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當老師之后，我在閑魚做傾聽師，9.9元一單

作者 /左希

責編 /清和

題圖 /《古瀧兄弟與四苦八苦》

2025年夏天，一篇名為《教育離職率登頂：你以為的穩定職業，塌房了》的文章在社交平臺刷屏。教師們涌入評論區，寫下各自的疲憊、掙扎與離開。有人寫：“畢業就在私立教書，十年了，今年帶完高三就不續簽了。”有人寫：“沒有永遠的鐵飯碗。”還有人留下一句：“不是不想干了，是干不下去了。”

璇子也看到了那篇文章。那時候，她已經離開學校一個月。沒有去找下一份工作，也沒有明確的計劃，偶爾接點零碎兼職。有人問她：“你現在算什么狀態？”她想了想，說不出來。“既然不是老師了，也還沒有成為別的什么。”

她后來想，那段時間更像是從一條很擁擠的軌道上下來，站在旁邊，看列車繼續向前。站久了，她慢慢意識到一件事：她不是唯一一個下車的人。

01

她不是一開始就想離開的。

2020年8月剛入職時，她一度覺得，這大概就是自己能想象到的“最好狀態”。她教小學美術。每天和一群小孩待在一起，畫畫、做手工，教室里總是亂糟糟的，但那種亂是熱鬧的。她會認真打扮自己，穿干凈的裙子去上課。周末和寒暑假基本屬于自己，可以出去旅行，看展，再把看到的東西帶回課堂。那時候，她甚至會覺得，自己是“有一點點藝術家氣質的老師”。

孩子們也很喜歡她。他們會用歪歪扭扭的線條畫她，把她畫成大眼睛、長頭發的樣子，再在角落用拼音寫：“lao shi wo xi huan ni”。每次下課，她手里都會被塞滿各種小東西：扭扭棒折的小花，橡皮泥捏的小戒指，樂高拼出來的迷你皮卡丘。她會拍下來，發朋友圈，有點得意地說：“這是全世界最珍貴的禮物，千金不換。”

她那時候沒有太多去想“體制內”這件事。工作是具體的，是一節一節課，是一張一張畫，是小孩子在你旁邊嘰嘰喳喳。

變化是從2022年春天慢慢開始的。先是學校開會，說不再新招臨聘老師。然后是課后三點半，“所有老師都要參與看班”。這些聽起來都不算什么大事。但校園里的氣氛，開始一點點變了。大家不太再聊誰課上得好，誰帶學生有方法。暗地里更在意的，是另一套東西：誰是編內，誰是編外，誰背后有人，誰沒有。

她是正經考進來的編內老師，但資歷淺，沒有背景，也沒有人脈。她當時的想法其實挺“乖”的：那我就多干一點。多上課，多扛事，多幫忙。熬一熬，變成學校里的年輕骨干，應該就穩了。

后來她回頭看，會覺得那時候的自己有點天真。接下來的一年，學校一口氣清退了4名臨聘老師。人少了，事情沒少。到2024年秋季學期，她一個人要帶一、二、五年級，一共11個班。每周22節正課，外加社團課、托管、午休看班。

她那段時間不太敢多喝水。怕上廁所來不及。臉上的痘一顆一顆往外冒，連著長。晚上回到家，經常已經八九點，累到不想吃飯。但如果只是上課，其實還好。更磨人的，是那些“說不上來算不算工作”的東西。

每個月必須聽滿8節公開課。不管是不是美術課，都要去，坐在后排記筆記，寫評價。學校的活動一場接一場，開學典禮、畢業典禮、藝術節、科技節……從策劃到現場布置，基本都落在美術老師身上。再加上各種培訓、會議、線上打卡，她常常忙到一種狀態：一天結束了，但說不清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最讓她別扭的，是那套反復出現的要求。一邊要求課件、作業必須高度統一，一邊又反復強調“分層教學”。她不知道這兩件事怎么同時成立。她更像一個必須“秒回指令”的人。做什么都要拍照、留痕、上傳。

有一次，她正拿著畫筆給孩子示范，被臨時叫出去拍活動照片，只是為了給領導的PPT湊素材。她后來形容自己那段時間：“有點像工具人。”“留痕”這個詞，她越來越煩。做任何事情，都要證明“你做過”。“至于做這件事本身有沒有意義，好像不太重要。”

“迎檢”的頻率也越來越高。以前一個學期幾次固定檢查，后來變成不定時。老師們私下叫它“大考”。有時候晚上已經回家了，一個電話打來，要立刻回學校整理材料。藍色的文件盒一摞一摞，關鍵是“齊全”。她偶爾會在辦公室愣一下，腦子里冒出一個問題：這些東西，到底有什么用？但這個問題，沒有地方可以問。

2025年春天，辦公室里開始傳一個說法：要“末位淘汰”，要“分流”。她說，她當時整個人“麻”了一下。后來她用了一句有點夸張的話形容：“就像被一個渣男反復PUA，耗了你好幾年，最后還說你不夠好。”

接下來一個月，領導陸續找人談話。說法都差不多：“要有心理準備。”“可能分流，也有小概率會離開系統。”她問了一句：“小概率，是多小？”對方說：“這個我也不好說。”

她慢慢發現，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反應完全不一樣。年長的老師很平靜。她們只想熬到退休，教不教書已經沒那么重要。有關系的年輕人，也不太焦慮，真分流，對他們來說反而可能是另一條路。只有她，卡在中間。

那段時間，她反復想一個問題：如果繼續留下來，她還能撐多久？后來，是她媽媽說了一句話：“學藝術的人，可能不太適合這么多條條框框。”

學期末，她把所有工作交接完，辦了離職。沒有特別正式的告別，也沒有想象中的“解脫感”。她說，更像是從一個來回打晃的秋千上，起身離開。

02

離開學校之后，她有一段時間，開始頻繁地刷短視頻。B站、小紅書、抖音，來回切。她想看看，同齡人到底在過什么樣的生活。

看得越多，她越有一種說不上來的感覺。屏幕里的世界，好像分成了兩層。一層是很亮的。有人講副業，講自由職業，講如何用碎片時間賺錢。視頻里的生活被剪得很干凈，像是沒有成本，也沒有風險。

另一層則完全不一樣。有人送快遞、開貨車、在電子廠流水線上站一整天。吃路邊攤，背景音樂壓得很重，像是刻意要把“辛苦”這件事放大。

她盯著這些視頻看，會突然有點恍惚。

那段時間，她也在整理自己的東西。翻出一大箱以前自己掏錢給學生買的小獎品：低齡美術DIY材料、小工具，還有一些零碎的小玩意。現在再看，扔了可惜，留著又占地方。她把這些東西掛到了閑魚上，半賣半送。定價的時候，她順手往下滑了一下。頁面里除了賣東西，還有一些奇怪的鏈接：“陪伴”“傾聽”“情緒陪聊”。

她點進去看了一會兒。一些文案很樸素：“不打斷，不評判。”“不講道理，只聽你說。”“可以罵人，可以哭。”

后來她自己也說不清，當時是出于什么心態。有點好奇，也有點想試試。她照著別人的模板改了又改，最后寫了一段介紹：前體制內美術老師（已離職），持教師資格證，有審美，有耐心，不打斷、不評判、不灌雞湯，只做你的情緒垃圾桶。頭像是她自己畫的，一個穿藍色背帶裙的女孩背影。她把價格定成9.9元。

對她來說，這更像是開一扇小窗。她想看看，真實的世界，到底在發生什么。她的接單流程很簡單：有人拍下商品，會自動回復，引導對方加一個微信小號。錢先由平臺代管，在24小時內，通過文字或語音完成“傾聽”，對方確認收貨之后，錢才會到她手里。

第一單來得很快。那天晚上，她正在整理手機里學生的照片。一些課間抓拍的瞬間，她猶豫著要不要備份，然后刪掉。消息突然彈出來。有人下單，并申請添加微信。她愣了一下，點了通過。對方頭像是一間畫室，朋友圈不可見。她本來以為會是語音，對方卻一直用文字。她反而松了口氣。跟陌生人直接通話，她其實會緊張。

女孩是江西一家美術培訓機構的老師。她們的經歷幾乎是反過來的。璇子是從體制里出來。女孩是拼命想進去。她已經連續考編好幾年，一直沒有上岸。不是因為向往體制，是因為父母。親戚家的孩子，不是公務員，就是老師。她父母覺得臉上過不去。他們給她一個條件：只要考上編制，就不再逼她相親結婚，讓她自己決定人生。

她就這樣，一年一年地考。一邊考，一邊在教培機構上班。疫情之后，她在那家機構待了幾年。底薪3200塊，要負責將近100個學生。零基礎和有基礎的孩子被混在一個班。她教得很累，學生也學不到什么東西。時間久了，她開始覺得，自己不像老師更像銷售。要招生、轉化、續課、維護家長關系。一對一評畫，辦畫展，組織外出活動。

她說，現在這個行業里，很多人已經不太在意“教得好不好”，更在意的是“能不能把錢收上來”。她提到，本地有些機構，打出“交三年送三年”的價格，把市場直接壓亂。最后不少機構破產跑路。

課時費被壓到20塊一節。家長也習慣了這種價格。她剛入行那幾年，小班課，一節課還能收150到200塊。現在不可能了。更讓她焦慮的，是機構已經拖欠了好幾個月工資。社保也沒交。

她說，她現在最怕兩件事：一是開單；二是機構突然跑路。“開單”，意味著要繼續幫機構撐下去。不“開單”，機構撐不住，她連工資都拿不到。她其實想離開，但不敢。一旦辭職，回家備考，壓力會更大。

那天晚上，她們聊了很久。沒有語音，只有一行一行打出來的字。兩個人一個拼命想逃出來，一個拼命想擠進去，都不知道哪條路是對的。

后來，她陸續接到一些訂單。有的剛加上微信，第一句話就是：“老師，你的三圍是多少？”也有人聊著聊著，直接發來一段成人視頻的錄音。她很快學會了一件事：拉黑，然后退款。“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她說，“這也算真實世界的一部分。”

出于好奇，她也反過來，在平臺上下過一次單。對方是一位“情緒療愈師”，收費49.5元，已經有一百多人下單。她想看看，別人是怎么做這件事的。對方是一個全職太太，頭像是一家三口的卡通形象。語音里帶著一點南方口音，語氣很軟。

對方說，自己在一家心理服務平臺有注冊。平臺有培訓，也交了錢。剛開始，一切看起來都挺正規。有課程，有老師，講情感、職場、親子關系。她認真學，也認真做筆記。但沒過多久，接到的電話開始變味。有人一味發泄。有人開始試探邊界。也有人直接提出一些很低俗的要求。她一開始很不適應。后來才發現，同期的學員，幾乎都遇到了一樣的情況。

更讓人不舒服的是平臺的態度。培訓老師不僅沒有制止，反而會教她們如何應對這些需求。用一些話術去“合理化”，去延長通話時間，完成交易。她慢慢意識到，這不是一份“幫助別人”的工作，更像是一種被包裝過的服務。平臺的分成也很復雜。名義上是滿1000元抽成30%，但實際上，錢一開始就被抽走了一部分。之后還會引導她再交錢，“買斷合作資格”。

晚上11點到凌晨3點是 “流量高峰”，白天則幾乎沒什么單。平臺規則嚴苛，漏接電話就會被處罰，降權、關禁閉、搜不到賬號都是常事。她算了一筆賬，同期的人，很多只賺了幾百塊。但培訓費，動輒七八千。時間、精力，還有情緒，都搭進去了。“挺不值的。”這位全職媽媽說。

通過她的講述，璇子慢慢拼出一個輪廓。“傾聽師”“秒回師”，已經不只是零散的個體兼職，而是一種正在被平臺化、商業化的新型工作。松果傾訴、壹心理、壹點靈等心理類平臺，噠噠等綜合兼職平臺，再加上閑魚、小紅書、抖音等社交平臺，都在涌入同一批人。有人開4.9元的體驗單，也有人把價格做到上千元。

她后來看到一個數據。在中國，大概有200萬人，在做類似的事情。很多人和她差不多。剛離職，在找出路，找一個可以暫時停駐的地方。她隱約感覺到：自己像是站在一個入口。往里看，是很多人的生活。一條一條，岔開，又合在一起。

03

后來，找她的人多了起來。

有些人說完就走了。也有人會在某一刻突然停下來，不再發消息。這些對話，很少有真正的結尾。

有一單，對方是一位美術學校的校長。那天，對方直接打來語音。北方口音。他向璇子講自己的前半生：從白手起家到人生巔峰，再跌落谷底又不甘心。他2012年開畫室，剛開時條件很差。畫室很小，冬天沒有暖氣，他就在屋里點煤爐，一邊畫畫，一邊搓手。第一屆只有3個學生。從上課到管理，全是他一個人。他說那時候，就想著一件事：認認真真教孩子，把自己會的，全都教給他們。

后來，學校慢慢做起來了。學生越來越多，他開始招老師，擴場地。最好的時候，有60多個全職老師，幾千平的校區，還有展廳。他教出來的學生里，有人考上央美、國美，也有人一路讀到博士。

那幾年，他買了房，買了車，有了孩子。一切都在往上走。然后疫情來了。他一開始還在硬扛。搬校區、縮班、壓成本，從氣派的大展廳，搬回小隔間。屋漏偏逢連夜雨，那段時間他父親查出癌癥。治療反反復復，花了近百萬，最后還是沒能留住。說到這里的時候，對面的打火機“咔嗒”了一聲。

學校受幾重沖擊，生源減少，老師流失。欠了幾十萬的貸款。他舍不得關門，去開了一年網約車，每天在車流和狹窄的街巷里穿梭。每天回家前，他會在車里坐幾十分鐘的心理建設，試著讓笑容自然一些再上樓。

有一次，他在菜市場被人認出來，是一家四口。那個女孩是他以前的學生，后來考上央美，又出國。對方在菜攤前拉著他，一直說謝謝。說當年在畫室的事，說他上課的樣子。臨走的時候，還給他買了一袋肉和海鮮。他說，那天開車回去的路上，他一直在哭。

后來，他跟家里人說了實話，關掉了本部校區。現在，他租了一間很小的畫室，一邊賣畫，一邊帶學生。學生不多。他說自己也不想再擴了。“再過幾年，我就50歲了。”他說。

還有一單，是一位寶媽。

她一開始沒有說話。只是每隔十幾分鐘，發一張照片。“你看到了什么？”璇子一張一張回。滿出來的垃圾桶；桌上堆著的紙巾，沒洗的碗，油漬粘在桌面上；鍋里還留著煮完面的水；地上四散著襪子；廁所里，卷紙空了很久；馬桶邊有尿漬……

一直到晚上十點多。對方發來語音。說話的聲音很輕，卻也很急。她說，她老公一個月工資四千，剛夠還房貸。家里的開銷，幾乎都在她身上。奶粉、益生菌、紙尿褲，一樣一樣算給璇子聽。

她說自己不是不想省，每一筆大開銷，都花在孩子身上。可她一開口說壓力大，丈夫就會回一句：“你就不能省著點？我每天當牛做馬，午飯超過十五塊都不敢點。”

后來，她又發來一張圖：幾顆黑芝麻，散在白色的地磚上。她說：“我的婚姻，就像這一地芝麻，密密麻麻，撿不完，也理不清。有時候真的累到不想撿了，干脆坐在地上，破罐子破摔。”那一單完結后，對方把璇子刪了。

他們不想讓自己的窘迫，被任何人記住。類似情況還有一個男生，醫學院制藥工程本科畢業，現在在快遞站做分揀。他說話不多，有一句口頭禪：“算個啥。”

他說自己上學的時候，以為畢業后能進醫院。結果連對口工作都找不到。一開始不愿意做底層工作。后來發現，底層也不缺人。兜里只剩五十塊的時候，他還是去了。

他做過奶茶店、服務員、外賣員、銷售。也接過代寫論文、剪視頻、代購藥品。現在每天朝九晚九，累到沾枕頭就睡。他問璇子：“你說，本科生，算個啥？”

有一次，他在奶茶店被同事嘲諷：“本科生連這點事都做不好。”他說那一刻，突然覺得有點好笑。璇子聽著，心里滿是共情。多年努力不被認可、被迫妥協的落差，莫名被歧視的委屈，她太懂了。她剛想開口安慰，對方淡淡一句：“傾聽，算個啥？”“誰也不是誰的上帝。”“各自活好吧。”說完，就沒再出現。

也有一些人，會聊很久。

涵是山東人，985畢業。她講家鄉的事情，鄰里爭地可以打得頭破血流；誰家新房蓋得高，就被罵壞了風水；磕頭拜年更像一場表演，表面恭敬，內里捧高踩低。這些事她見得太多，覺得心涼。

她說：村里很多空房子，誰家屋子塌了，就被扒掉，原地種上玉米。等莊稼長出來，一片綠油油，那些人在世上的痕跡，就徹底消失，像從沒來過。

那些看似荒唐的規矩，不過是底層社會維持穩定的低成本工具，藏著大家族脆弱的權力平衡與情感紐帶。她說最怕的，不是這些。是“賣女兒養兒子”。她大學的學費，是自己打工和貸款湊的。大學期間，她兼職收入微薄，一個月花500塊，摳摳搜搜過日子。可父親卻直白地告訴她：“你得趕快賺錢，把你弟弟娶媳婦的錢攢出來。”

還有一個00后的男生。初中輟學，說話有點江湖氣。他說他不想像村里的人那樣活。手機短視頻讓很多同齡人心態扭曲：有人開始抱怨，有人開始躺。他說他不想這樣，他準備從貴陽騎車到大理。想學跳舞，學木雕。“反正這輩子就一次。”他說。

璇子數了數，自己從業一來，一共接了72單。其中7單申請退款，大多是臨時改變主意、不想再聊，她都爽快同意。全部做下來，賺了600多塊。

春節前，璇子把那條9.9元的傾聽服務下架了。有一天，她看著后臺的訂單記錄，突然不太想再接下去了。

這個月，她報了一門海外的線上藝術療愈課程。課程內容她還在慢慢跟。有時候畫點東西，有時候只是發呆。有人問她，接下來準備做什么。她還是會停一下。她開始相信，有些東西，其實是算不出來的。比如，一段關系能走多遠，一份工作能做多久，一個人會在什么時候停下來，換一條路。

她后來看到海德格爾的一句話，大意是，人不是先有一個確定的樣子，再去生活，而是在各種還沒完成的可能里，一點點成為現在的自己。她覺得，這句話大概是真的，但也就這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