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越有名，她們越痛苦

作者 - 水獺

監制 - 她姐

被誤解多年，張贊英終于有了說話的機會。

她今年八十多歲，灰白發微卷，一張蘋果臉圓圓的，戴著銀框眼鏡，講話慢條斯理，第一次不作為誰的妻子站在公眾面前。

她一生為茶花研究付出了諸多努力，努力過，爭取過，然而世事總是差那么一點，直到退休，她的職稱還停留在助理研究員。

然而直到兩年前，很多人才通過《十三邀》第一次認識張贊英。那時，她談起與丈夫曾孝濂走過的半個多世紀，情緒逐漸失控，最后掩面而泣，“沒有來生，如果有來生的話我絕對走我自己的路。”

那之后，比起同情，張贊英收到了更多指責，她被貼上“不爭氣”“失去自我”的標簽。

如今，她終于有機會站在臺上為自己說話。

“我覺得我是盡了全力的。沒有達到我預想的結果，實際心里邊是很不甘的，真的不甘。”

張贊英《人物》雜志演講，來自@準有為青年momo

視頻引發巨大反響。曾苛責她“不努力”“不獨立”的網友，終于意識到他們欠張贊英一句對不起。

與此同時，新的質疑和攻伐又開始了。他們遺憾張贊英沒有出走，她的婚姻、愛人，開始被全盤否定，被定性為阻礙她人生的唯一障礙。

不只是張贊英，過去幾年里，每當有女性講述類似不甘時，無論她們是家庭主婦，像張贊英一樣在家庭事業中反復權衡拼盡全力的女性，還是已經事業有成的女性精英，都會收到同樣的同情和批判。她為什么不離婚，為什么不出走，為什么不和原生家庭決裂？

但如果認真了解她們的故事，會發現事情遠比“走或留”復雜得多。她們努力過，爭取過，最終留下遺憾，她們從沒有失去過自我，又要出走去哪里？

我要出走去哪里？

長久以來，在大眾的視野里，張贊英的名字總是像某種伴生植物般，緊緊跟隨在丈夫曾孝濂之后。

作為“中國植物畫第一人”，曾孝濂花費畢生時間為多種植物立傳，為《中國植物志》《中國菌類志》《云南植物志》《西藏植物志》《香港植物志》等科學著作繪圖，發表的畫稿超過2000幅。

他的畫作里，線條舒展，花鳥純凈，充滿中式美學式的寧靜。

曾孝濂筆下的茶花

《十三邀 第八季》節目里，主持人許知遠在采訪這些聲名顯赫的大師之外，也將鏡頭轉向了他們身后的妻子。此前，歷史學家許倬云的妻子孫曼麗、評書表演藝術家田連元的妻子劉彩琴、詩人陳年喜的妻子周書霞都曾在這個節目里留下過濃墨重彩的一筆。

而鏡頭前的張贊英，并沒有如大眾預想般講出那個“伉儷情深”的敘事。

她談起與曾孝濂走過的半個世紀，和他在一起，她很少有開心的時刻。曾孝濂沉迷于工作，他純凈的花鳥世界之外，是張贊英柴米油鹽的生活：為了保證丈夫畫畫的時間，她包攬下全部的家務，燒柴、賣柴、鋸柴、劈柴......全是她一個人的事。

張贊英與曾孝濂

年少時，張贊英家中只有父親一個人掙錢，每次有好吃的，母親就先緊著父親，其次是孩子，最后才輪到自己。

習慣順著代際傳承，張贊英不自覺地學習母親，“好吃的是他（曾孝濂）的，他吃剩的我吃”，一切緊著丈夫來，一切時間要先保證丈夫的工作。

“好委屈啊”，講到最后，她的神情漸漸失控，以手掩面，泣不成聲，“沒有來生，如果有來生的話我一定走我自己的路。我只要一個工作就完了。”

張贊英

這段訪談意外地引發了大眾的討論，有人苛責她“不爭氣”“失去自我”，有人將矛頭指向婚姻和丈夫曾孝濂，還有人寫長文分析這段婚姻中的權力失衡。一時間，同情、惋惜、憤慨，一股腦兒地涌向這位八旬老人。

就在節目播出的前幾個月，大洋彼岸的美國安娜堡，另一位女性的名字也引發了潮水般的共鳴。

2023年底，社會學學者徐曉宏因癌癥去世，年僅四十五歲。妻子陳朗在他去世后寫了一篇悼文，文名為《緬懷曉宏｜陳朗：請君重作醉歌行》，悼文發出后，外界終于不再提及學術伉儷這樣的虛名，而是認真看待陳朗這些年的付出與犧牲。

悼文

2019年，因丈夫在密歇根大學社會學系擔任助理教授，陳朗辭去香港理工大學的助理教授教職，隨之赴美，暫時在密歇根大學當研究員。

在外界眼中，他們是令人艷羨的學術伉儷。2019年，陳朗辭去了香港理工大學的助理教授教職，跟隨徐曉宏來到美國。丈夫于密歇根大學社會學系擔任助理教授，而她暫時在密歇根大學當研究員。

很快，流感爆發，六歲的女兒停課在家，家里必須有人照顧，那個人大部分時間是她。她的個人時間因此變得支離破碎，偶爾能坐到電腦前寫點東西，也是零零碎碎。

她曾對心理醫生說，兩個人追求同樣的東西，必然有人去做那些不能忽略的瑣事：管孩子、報稅、理財、做飯，“他越成功你越痛苦。”而她在家中因為瑣事疲憊不堪時，丈夫正在網絡上與學者論述“國家”、“革命”與“現代性”。

積壓多年的感受，在悼文里一并涌了出來。她寫道：“我不知道有多少女人在她們杰出的伴侶最春風得意的時候，內心最痛苦地尖叫著。又有多少女人最終用‘愛情’說服了自己，抵消了、忘卻了心中的尖叫，保持沉默。”

《婚姻故事》劇照

這篇文章被稱為"孤篇壓倒全唐"。網友從中讀出了憤懣、苦痛、嫉恨，于是迅速給陳朗下了定義，這又是一場女性在婚姻里失去自我的悲劇。

對此，陳朗很快給出了回應：“那些覺得我'怨'的讀者（不管是同情我還是批判我），其實都低估了我作為一個獨立自我的立場。”

而張贊英一度對輿論感到茫然，她想解釋：她不是別人口中毫無社會價值的“家庭婦女”，她有工作。至于那天的眼淚，更多是流給那個時代，而非丈夫。

有人勸她像蘇敏阿姨一樣“出走”，她對此感到不解：她沒有被家暴，也沒有失去自我，她要出走去哪里？

張贊英做茶花育種工作

這一生我已拼盡全力，然而總是差了一點

輿論之外的張贊英，曾篤定地走著自己的那條路。

十八歲，張贊英來到昆明植物園，工作從磨鐮刀開始干起，割草、挑糞、挖地、施肥。長期的勞作，使得她的雙手關節變形，肩膀也被扁擔磨出血跡。

張贊英

她是工人里的外省人，家庭成分敏感，說不來云南話，只能一個人待著。漸漸地，她跟著師傅學習植物知識，開始做與茶花育種相關的工作。

成為茶花研究員后，每年冬天到來年三月，她都要進山去給野生茶花授粉、雜交。野生茶花通常開在四川、貴州、湖南、廣西、云南的深山中，她常要走三四個小時的山路才能到采集地點。

有次，毒蛇咬傷了張贊英的手指，整條胳膊腫成黑紫色，她沖到山腳找到衛生所，直到半個月后胳膊消腫，才撿回一條命。還有一次在廣西深山尋找金茶花時，螞蟥鉆進鞋里，走著走著，張贊英才發現時鞋里已是血水。

張贊英

山路走了一年又一年，她沒有停下自己的腳步。

1973年，所里有個科研項目需要人手，要求連續兩年在野外采集標本，張贊英本是合適的人選。但她當時懷了二胎，月份已經不小了，孩子和工作，只能二選一。

張贊英掙扎了很久，最終選擇了工作，并在流產手術中一度休克。可當假期結束后，這件事情卻沒有了下文，沒有得到任何說法，她很委屈。

三年后，張贊英爭取到了去北京林學院林業系學習的機會，班里組織晚上去看電影，她總是留在教室看書；在遺傳育種實驗室和無菌操作室，她經常一個人待到最后才離開。

畢業時，老師希望她留校做科研，她權衡再三，考慮到遠在昆明的家人與送她來帶薪學習的原單位，還是回到了昆明。

1987年，茶花組推薦張贊英去日本東京學習，那年兒子正值高考，她還是去了。

在日本的實驗室，她接觸到了當時較為先進的育種手段，時間緊迫，她夜里有時不回宿舍，兩張凳子一拼，就睡在教研室里。

張贊英在日本學習時

然而，回國后因為職稱限制，她無法申請到足夠的課題經費與設備支持，之前研究的課題沒能再繼續做下去，那些努力就這樣沒了下文。

她在《人物》的演講中講到，這一生她已拼勁全力，然而事業總是差了一點。這“一點”，有時代的原因，也有運氣的成分。

因為懂得時機的可貴，張贊英總是抓緊任何一次機會。上世紀90年代末，中國科學院首次面向50年代入職的低學歷員工，開放破格晉升正高職人員的通道，幾十年僅此一次，機會難得。

張贊英先去人事處打探清楚，回來后又鼓勵丈夫“試一試”。曾孝濂最終鼓起勇氣報了名，評審結果出來后，他被正式授予正高職高級工程師職稱。

張贊英和曾孝濂

同一年，張贊英自己參加副研究員評定，但沒有入選。直到退休前，她的職稱還停在助理研究員。

陳朗的自我也從未消失過。脫離“徐曉宏妻子”的標簽，陳朗的履歷，甚至比丈夫更奪目。16歲那年，她就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書頁簡介上寫著“以學習為生，以考試為命，命中注定為此奔波至今”。

像是某種預言般，陳朗此后的求學路優秀得如同標準模板：從北大本科畢業后，她先后拿下了哈佛大學的神學研究碩士和耶魯大學的宗教研究博士。

在耶魯大學讀書期間，她申請到了伍德羅·威爾遜國家獎學金，那一年，該獎學金有近六百人申請，最終入選的僅有22人，陳朗便是其中之一。

《82年生的金智英》

2015年，她從耶魯大學畢業，去往新加坡國立大學的亞洲研究所擔任博士后，隨后又在香港理工大學的助理教授一職，該職位是終身軌教職，競爭激勵。

一路走來，學術能力之外，陳朗還要時常面對來自外界的偏見。在新加坡時，一位歷史系男教授曾當著丈夫徐曉宏的面，用一種理所當然的語氣勸陳朗不要接受香港的教職，對方說：“你最差最差就是當個黃臉婆嘛。”她沒有理會。

陳朗始終清醒而篤定。在香港理工大學任職期間，她曾帶學生來到內地交流，席間一位男教授舉杯祝酒：“祝男生都找到好工作，祝女生都找到好老公。”她當場開口反駁：“怎么可以眼睜睜地看這種話語騙我的學生們”。

《82年生的金智英》

疫情逐漸緩和后，陳朗終于騰出一點時間重新面對自己。她開設了一門課叫《佛教能否帶來快樂》，在備課和授課的過程中，她忽然意識到，自己也應該去追求屬于自己的“好的生活”。

不久后，她提交了密歇根大學社會工作碩士的申請，決心轉行成為一名心理咨詢師。

幾乎是收到研究生錄取通知書的同時，徐曉宏確診了癌癥，于是陳朗將更多精力放在照顧親人上。

走，還是留？

留下來，還是離開，這道題從來沒有一個清晰的答案。

2002年，來自陜西的劉小樣在節目《半邊天》里說了一句話，后來被無數人記住：“我寧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很滿足。”

劉小樣

此后的十幾年里，她反復嘗試出走，去縣城做售貨員，去貴州賣化妝品，去江蘇某個工廠食堂做工......每次都因為孤獨、因為家人、因為種種說不清楚的牽絆折返回來。

她并不是沒有勇氣，只是那堵墻始終在那里。

2020年，56歲的蘇敏不堪忍受多年以來壓抑的家庭生活，于是貸款買了一輛房車，獨自上路，從鄭州開到了全國各地。她的經歷后來被拍成電影《出走的決心》，人們稱她為當代“娜拉”，敬佩她的勇氣。

蘇敏阿姨

只是，娜拉出走之后，究竟會怎樣？

早在1923年，魯迅就拋出過這個問題，他指出，出走并不是終點，經濟獨立才是根本。沒有獨立的經濟基礎，娜拉走后，要么墮落，要么回來。

講這番話的魯迅，自己的婚姻也沒能跳出這個邏輯。魯迅晝夜伏案寫作，妻子許廣平包攬了家中的大小事務，同時還替丈夫抄稿、校對，充當助手。

許廣平曾動過出去工作的念頭，魯迅不贊成：“你做事這些薪金，要辛苦一個月，看人家面孔，我兩篇文章就收來了。”

許廣平留了下來。魯迅去世后，她在一篇文章里寫道，丈夫的工作是偉大的，“然而我不過做了家庭主婦，有時因此悲不自勝，責問自己讀了書不給社會服務。但是，我又不能更不忍離開家庭，丟下他，獨自個兒走到外面做事。”

她將自己的委屈指向社會通病：“這個責任似乎不能專責備女性，這是社會構成的病態現象。”

一個世紀過去，張贊英在昆明植物所面對的，是相似的困境。

在科研單位，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誰的工作更多，就以誰為主。現實中，大部分退讓的是妻子。在張贊英看來，“自愿也好，被迫也好，沒有辦法。”

兩人的同事、植物學家李恒和丈夫王今維是個例外。李恒沉迷于學術，王今維則承擔了買菜、做飯、照顧兒女的繁重家務。

李恒與曾孝濂

后來，王今維住院，醫院下了病危通知，恰逢李恒籌備了將近兩年的獨龍江科考也即將出發。彼時，61歲的李恒選擇留下兒女照顧丈夫，自己動身前往獨龍江。

在當時，這個決定顯得驚世駭俗。女性似乎只有表現得足夠堅定與決絕，才能保全自己的事業和野心。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勞迪婭·戈爾丁曾在著作中論述女性難以兼顧事業和家庭的原因，其根源是貪婪的工作：

“工作的貪婪意味著，有孩子或有其他照護責任的夫妻可以通過分工獲益......夫婦中的一員將主要關注家庭，一有緊急情況就得離開辦公室或工作場所趕回家去。這位家長的職位要相當靈活，一般不會被要求在晚上10點回復電子郵件或電話；不必為某項并購缺席孩子的足球比賽。與之相反，另一位家長則可以在工作中隨叫隨到。對于隨時為家庭待命的人，晉級、提升和收入遭受的潛在影響不言而喻。”

在實踐中，退讓的往往是女性。家庭責任與職業發展，在這套邏輯里從來就不是并行的兩條軌道，而是一道選擇題。

《82年生的金智英》

同樣深陷這道題的，還有陳朗。正如她在悼文的補充說明所寫，她寫作的出發點，并不是“怨”，而是為了誠實地講述：“特別是作為一個女孩子的母親，我要誠實，不想續寫'做你的妻子是我一生榮幸'之類的神話，來讓更多的女孩子誤解婚姻的意義。”

若有“怨”，也是對于“結構和制度”的怨：“即使如曉宏這樣追求完美人格的人，都留下這么多痛苦和遺憾，我們所有人（包括男性）作為父權結構的受害者承受了什么？我們的學術制度是不是不人性？是不是異化？”

對于沒能在事業上有更大的成就，張贊英有著同樣的遺憾：“這一輩子，我有一些遺憾和不甘心，但是你要問，我有沒有努力，有沒有爭取？我覺得我是盡了全力的。但是，沒有達到我預想的結果，實際心里邊是很不甘的，真的不甘。

張贊英《人物》雜志演講，來自@準有為青年momo

這些權衡、退讓、不甘和遺憾，并不是一句簡單的“走或留”可以概括。

別再用“離開”或“留下”來審判女性的選擇，更別急著用結果倒推，否定她們的一生。一個女性為婚姻和家庭作出的讓步和犧牲，不該成為她被討伐的理由。

比起反復質疑她們是否堅定勇敢，為什么不選擇離開，也許更重要的是，看到她們，看到她們人生那些盡力的時刻和未能完成的遺憾，承認她們的付出與犧牲，理解她們的選擇與價值。

當這些講述被認真傾聽和對待，改變，就已經發生。

部分參考資料：

1、人物｜《張贊英：80歲，我說出自己的野心與「不甘」》

2、谷雨實驗室｜《除了是曾孝濂的妻子，張贊英還是她自己 | 谷雨》

3、界面文化｜《丈夫光環之下，女性只剩暗影》

4、界面文化｜《我們要如何理解妻子的“怨”？從陳朗的悼文談起 | 編輯部聊天室》

5、南風窗｜《我的丈夫是名人，但我很痛苦》

6、南方周末｜《關于陳朗：不是“愛的代價”》

7、時間社THiS｜《緬懷曉宏｜陳朗：請君重作醉歌行》

8、時間社THiS｜《緬懷曉宏｜陳朗：我的幾點說明》

圖片來源：公開資料，網絡，視頻截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