查機構是必要的，且具有可行性。未來，檢察機關偵查部門應當從刑事執行檢察部門獨立出來，成為專門的偵查機構。檢察機關偵查機構在地市級以上檢察機關設置即可。檢察機關自偵案件的偵查權、審查批捕權與審查起訴權應當由不同的機構行使。檢察機關應當充分保障自偵案件中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救濟權。

關鍵詞：檢察機關；專門偵查機構；價值；可行性；權力制約

10.刑法中事后行為不法評價的體系性展開

作者：孟紅艷（天津大學法學院）

內容提要：區分事后行為的可罰與否，對于共犯處罰范圍的劃定、追訴時效影響力的確定等都具有重要影響。對事后行為的處理，需要體系性地考慮構成要件符合性、共犯處罰根據、期待可能性的適用，以及返還請求權的要保護性、禁止重復評價的法理等。不可罰的事后行為的本質是不符合構成要件或沒有侵害法益。本犯觸犯前罪后，繼而實施的窩藏行為、毀滅和偽造證據行為等均因不符合構成要件而不可罰；行為人取得財物后，對同一財物進行處分的，不構成侵占罪；在實施財產犯罪后的“確保型詐騙”中，由于返還請求權不屬于值得另外保護的財產性利益，是不可罰的事后行為。對共罰的事后行為按照一罪處罰的根據是法益侵害的完全重合這一意義上違法減少。行為人盜竊后毀壞贓物的行為，以及偽造假幣或購買假幣后的使用行為，均是共罰的事后行為。洗錢罪所侵犯的法益超出了上游犯罪的保護法益范圍，自洗錢不屬于不可罰或者共罰的事后行為。

關鍵詞：不可罰的事后行為；共罰的事后行為；禁止重復評價；自洗錢；體系性思考

11.面向數字法治政府的行政主體理論變革與重塑

作者：韓春暉（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

內容提要：傳統行政主體理論遵循一種司法面向的發展路徑，難以充分及時地進行合法性治愈。數字法治政府的實踐發展加劇了傳統行政主體理論的范式危機，極大加速了合法性退卻，使得行政主體職權不明、名義隱匿、責任彌散。行政面向的發展路徑是直接關注行政權如何存在、組織和行使的理論范式。為有效解決數字法治政府引發的行政主體理論合法性退卻，行政主體理論必須轉向行政面向的理論重塑，即以行政過程為重點場域、以輸入合法性為主要任務、以多元合作為功能預期。重塑后的行政主體譜系，將主體劃分為行政組織主體和行政行為主體，使完整的行政過程得以納入法治視野；將責任分層為完整內部責任、完整外部責任和不完整外部責任，構建起權能統一的協作框架。這既可為行政主體注入豐厚的合法性，也能使行政主體理論回應數字時代的挑戰。

關鍵詞：數字法治政府；行政主體；合法性退卻；合法性治愈；理論重塑

12.平臺對消費者不公平商業行為的法律規制

作者：張彤（中國政法大學比較法學院）

內容提要：平臺作為數字經濟中的特殊市場主體，扮演著服務提供者、居間者、經營者、監督管理者、個人信息處理者等多種角色。基于這一定位，可將平臺與消費者之間的主要關系解構為合同以及個人信息處理的雙層復合法律關系。在這兩種關系中，平臺針對消費者實施的不公平商業行為主要是基于其市場和信息處理者的優勢地位，行使諸如格式條款權利義務不平等配置、限定與拒絕交易、算法合謀、暗黑模式等典型不公平商業行為。對消費者合法權益進行保護，應從源頭、核心、技術和治理四個方面入手，通過格式條款監督、平臺對消費者的個人信息義務、算法監管與問責、平臺透明義務四個方面，對平臺進行多元協同和全鏈條規制，以創造公平的交易環境，促進平臺經濟的健康發展。

關鍵詞：平臺；消費者保護；不公平商業行為；平臺規制

13.以董事會為中心：仍待澄清的“主義”之爭

作者：周游（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

內容提要：2023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是否已然確立董事會中心主義，不無疑問。長期以來，公司治理領域的“主義”之爭存在誤區，有必要從目的、手段和價值等維度予以澄清。結合我國實踐來看，以董事會為中心應是將董事會作為公司治理模式選擇設置的中心，即先確定董事會在公司中的職能定位，再考慮其他機構的設置及其職權范圍。這需要妥善處理董事會與股東會、經理層、監事會之間的關系。由此，董事會既可能是管理型董事會或者監督型董事會，也可能是服務型乃至職能多樣化的董事會。公司各機構的設置及其職權范圍屬于內部事務，法律原則上尊重公司的制度選擇；但同時，對于公司自治的尊重以不損害善意相對人及公司、股東的利益為前提。

關鍵詞：董事會中心；公司治理結構；職權配置；公司自治

《比較法研究》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主管、中國政法大學主辦、中國政法大學比較法學研究院編輯的法學期刊，為雙月刊，逢單月25日出版發行。《比較法研究》是純學術性法學期刊，主要刊載比較法學研究的學術論文，現設有“論文”、“專題研討”、“法政時評”、“法學譯介”等欄目。

責任編輯 | 郭晴晴

審核人員 | 張文碩 范阿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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