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6年4月,美國國債時鐘上的數字已經跳過了39萬億美元的刻度。這個數字膨脹的速度,就在一年前的2025年4月,這個數字還停留在36萬億。短短十二個月,美國聯邦政府背負的債務增加了整整3萬億美元,相當于每個美國公民頭上憑空多出近9000美元的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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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這個數字的體量,或許需要一些參照系才能感知。美國2026財年的國防預算剛剛突破1萬億美元,約占全球軍費總支出的四成。
而美國國債一年的增量,足以覆蓋全球所有國家一年的軍費開支總和。如果只看美國的納稅人口,這3萬億意味著每個納稅人一年內新增了約2.4萬美元的償債壓力——而這僅僅是利息增長帶來的負擔,尚未觸及39萬億本金的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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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失控的債務,特朗普非常焦慮。
他上臺后嘗試過的路徑并不少:去年的全球關稅戰是一張牌,試圖通過抬高進口壁壘來振興本土制造業,同時用減稅來刺激消費。邏輯上并非全無道理,但現實給出了另一個答案——減稅直接壓縮了聯邦財政收入,關稅又推高了國內通脹,兩者疊加反而加劇了財政赤字。對于急需現金流的財政部而言,這無異于飲鴆止渴。
無奈之下,特朗普將目光投向了美聯儲。這家名義上屬于美國、實則高度獨立的機構,手中持有超過7萬億美元的聯邦債務。
特朗普的邏輯簡單粗暴:逼迫美聯儲大幅降息。
按照相關測算,基準利率每下降1個百分點,財政部每年可節省約4000億美元的利息支出。如果利率能從當前的3.5%降至1%的目標水平,萬億美元的債務壓力將瞬間蒸發。對于深陷民調低谷的特朗普而言,這無疑是一根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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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問題在于,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并不打算配合這場豪賭。
美聯儲的法定使命是維持物價穩定與充分就業,而非為財政部的赤字買單。在通脹尚未完全馴服的背景下激進降息,不僅會摧毀美聯儲的信用,更可能引發全球范圍的資本海嘯與美元信任危機。自去年以來,面對特朗普的多次公開羞辱與威脅,鮑威爾始終未松口。
按照規定,鮑威爾的美聯儲主席任期將于今年5月屆滿。但據知情人士透露,鮑威爾已決定在任期結束后繼續留任理事職位,利用理事任期至2028年的時間窗口,在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內部制衡白宮的壓力。這讓特朗普徹底失去了耐心。
今年2月,白宮授意司法部門對鮑威爾展開調查,切入點是大樓翻修項目中的預算超標問題,暗示其中存在腐敗。四個月過去,調查并未拿出實質證據,但特朗普在4月的一次閉門會議中放出狠話:如果鮑威爾不體面離職,他不介意用司法手段“送他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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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美聯儲大樓的裝修問題上升為刑事調查,用“腐敗”的罪名污損一位全球最重要央行行長的聲譽——這種行為在外界看來,已經帶有某種“狗急跳墻”的絕望感。鮑威爾不是普通的官僚,他是全球金融體系的風向標。
一旦他被起訴,市場對美國制度穩定性的定價將瞬間重構,其沖擊力遠非一次關稅戰可比。特朗普不惜撕破這層遮羞布,恰恰暴露了財政困境對他的壓迫已經到了何種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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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特朗普很可能低估了美聯儲的制度韌性。
去年他曾公開宣布將解雇一名看不順眼的美聯儲理事,如今那人仍在職位上安然無恙。《聯邦儲備法》對總統罷免理事設置了嚴格的“正當理由”門檻,而政治分歧從未被法院認定為正當理由。
美聯儲的獨立性并非某個人賦予的特權,而是美國金融體系運行百年的基石。即便特朗普成功安插一位“聽話”的新主席,市場對美聯儲獨立性的懷疑本身,就會推高美債的風險溢價,最終反而增加財政部的借貸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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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更深層的悖論在于:特朗普越是試圖用行政權力摧毀美聯儲的獨立性,全球投資者對美國資產的信心就越脆弱,美債的收益率就越高,財政部的償債壓力就越大。這是一條自我實現的惡性循環。
過去幾十年,美國政府習慣了用發新債還舊債的模式,前提是全球市場愿意持續購買美債。但這個前提建立在兩個支柱之上:一是美元信用,二是美聯儲獨立于政治周期之外的貨幣政策能力。 特朗普對鮑威爾的攻擊,本質上是在親手動搖第二根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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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國政府開始用司法工具威脅央行行長以換取低利率時,市場會重新評估這個國家的制度風險。這不是特朗普與鮑威爾之間的私人戰爭,而是一個超級債務國與市場規律之間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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