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蒙山：一部西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無字史書”

“烏蒙山連著山外山，月光灑下了響水灘”，一曲《奢香夫人》不僅描述了烏蒙山的雄偉秀麗，更追敘了西南地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厚重歷史。烏蒙山以其獨特的地理格局孕育了多彩絢麗的文化，其豐富的文化遺存更成為多元共生的鮮活見證。

烏蒙山脈，雄踞于滇、黔、川三省交界地帶，是云貴高原的脊梁之一，因山地所在地區歷史上屬烏蒙部和烏蒙府得名。其山脈呈東北—西南走向，東北起自云南昭通市和貴州畢節市，西南綿延經貴州畢節市赫章和威寧兩縣。《徐霞客游記》記載：“盤江之源，以烏蒙為界，其南者南流，其北者北流。”區域內喀斯特地貌廣布，山地與河谷交錯縱橫，造就了“山水互連、民族相依”的地理格局。

從先秦遺風到漢晉春秋：考古遺存映襯空間匯聚

考古發現表明，烏蒙山脈是我國南方早期人類活動的重要區域，貴州與云南境內的新舊石器時代遺址、青銅時代的夜郎文化與朱提文化遺存，共同勾勒出這一軌跡。

▲遠眺烏蒙大地縫。 新華社發（聶康攝）

貴州黔西觀音洞遺址，年代跨越舊石器時代晚期至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豐富，形成“觀音洞文化”。1964年—1973年，觀音洞遺址發掘出土石器4000余件，石器以中小型為主，刃角多低于70°，“錯向加工”技術罕見，與北方周口店文化差異顯著。觀音洞文化分布與烏蒙山脈北部重合，證明數十萬年前烏蒙山一帶已有人類活動。此外，云南昭通馬廠遺址、魯甸野石山遺址等考古遺址亦十分豐富，馬廠遺址刮削器占比68%，與觀音洞同類器物形制相似；野石山遺址發現距今約3萬年的人類股骨化石，伴生劍齒象、大熊貓化石，共同訴說著遠古的生命篇章。

石器時代遺存凸顯了烏蒙山一帶多種文化匯聚的特征。貴州畢節青場遺址出土的磨制石器中，石斧、石錛占比75%，陶器紋飾“繩紋+附加堆紋”兼具云貴高原與長江中游大溪文化元素；云南昭通閘心場遺址的磨制石斧，刃部弧形與四川三星堆遺址石器高度相似，印證烏蒙山脈早期文化交流廊道作用。

青銅時代，烏蒙山一帶為夜郎文化核心區。考古發現，畢節青場遺址出土了石范（以石料制作的鑄造模具，主要用于澆鑄金屬工具、武器及錢幣），威寧中水雞公山遺址出土了精美的銅錛，這些表明距今3000年左右，云貴高原即出現了青銅冶鑄技術。距今2000年左右，夜郎崛起。夜郎之名，最早見于司馬遷的《史記·西南夷列傳》：“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據貴州省赫章縣可樂遺址考古發掘顯示，1960年—1978年清理的207座墓葬中乙類墓“套頭葬”，為夜郎獨有，而出土的立虎銅釜、青銅劍又深受中原文化影響。可樂遺址出土的30多枚五銖錢中，漢武帝時期鑄造的占82%，證明當時夜郎與中原經濟聯系密切。同樣，威寧中水遺址（戰國—東漢）2002年考古發掘出土遺物1000余件，“搖錢樹”陶范、青銅車馬器等承繼中原文化，陶器紋飾具有地方特色；云南昭通出土的“漢叟邑長”銅印，后認定為漢朝冊封少數民族首領之信物，印證漢代中央王朝對西南地區的治理。

漢晉時期，烏蒙山下的朱提城，延傳中央王朝在西南的“大一統”方略，繼續溝通中原與西南。位于今云南昭通的朱提故城，素有“鎖鑰南滇、咽喉西蜀”之稱，歷史上通過秦五尺道將四川和云南連起來。朱提故城遺址出土的漢磚、“長樂未央”瓦當、“南夷長史印”以及周邊的銀礦遺址等，共同揭示了中央王朝經略西南的重要歷史。

從“巴蜀徼外”到“改土歸流”：歷代治理推進整合進程

烏蒙山一帶的區域整合治理與發展，與中央王朝治理策略的迭代深度耦合。從先秦至秦漢的“巴蜀徼外”，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左郡左縣”，到唐宋時期的懷柔政策，再到元明清時期的土司制度，經清代雍正朝“改土歸流”后實現直接管轄格局。治理方式的每一次演進，都是烏蒙山區各民族從“和合共處”走向“交融共生”的歷史寫照。

先秦時期，烏蒙山區屬“巴蜀徼外”，是僰人、靡莫、勞浸、夜郎等族群的活動區域。僰人聚居于烏蒙山脈北部（今四川宜賓至云南昭通一帶），《華陽國志·蜀志》稱其“椎髻左衽，從事農耕，善釀酒”。《水經注》引《地理風俗記》載僰人“夷中最仁，有仁道，故字從人”。秦代修筑僰道時，僰人成為重要力量。靡莫、勞浸則居于山脈西部，《漢書·西南夷傳》有“靡莫之屬，與夜郎同姓”的記載。

漢武帝時期，中央王朝積極經略西南。為打通西南通道，漢武帝派唐蒙出使夜郎，《史記·西南夷列傳》載“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建元六年（前135年），漢朝設犍為郡，將烏蒙山脈東部納入中央王朝版圖。元鼎六年（前111年）平南夷設牂牁郡，元封二年（前109年）降滇設益州郡，山脈全域分屬三郡，正式進入郡縣治理階段。

諸葛亮治蜀是三國時期的重要政治實踐。公元223年白帝城托孤后，諸葛亮執掌蜀漢政權。他奉行“南撫夷越”之策，親征南中，“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在平定叛亂后，采取“即其渠帥而用之”的方針，任命當地部落首領為官吏，既尊重地方傳統，又強化隸屬關系，促進了南中地區的穩定與民族融合。位于四川的越西武侯祠、貴州的七星關遺址，都是諸葛亮“南撫夷越”的經典物證。

魏晉南北朝時期，彝族先民爨氏崛起，建有“爨氏政權”。其中西爨（曲靖一帶）學漢文、修漢墓，呈現“漢夷交融”特征，曲靖八塔臺古墓群出土的西漢“輔漢王印”（龜鈕銅印），印證了爨氏與中央的臣屬關系。唐宋時期，彝族默部在烏蒙山（畢節一帶）建立羅施鬼國，《宋史·蠻夷傳》載其歲貢方物，受宋冊封；彝族于失部在烏蒙山脈南部建立羅殿國，與唐宋保持朝貢關系。

元代正式推行“土司制度”，《元史·地理志》載“烏撒烏蒙宣慰司，在本部巴的甸。烏撒者，蠻名也……今所轄部六，曰烏撒部、阿頭部、易溪部、易娘部、烏蒙部、閟畔部”。

▲奢香夫人雕像。　來源：畢節市博物館

明代奢香夫人任貴州宣慰使時，通過“修驛道、興儒學”，進一步打破民族隔閡，推動文化融合。

明清之際，中央政權為強化集權統治，推行“改土歸流”。清雍正年間，在烏蒙山區重點推行“均田制”，漢族移民大量涌入，先進生產技術不斷傳播，推動經濟文化發展。清末，昭通成為滇東北商貿中心，各民族在生產生活中深度互動，推進了烏蒙山區各民族融合的歷史進程。

從五尺道到奢香九驛：漫漫古道訴說交融脈絡

烏蒙山脈的古道體系，是西南地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有形脈絡”。從秦五尺道的通道奠基，到唐宋至元明茶馬古道的商貿驅動，再到明代“龍場九驛”的系統整合，三條古道在時空維度層層遞進，推動多民族從“點線互動”走向“深度交融”。

▲云南曲靖八塔臺墓地出土的“輔漢王印”銅印。 資料圖片

秦五尺道是中原向西南腹地的延伸鋪墊，成為西南地區多民族交融的“初始紐帶”。《史記·西南夷列傳》載：“秦時，常頞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路線起于四川宜賓（僰道），經云南鹽津、大關、昭通折向曲靖，繞行烏蒙山脈北部邊緣，打通中原與西南陸路通道。這條寬僅五尺的古道，成為早期物資與文化傳播的紐帶——中原鐵器、絲綢由此入西南，西南地區的“筰馬、牦牛”等物產運往中原。考古佐證，云南昭通桂家院子東漢墓出土的“蜀郡成都”鐵鍤，與成都平原漢代官營鐵器形制一致，印證五尺道對技術的傳播推廣作用。

唐宋至元明，茶馬古道成為烏蒙山一帶多民族交流往來的核心載體。以茶、馬、鹽等貿易為核心的商貿網絡，在此形成“主線貫通、支線密布”格局：主線從四川雅安經宜賓、昭通穿烏蒙至云南大理，支線深入畢節、威寧等腹地。《新唐書·南蠻傳》記載唐代“南詔賣馬于蜀”，烏蒙地處蜀滇要沖，成為貿易關鍵節點；宋代北方馬源斷絕，在南方山區設“買馬司”，《宋史·蠻夷傳》載“羅殿國歲貢馬匹”，中原地區的商人深入烏蒙山區，與彝、苗等先民交換茶、馬、鹽等貨物。威寧中水遺址出土的宋代“淳化元寶”銅錢、彝族風格銅飾等文物，印證宋代中原與西南一帶的商貿頻繁。

明代，奢香夫人主持開鑿“龍場九驛”，烏蒙山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進入新階段。據《明史》等記載，明洪武年間，貴州宣慰使奢香夫人率部“開偏橋、水東，以達烏蒙、烏撒及容山、草塘諸境，立龍場九驛”“開赤水之道，通龍場之驛”。驛道以貴州大方為中心，向烏蒙山脈腹地輻射，其中最主要的一條為貴州境內的“龍場九驛”，全長約500公里，路面寬2至4米，青石鋪砌，陡峭處設石階，大方閣雅驛道落折河段至今完好。“龍場九驛”改善了黔西北的交通狀況，強化中央與西南的聯系。驛道沿線設“社學”傳授儒家文化，奢香“遣子阿期隴弟入太學”，推動了西南少數民族文化與中原文化的互動；中原地區的工匠、僧道等群體沿驛道遷入，與彝、苗等民族一道開墾農田、興修水利。畢節驛出土的明代陶俑，兼具中原文官與西南少數民族武士形象，直觀展現了多民族文化互融景象。

值得一提的是，烏蒙山的紅色印記在西南地區同樣光彩奪目。1935年2月至3月，紅軍長征途經烏蒙山脈，后來，毛主席作《七律·長征》，有“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的描述。當時紅軍執行民族平等政策，《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關于爭取少數民族工作的指示》提出“尊重風俗習慣，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在畢節成立“川滇黔省革命委員會”，發布《關于苗族問題的決議》；在威信召開扎西會議，改組黨中央的領導特別是軍事領導，當地3000多人參加紅軍。紅軍憑借烏蒙山的地理屏障與區位優勢，進行烏蒙山回旋戰，突破了國民黨封鎖，為戰略轉移提供契機。這段光輝歷程，將革命的火種與民族團結的理念深植于烏蒙大地，為黨的民族民族理論政策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寶貴的歷史依據和實踐基礎。

【作者：伍吉蘭 周瑩 陳文元　單位：貴州民族大學民族學與歷史學學院。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滇黔桂邊區各民族綠色生活方式構建與文化選擇研究”（23XMZ018）階段性成果。】

監制 |肖靜芳

統籌 |安寧寧

編輯 |周芳　海寧

制作 |魏妙

來源 |中國民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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